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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在战争年代，搞创作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在《解放日报》第一次发稿件时，我高兴得发狂。有了一点信心，就又动手写秧歌、话剧，大部分都失败了。过春节时，我又写了一个反映军民关系的秧歌剧《鱼水情》，竟然有人愿意导演，找了几个演员排了一阵子，正式演出了，这真是意外的收获。虽然效果不怎么样，但人们议论我还能写剧本，年龄不大，还有点头脑。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也是挺高兴的。这个剧本还拿去在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展览，《解放日报》第一版专门报道了这件事，对我这个少数民族少年还作了一番表扬。以后我也演戏，并又写了几个剧本，虽然未排演，但总算练习了写作。失败不是浪费时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失败是成功之母。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除了康生之流搞了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扩大化之外，收获是很大的。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延安抗大迁移到绥德和前线了，陕北公学、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子弟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分音乐、美术、文学等各个部），还有一个附中，全部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人数众多的、规模宏大的延安大学，设在鲁艺校址桥儿沟，这下离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近了。当时一些知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舞蹈家、演员，都在这山沟沟里，能经常见到他们，看到他们的演出，听到一些报告。1943年新年、旧历年前后，延安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文艺运动，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人们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包括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情绪很高，劲头很足。文艺运动的主要标志是蓬蓬勃勃的大秧歌活动，几乎每一个单位，学校、机关、部队、农村、幼儿园，都参加秧歌队，我当然也不例外，而且还是积极分子。我被挑选参加延安大学秧歌队，去中央机关、延河岸边、部队、边区政府、参议会、新市场、文化沟，到处扭秧歌，到处演出，真是兴高采烈。我们几个同学用“二人台”拜大年的音乐自编自演《送公粮》，受到内行、外行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因为它的音乐是新鲜、优美、别具一格的，它的词是顺口、押韵、有泥土气息的，又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这应当说是“二人台”改革的鼻祖，是“二人台”的第一个反映现实的新剧本。在这种环境下，在新文艺运动的熏陶下，我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头脑更清晰了，新鲜事物也接受得快了，看的戏剧更多了。《白毛女》应运而生，《血泪仇》百看不厌，《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和苏联一些名著也看的更多了，不是一知半解，而是大体上能理解了，这样政治、文化提高得就更快了。
根据教育要接近实际的要求，我们民族学院从延安搬到离蒙古族、回族聚居区较近的地方定边城。为了更接近牧区，又搬到陕甘宁边区领导下的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城川，叫城川民族学院。这时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后来就当了图书管理员，看书的机会多了。以后虽然当了教育干事，还给学生兼课，但仍兼管图书，没有离开书。这时看到了《王贵与李香香》，对我震动很大。心想，这不就是老百姓说的话吗？这诗真好，它为新诗歌开辟一条正确的道路。我就异想天开，又想学着写点诗了。诗写了不少，有三四个小本本，都写满了，但不敢向外寄稿。正好，从延安分配到城川民族学院一位四川籍教员，教语文，他会写诗，已发表了一些作品，和我隔墙居住。我试着让他看看我的“诗”，请他指点，他看后说了一句：“狗屁不通，尽大白话，打油诗有什么艺术价值？”我请他教点写诗的知识，他说了不少，大都是西洋写法。后来他也写民歌体的诗了，而且很成功，成了著名的诗人。我虽然也一直写一点诗，也发表了几十首，但没有诗才，在写诗的道路上走了弯路。可惜的是，尽管“狗屁不通”，毕竟是我初学写作的作品。当我从部队调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搞地下工作时，把诗稿交给连长保管，在撤退时，他把我的一麻袋书、日记、诗稿、杂文稿，埋在乌审旗小石砭草滩。连长后来牺牲了，排长也知道，但找来找去找不到了。至今我都很后悔，放在老乡家多好啊，起码能找到它。我的写作是从秧歌剧、诗歌、散文、杂文开始的，但客观形势是让我向党政干部方向发展，往领导岗位发展。而自己哪怕是业余搞，也心甘情愿。城川有《蒙古报》，我也写点小东西。后来我的生活道路来了个急转弯，搞完收公粮，“废保建政”工作以后，参加了几次战地救护工作，当业余护士，当业余哨兵，然后就正式分配到部队工作。长期在蒙古部队工作，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这给我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搞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一些作品及以后的几个大一点的写作题材，几乎都是取材于这个时期的战斗生活的。
革命战争是我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生活基础。因为我是从战士、文书、文化教员、副指导员、代理指导员、指导员、教导员，科长、副处长、处长、师政治部主任，文化部副部长……一步一个台阶，从最基层走过来的。搞地下工作也是干地下区委宣传委员。在部队都是搞政治工作。解放后基本上也是搞政治工作，搞宣传、文化工作，这对我的写作是大有好处的。
战斗年月，我是当骑兵的，除了和别人一样一匹马、一支枪外，我还有个麻绳织成的褡裢。褡裢中间开个口子，两头装东西：一头装些书、日记本和质量很低的稿纸（比延安时期的好多了），一头装些破烂衣服、鞋袜，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绣花缎子烟荷包（现在还保存着）。在打仗的空隙中看书、记日记，写稿件。自己写稿，自己刻写，自己油印，自己“发行”（发到连队）。这样办报，也是一种极好的锻炼，对提高文化、提高写作能力、提高办事效率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这种生活对我后来逐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也是极为有益的。
真正意识到应当写点文艺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还在骑兵部队，看了一些文工团的演出，自己也领导起宣传、文艺工作来了。师（军分区）有文艺工作队，搞创作，搞演出，下连搞中心任务的宣传。这时绥远军区办报，办《部队生活》文艺杂志，华北军区有《战友》杂志和小报。开始还是给他们写通讯，后来也应约写点散文、杂文，也写点诗。发表了一些文章后，胆子大了一点，信心增加了一点，竟然成了师里的“文人”。以后接连看到不少反映各个抗日根据地、各个解放军部队的好作品，回想我那个蒙古骑兵部队也走过漫长的战斗道路，牺牲流血，艰苦奋斗，涌现出不少蒙、汉各民族的战斗英雄人物；在做地下工作期间，也有许多感人肺腑的事件、人物；在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听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和英雄人物。不是也可以写出小说和戏剧来吗？而且还有特点，是别的地区、别的部队所没有的。我想反映我们这支部队的想法非常强烈。如何去反映呢？我给一些老同志、老领导谈了这个想法，他们都支持我这个想法，并且鼓励我完成这个任务。我先看长篇小说，思考过去走过的道路，思考过去听到过的生动的故事和英雄人物的事迹，一些事件、人物在我脑中活跃起来了。有时牺牲了的同志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的梦中，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下我坐不住了，我的心动了，我的情绪高涨了，这可能就是创作冲动吧。就这样，在保密的情况下，一个人在夜里埋头写提纲，画地图，按照提纲去写长篇《鄂尔多斯太阳》。《鄂尔多斯太阳》是《鄂尔多斯风暴》的第二部，提前写它是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是鄂尔多斯地区震惊中外的、反抗国民党统治者的1943年“三二六”大起义。我塑造了几个蒙古族、汉族上、中、下层的英雄人物。毛主席在著作中提到了伊克昭盟的“三二六”事件，颂扬了“三二六”事件。这是一个重大题材，我对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情风俗，上、中、下层，敌我双方，国共双方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在50年代初期就首先从第二部开刀，而这一刀开得太狠了，太大了，太早了。写了十几章，30多万字，改了一遍，就壮着胆子送内蒙古文艺刊物编辑部征求意见，他们虽然谈了一些意见，基本上也是肯定的，但不热心，不积极，也没有采取支持、帮助的态度，我就把原稿和意见一起收回去了。我当时在一个部队的师部工作，业余时间是很少的，写作都是开夜车，有时一直写到天明，头昏脑胀，吃饭也不香了，但还是失败了。怎么办？只好先放下，写了几篇小的作品，大都发表了。回过头来又埋头看书，还是先学习好。没有条件不能动笔，凭一时感情冲动是写不出作品来的，要靠真才实学，要多读书，才能提高。50年代中期，我调军区大机关了，时间稍多了一点，恰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来内蒙古组稿、订合同，把我这部长篇小说也看了。他们诚恳、热心地指出其中的毛病，“太真实了”。人名是真实的，地名也是真实的，艺术加工太少。但总的认为题材好，有特点，基础好。他们逐条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鼓励我尽快修改出来，并且信任地和我签订了合同。正在修改之中，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只好投入到运动之中。因为我给罗荣桓主任、肖华副主任写了一封信，对军区建立体工队、马术队、翻译机构、报社、文工团、军乐队等提出建议，并建议贯彻落实民族政策，对内蒙古军区在编制上、文化艺术事业上，给予适当照顾。这封信罗、肖二位主任批给了当时任总政文化部长的陈沂同志，陈沂同志赞成我信中的看法和建议，在一些会上表扬了这封信。没想，陈沂同志被错打成“右派”，一些人蜂拥而上，说我这封信曾被“右派”陈沂欣赏并利用这封信向总政、向党进攻，说我给“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提供了炮弹，我也是“右派”，是内蒙古部队的“小陈沂”。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小会上对我围攻，看来非打成“右派”不可。真是岂有此理，按我的个性是不可忍受的，我发怒了，我也用大字报还击了，并且找到政治部负责人，声明：如果这样攻击我，我流了血也要反抗到底。还好，暴风雨过去了，领导上说我们相信你，你不是反党的，并让我下去帮助地方开展农村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是两个盟的工作团的副团长，正好去了席尼喇嘛的故乡——乌审旗嘎鲁图公社布占淖大队。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呀，席尼喇嘛——乌力记吉尔格勒，正是我写的《鄂尔多斯风暴》中的主人公。在他家乡工作了几个月，搜集到大批原始资料，也了解了他家乡的情况，这些我都做了详细的笔记、日记。在乡下还为《延河》文学刊物续写了《忆延安》的第二部分。在机关受冲击，下乡来到处都是热情、温暖，心情很快转过来了。冬季回到军区，“右派”打完了，正常了，平静了。总政发下表格，让登记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作献礼计划。我就把《鄂尔多斯风暴》（原名《席尼喇嘛传记》）当作电影故事片题材报上去了。总政文化部很重视，认为这个题材新颖、重要，列入了总政献礼计划。让我去京谈了内容和写作计划，鼓励我早点写出来，并就故事梗概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从“保密”状态中走出来，请教老师，公开征求意见，得益匪浅。总政文化部领导建议我看看有关写电影的书籍，多看些电影，写起来就方便多了。我照办了，很见效。回来动笔的时候，一边写，一边闭眼回想看过的电影，它们在什么地方回忆，在什么地方用“蒙太奇”，在什么地方用淡出、淡入，如何用画外音等等，动手修改剧本。修到第三稿后，我就把《鄂尔多斯风暴》寄到总政文化部了。不久，文化部文艺处来电话，让我去北京，通知说总政文化部负责人要当面和我谈谈对剧本的修改意见，并决定剧本可否拍摄的命运，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乘车进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