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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天，我终于逃离北京，通过“民先”的安排来到冀中解放区。我渴望从事文学工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志愿都未能实现。我用绝对真诚的感情，写了一些短诗和散文，看过的人说：我的文字很流畅，但从这些诗文当中，还看不出我能够成为一个作家的迹象！这些评语和我的中小学老师对我的作文所作的评语差不多。
就在我对从事文学工作的信心几乎要丧失的时候，我和一些青年一道被送到延安去学习。我开始体验我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我们长时间地在根据地之间长途行军，使我领略了实际的战士生活和书本上描写的战士生活之间的差别。我学会了背着背包夜行军和过封锁线，学会了自己上山砍柴和在野外做饭，学会了忍饥耐渴和适应各种各样过去从未想象过的艰苦生活，我自己觉得自己几乎变了一个人。但是，有一天我却无意中偷听到了一个老战士（我的同行伙伴）对我的“评语”：“这是一个典型的忧郁型的小资产阶级！”
由此，我深深地体验到：要想把自己塑造成为符合自己理想的人，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自己仍然不想放弃我的志愿，我顽强地认为，除了搞文学以外，恐怕没有适合我做的工作。到了延安以后，我和一个北京同学一道去投考鲁艺：他报考音乐系，高高地考中了；我报考文学系，却名落孙山。这时，我才懊丧地领悟到：要跨进文学的“窄的门”，光靠热情的愿望，而没有刻苦不懈的追求，恐怕是不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执拗地认定：我也许没有足够的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但是我就不相信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在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是用心地阅读我得到的一切文学书籍，几乎每天都试着用自己以为优美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记下来。我的固执没有白费。不久以后，我终于在另一次报考中，考上了鲁艺文学系，而且被认为是这一批考生当中水平很不错的。当时的主考是何其芳同志，他向我提问了几个关于文学的知识性问题，我照我的理解回答了。然后是笔试：要我在一小时内写出一篇人物速写来。恰巧我刚刚读过法国纪德写过的一篇散文《描写自己》，我也就写了一篇1000字的题名为《自画像》的散文。我完全没有想到，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显然还很幼稚的文章居然大为赞赏，他拍着我的肩膀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行了，你考上了。你的题目选得好，以后的考生的作文就都用这个题目。”
那时，我简直有一种近于幸福的感觉。我当时把鲁艺文学系看成是一座文学殿堂，以为一旦考上了就可以一步跨进文学的门坎。我下定决心勤奋读书，来补偿一下由于抗战爆发而丧失了的上大学的机会，在人们眼光里，鲁艺是一座正规的艺术大学，而那时我已经20岁了，20岁才上大学，太晚了！
我在鲁艺学习和工作了四年，这四年的生活和学习，至今仍然时常引起我的甜蜜的回忆。我从当时主持鲁艺文学系或者讲过课的前辈作家，如像茅盾、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等同志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教益。从1940年起，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诗文，那多半是学习中的作业，由何其芳同志挑选出来寄到大后方报刊上发表的。也是从这时起，我的兴趣从诗歌、散文转到了评论方面来。我着迷似地阅读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那时鲁艺虽然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小图书馆，但是想要借到想看的书籍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就采取抄写和摘录的办法，把一些自己喜爱的作品抄在本子上，这是一个笨拙的但却常常是效果昭著的办法。因此，我的同学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本自己手抄的世界名作，以备朝夕读诵之用。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这样说，直到这时，我才勉强地跨进了文学事业的“窄的门”，我所以要借用《圣经》上的这个典故，无非是想借此表明：一个人想要走上文学之路，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有足够的文化准备和孜孜不倦的实践和追求；它需要有坚强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只有同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进程相吻合，只有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促使一个人在文学之路上迈步前进的动力。
我所以认为直到这时我才算开始跨进了文学之门，还因为在鲁艺生活和学习的四年，除了使我获得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当具备的文化知识素养以外，还使我明白了在跨进文学之门以后，还有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如何进一步确立一个进门之后的前进道路问题。这就是说，我已经跨进了对我来说原来是高不可攀的那座“窄的门”，但接着要我回答要我选择的是：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是一条宽广的正确的文学之路。有人也许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但在那个年代里，这却是一个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在鲁艺的四年间，我读过各式各样的书，听过许多观点各不相同的课程，迷恋过许多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我曾经十分起劲地研读过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瓦勒里、玛拉美的诗，也非常真诚地为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所激励。而有一个时期，我则认真地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马、恩、列以及高尔基和鲁迅关于文艺的理论著述。在这段期间，我也参加了许多过去从未参加过的体力劳动并深入体验生活：我开过荒，纺过线，到工厂和农村访问过，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还认认真真地到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的连队里当过一年的战士——不是下连体验生活的战士，而是每天出操练兵、站岗放哨和生产劳动的普通一兵。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不能不认真地严肃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我所孜孜以求的这个“文学事业”，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何谓文学？”这个问题在文学史上已经讨论了上千年，现在，又提到了我的面前。原来，我曾经梦想过使自己成为一个生活在称心如意的环境里闭门著书的作家，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种想法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抗日战争摧毁了我这个可笑的幻梦。时代把我推进了现实生活的激流，促使我睁开了眼睛并且必须冷静地思索一下，我所要走的文学之路，究竟应当是一条曲折狭窄的小径，还是一条宽广的道路，一条和广大人民并肩前进的宽广的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从毛泽东1942年在鲁艺所作的一次报告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那天似乎很有兴致，用了两个小时对我们这一群围坐在地的小青年谈论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基本看法。我应当说，对于他的那次讲话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很清了，但有一点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显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里吸取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并且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挥，比如，他提出了“生活即美”、“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的看法，同时又强调了一个作家同时还应当具有进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论断。他说，鲁艺是个很好的学校，可以使你们获得许多知识，但鲁艺还是个很小的地方，你们生活着的这座教堂
，还只是个小圈子，因此，只是个小鲁艺。你们也应当到大鲁艺中去生活、去体验、去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受人民欢迎的作家、艺术家。我必须承认，毛泽东当时所说的这番看来似乎很浅显的话，却使我产生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突然感到：我为自己所选择的文学道路，实在是太狭小了。我应当走上一条更加宽广的，和生活的脉搏、人民的呼吸息息相通的文学道路。从此以后，我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重视，明显地有了更大的发自内心的热情。从此以后，我在接受任何分配给我的任务（比如生产劳动、下乡体验生活、采访英模人物）时，不再有那种被动的勉强的情绪了。我发现，我比过去更加热爱我所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虽然艰苦但却非常美好的生活了。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之下接受了要我下连当兵的任务的。我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推动下，接受了调我到《解放日报》当文学编辑的任务的。我当了将近三年的编辑，在博古、陆定一、艾思奇等同志的帮助下，学到了许多我在鲁艺和南泥湾连队中所不曾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我就是在这样的感情的激励下，接受了调我到当时正在山西进行解放战争的陈赓部队去担任前线记者的任务，并从此开始了我的历时三年多的解放全中国的战争生活历程。
我在1946年底离开延安到前方去。在这之前的几年当中，我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不少散文、评论、杂文和少量的诗。这些作品都还没有脱离开一个初学写作者所具有的水平。但是我自问并且自信：我十分艰难地跨进了文学的“窄的门”，而现在，我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永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宽广的文学道路。我从来都不认为我具备可以成为大作家的条件，但是，我为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我却始终认为是正确的，而且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