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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延安的墙报很多，学校出，社会上出，有编辑，甚至还有记者。1941年春天，在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各个少数民族的学员（这时从伊克昭盟牧区来了一批青年入学）集中起来，成立了陕北公学民族部。为了适应革命和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具体地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为把少数民族和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培养成为抗战和新中国成立的骨干，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决定：在延安成立各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延安民族学院。
1941年9月18日成立时，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首长送来了贺词、贺信、题词，祝贺这所少数民族最高学府的诞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由七个民族组成的由党领导的学校，是少数民族教育史上的大事。我们组织了演出晚会，我还用土语参加了话剧《到延安去》的演出。我们少年儿童（我担任儿童团团长）专门办了民族学院《少年报》，我是主编。我也开始写点通讯、感想、散文、打油诗之类的“作品”，这也许就是学习创作的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萌芽时期。放假时，我从“中山图书馆”借来中国古典小说，苏联革命文学的小说，爱不释手。晚上点上小油灯，一直读到次日晨四五点钟，眼睛红肿了，早晨起来睁不开眼，就摸着出去找到草上的露水，把露水抹在眼睛上，洗掉眼脓，这才看见了，吃了饭又去看书。后来眼病加重了，光露水冲洗疗法已不起大的作用了，就去八路军总部医院用药水冲洗治疗，这样一直坚持看完许多大部头的书。开课时，就利用课余时间坚持读书。文化低怎么还能读《水浒》、《士敏土》等大部头的书呢？我不是“三朝学老”吗？有点底子，加上来延安开始主要是学文化，自信还肯用脑子，学认字比较快，记得死，很快就能看报纸了。看书只要意思懂了，把生字就跳过去，连唬带猜也就看懂了。有时感情跟上书中的喜怒哀乐走，不觉流下了眼泪，会动感情了。当时报上连载了《李有才板话》和《洋铁桶的故事》，通俗易懂，故事性强，很有趣，我每期都从头读到尾。我特别喜爱通俗文学作品，喜欢大白话的文学作品，也爱看讽刺。我和几个同学办了一个《二日露》墙报，文章短小精悍，每两天出一期，我是记者又是编辑。这个小报暴露和讽刺的文章多了一点，触及了一些人，因此，针对我们的《二日露》，产生了一个叫《指针》的墙报，专门批评我们，和我们论战。虽然后来唇枪舌剑过火了，学校勒令两个刊物停办了，但也锻炼和提高了写作水平，因为这中间要采访、写稿子、排版面、抄写等等，很忙，也就养成了写的习惯。延安整风运动中，我就给《解放日报》写过通讯。不过，我那时最喜欢的还是新闻、音乐和体育运动。星期日在延安文化沟听音乐讲座，著名音乐家们轮流上课，自己做胡琴练习演奏，吹横笛，学打击乐。我是学校乐队的成员，跳秧歌，演《周子山》、《找八路军去》、《赶会》、《反抗》、《送公粮》等歌剧时，我是打击乐兼指挥。以后就拉胡琴、吹笛子、弹三弦。虽说是“南郭先生”，但总算乐队成员，并且下决心将来要搞音乐创作，但学校领导说，党政干部还不够，不能去鲁艺学习音乐，只好搞业余演奏员了。以后又给《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感想性散文，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发表了。这下信心更大了，又写了一篇杂文，评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不承认中国境内有少数民族的谬论。《解放日报》回信说，此稿正拟采用，恰遇国共和谈，不便发表了，还寄来一些稿纸，给了我很多鼓励。这些稿子都是背着别人写的，怕报社不采用，退稿而丢人，那时我还很爱面子。我有一位老师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她知道我爱好新闻，经常给我寄点铅笔。有一天，突然接到她的来信，信中说她已给我办好了去延安新闻训练班学习的手续，望我快去报到。我请示学校领导，领导还是说，党政干部还不够，怎么搞那一套，想搞，业余搞吧！很快要让你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更重要的任务和担子在等着你，要打消这个念头。这样，我又长期成了一个业余新闻爱好者。在战争时期，我一直办小报，写通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搞新闻事业，还学会了摄影。该入门的，愿意入门的，都未实现，都成了半途而废的“业余者”。而没有奢望，不敢想的文学事业，却成了我多半辈子的正业。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也许是命运决定的吧？我虽然喜欢读文学书籍，也爱好文学，羡慕作家，甚至崇拜作家，对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赵树理、柯兰、马烽、李季、柯仲平、丁玲、萧三、萧军等进步作家，见一面都觉得脸上很光彩。我从未想到会成为作家。我文化低，能写什么小说？至于写电影那就更不敢想了，第一次看电影（大部分是无声的），为好奇心和无知所驱，还跑到银幕后边看了看，是否这块布后边有人在做动作？对电影艺术一窍不通，但竟走进了这个门，虽然也是业余的，但走了许多年。现在文学这个门，我恐怕要走到底，走到见马克思的时候。因为，文学艺术这个事业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我最喜爱、愿为它奋斗终身的光荣事业。而且，下决心，要在告别人世之前，在文学艺术事业的道路上力争做出一些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