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读书帮助我认识了文学，接近了文学，但是，真正使我下决心和有勇气跨进文学的那座“窄的门”的，却不是读书，而是生活。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我在这座文化古城里接受了我的文化教养，一直到18岁高中毕业。在30年代初期，在我的记忆里，北京（那时叫北平）是一座幽静的、朴实的、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但是，在我开始懂事并且努力理解生活的时候，我却发现：这座有着非凡的古典美魅力的城市，好像正匍匐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在这座安静、美丽的古城中，出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郁闷的气氛。时代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提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并且装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所活动的以青少年为主的社会圈子里，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衡量一个人的品德情操的主要标志。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之中，我很自然地投入了当时在北京兴起的波涛汹涌般的爱国学生运动。也可以这样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促使我、推动我在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关键时刻，向着我后来决心终身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跨越了一大步，也向着我自以为和自己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文学事业，跨越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直到此刻，我才开始明白了文学还有新旧文学之分，还有进步的、革命的文学和其他种种文学之分。文学，原来是同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密切连接在一起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活动。

我有了一点点进步，但还不能说我已经真正跨进了文学路上的那座“窄的门”。因此，我虽然热衷于文学，却还没有立志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也不知怎样才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

在“一二·九”运动的行列里，我可以算得上是个积极分子，但无论从思想觉悟或者理论修养来看，我那时还只是个很幼稚的热血少年。我在北京几乎参加了从“一二·九”开始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受过国民党军警的水龙头和棍棒的冲击，并且在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开始懂得了文学并不只是一种可以给人以精神感染的美的享受，并且开始懂得了：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兴趣和精力，逐渐从对于屠格涅夫、哈代的长篇小说和何其芳的散文的迷恋，转入到“民先”和同学间组织的读书会的活动上来。这些读书会的活动，回想起来有点像是解放以后的“读书班”。我们热忱地阅读的，不但有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而且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显然是从地下党那里秘密传送过来的关于中国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油印小册子。我们也经常举行学习讨论会，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参加实际的抗日活动以及一旦北京沦陷以后我们应当怎么办的问题。

“七七”事变以后，我的伙伴们大部分都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撤退到大后方去了，而我却偏偏在这时患上了很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不得不滞留在沦陷的北京城。“民先”的伙伴中也有几个人没有来得及撤离北京，于是，我们就组织了另外的“读书会”。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我们的读书活动带上了更为浓厚的文学色彩。在半年多时间中，我读了许多中国和外国的文学作品，并且开始自觉地学习写作。我没有想到写出来的东西将会产生怎样的作用，不过，我在勤奋学习的时候，在心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念头：一旦我能逃出北京到解放区去，我所能做的事情，恐怕就只有靠这支笔了。如果可能，我一定要通过写作，把我心中的对于祖国的爱和对于敌人的恨倾吐出来。

只是在这时，我才可以说，我在文学之路上开始了起步，而且比较认真地考虑如何才能跨进那座文学的“窄的门”，走上真正的文学之路。 yfVdRMlNboqBIbB1Atfw3q0QkX+pqPCQ4/mOkOFMuymtty+gGkrgrC3F0xDPtg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