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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那是1958年的夏天。这时因我给总政领导的信件而引起的风波虽已平息，但被下放、降职使用。某些领导认为我不好领导，爱提意见，没有和我谈任何理由，就从大军区的文化处长降为宣传处副处长，又下放到昭乌达军分区政治部工作。“命令如山倒”，我全家都去赤峰了。我这次是向军区请了假到北京的。总政文化部文艺处的同志们说我的剧本已交部领导审阅，他们认为很有特色，很有希望。并说部领导要直接和你交谈意见。当天下午按约定时间我到了部领导的宿舍，他正等我。这位部领导是老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文学艺术造诣很深，发表过不少文艺理论文章。一开始他就肯定了《鄂尔多斯风暴》电影文学剧本，并说经修改就可以送八一厂，作为任务安排，在导演和八一厂文学编辑部的直接帮助下会很快上马的。这一下就给我吃了定心丸，紧张的情绪松弛了，接受意见也好像比过去虚心多了。这位领导有军人风格，开门见山地提了一些中肯的、切中要害的意见。首先他说写的太实了，这样对艺术加工、创造典型形象不利，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这是文艺创作上最忌讳的。既是文艺作品，就不能受真人真事的限制，尤其是电影故事片，更要撇开真人真事，只要历史背景、历史事实是真实的，就可以放开手脚，大胆进行艺术加工和典型概括，塑造好人物形象。重点的重点是写好人，不提席尼喇嘛这个真实的人，改个名字，把主要的地名改一下，北京、张家口这样的城市地名可以留下。他还说，历史事件虚一点好，如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李大钊同志是领导者，你的剧本中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表演说的党的领导人姓李就不好了。这样一个剧本把李大钊同志放进去，不合适，影射是可以的，写成姓李，熟悉的同志一看就知道是李大钊同志，因为他确实在铁狮子胡同演说过，这样老李这个人物就不好去鄂尔多斯这个地方了，李大钊同志领导过内蒙古的党和革命运动，但没有去过鄂尔多斯。我当即说，改姓刘吧，这样党代表就叫刘洪泰。关于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一事，他说可以不写，写这种事如果还未定性，或有不同看法，容易打笔墨官司，对历史上一些不准确的事让历史学家去打官司去吧，咱们搞文学艺术创作的可以回避，不纠缠那种事，况且人们不太了解这个组织的情况，容易引起误会，你又不能在电影故事片上做解释。乌力记从北京不去张家口，直接回鄂尔多斯，在鄂尔多斯点燃起革命的火种，搞起“独贵龙”运动，更简洁一些，因为他在北京已经接受了党的教育。这样，在关键时刻，党代表刘洪泰到了鄂尔多斯，意义就更重大了，比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这个运动更有现实意义，因为那时陕北已经有了共产党，榆林离鄂尔多斯近，横山离鄂尔多斯也近，党的领导深入到鄂尔多斯是很自然的事，不违背历史真实。总政文化部领导同志还逐章逐句谈了意见，对一些细节谈了修改意见。八一厂的数次讨论会，他都去参加了，一直到最后定稿拍摄。
回到内蒙古，因为时间很紧，我有时要写个通宵。不流汗是不会成功的。食指、拇指磨起了一层厚厚的茧子，头昏眼花，总算修改出来了。不久，八一厂让我去厂里听取意见，在厂子里修改。1958年冬天我住八一厂，讨论了三四次。没有八一厂编辑、编剧、导演、厂领导的帮助，没有他们出谋划策提意见，《鄂尔多斯风暴》是完不成的。这期间争论很激烈，我动过火，甚至要“罢写”。不打不相识，剧本定稿后，彼此了解了，成了好朋友。在北京待了两个酷热的盛夏，埋头改稿，在导演看稿的空隙，开始起草故事片《轻骑队》剧本。我因为负担过重，睡眠太少，太紧张，生活不规律，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几天几夜不睡觉，尽做恶梦，住了二五三医院神经科。好像神经错乱似的，只能一个人住一间病房，病房内要摆不少花盆。我认为门上细菌多，因为开门，每天要洗无数次手。到了夜晚，躺在床上，两眼盯着天花板，一直到天明，一连好几天，医生不得不加大药剂用量，我隔几天用明信片给家去一封信，也不知道乱七八糟说了些什么。怀疑、恐怖、多动、自言自语。住了几个月，出去走走，又回来住院，慢慢好一些了。但不能看书，一看书就头痛、恶心。过年时回到赤峰，紧接着下调令让我到呼伦贝尔军分区工作。我去海拉尔住了五六天，只看了一下办公室，我想还是到熟悉的地方去，就要求回伊克昭盟军分区。国防部下令调回伊盟，从大东北角到了大西南角。剧本仍无结果，身体仍不行，睡不好，吃不好，脾气也坏了。上级很关心，让我到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住了三个月，每日划船钓鱼、做气功、打球，身体好转了，又想起写作来了，便给八一厂写信问结果，不见回信。回到伊盟军分区后，工作了一个时候，剧本终于落实了，分镜头剧本出来了，我又去北京开始了艰苦的脑力劳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斗，第九修改稿出来了，演员也基本确定了。然后反复讨论了导演分镜头剧本，才算定下来了，这已经是1961年年初了。夏初，导演带领演员到了鄂尔多斯地区体验生活，我给他们做向导，一同到了偏僻的、尽是沙漠地带的乌审旗嘎鲁图公社布占淖大队——席尼喇嘛的故乡。为了拍好这个片子，厂党委决定我参加摄制组党支部，做临时顾问性的工作，同时继续修改剧本。我在拍摄前又修改了两次剧本，第九稿虽已出版，但又在拍摄中改了两稿，总共改了11稿，累计约77万多字。在拍摄中和导演一起进行的小修改就更多了。演员素质好，对作者、导演帮助很大，他们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剧本越改越好了。我参加了拍摄《鄂尔多斯风暴》的全过程，学到不少东西，知道了拍摄电影的艰辛，对电影的特性、技巧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我以后的电影文学创作，起了很大作用。
1962年，《鄂尔多斯风暴》发行上映了。我又投入《轻骑队》的创作，后来改名为《永远在一起》。这期间我又归队了，调回军区搞文化部的工作，写了一些小说、散文。还到内蒙古大学文学艺术研究班学习、深造。最后拿到了研究生文凭，但说老实话，我连文学本科生也赶不上，但还算是正规学校毕业的。这种办文学研究班的办法，全国独一无二，但效果好，现在内蒙古文坛上的骨干几乎都在文研班学习过。
《永远在一起》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剧本，因为它写的是我曾经战斗、生活过的一支由四个民族组成的骑兵部队的故事，是我最费心血的一个剧本，前后经过九年的时间。1966年3月全军文化部长会议期间，八一厂文学编辑部的负责同志告诉我，1966年上马拍摄。不幸的是全军文化部长会议以后，又是全军创作会议，紧锣密鼓，这个创作会议，已是“文革”的开场戏了。电影剧本《永远在一起》也在被批判之列，当然不可能拍摄了。在“文革”前夜，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党委通过决定，要求内蒙古军区支援地方，要我脱下军装到地方搞文教工作，这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论年龄、身体我不到转业的时候。在部队工作了22年，各方面习惯了，脱下军装到地方工作，反倒不习惯、不熟悉了。军区党委不同意我转业，地方党委坚决要求我到地方工作，双方相持不下。为此军区党委向总政打报告，明确表态不能转业，留部队也可重用。军区领导还找我谈了话，说部队也需要提拔年轻干部，30多岁的师级干部不多，在部队工作适合，不能转业。我到北京开文化部长会议期间，给肖华主任写信，提出不转业，并想和他谈话。他的秘书给我来电话说，肖主任开会忙，他委托干部部副部长和我谈话。谈话时我提出三条：不转业，地方需要可以兼职，不脱军装；内蒙古军区不好安排，到新疆、西藏军区也行；搞专业创作，不担任行政职务。副部长答复了三条：转业不转业，军人服从组织命令；内蒙古军区党委已有报告，不同意你转业，地方坚决要，并且是中央领导同志说了话的，要考虑部队需要，也要尊重地方党委意见；你个人不必管它，继续工作，等待正式决定。相持40多天，部队耐不过地方的再三催促，最后总政同意了，下达了转到地方工作的命令。地方任命我搞文教卫体委员会综合文教工作，这样连军衣也未脱，未办转业手续，就走马上任了。我打算到地方看看，不行再回部队，或部队、地方兼职，两头来回跑，不办手续，不脱军衣，不当“老百姓”，军区负责同志也同意我的想法，暂时不办手续，因地方催得紧，可先到地方上工作，慢慢来。到地方后又兼了文联主任。不久，“文革”开始了。我被打成了“政变分子”、“黑帮分子”、“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鄂》片成了为高岗翻案的三部曲之一。家破人亡，我遭受残酷迫害，几次险些丧命，身体、精神受到极大摧残。
后来“解放”了，上班了。公安部门退回近300件材料、日记、笔记、信件等，但长篇小说《青山黑河风云急》、《鄂尔多斯太阳》等一批作品的初稿、修改稿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