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夜盼望的延安终于到了，这是秋季收获的季节。开始在中央招待所住下，接受初步教育。一些领导同志、老师常来看我们，讲大课，上小课，聊天，给我们灌输革命道理、抗日道理。吃的是小米子，基本没菜，组织部的同志们吩咐招待所的负责人想办法给我们弄菜吃，有时还吃到一点点肉。对我们少数民族尽可能地照顾、优待。每人发了一套土布灰色军衣，一副土布裹腿，一条陕北老乡自己织的土布毛巾，穿破布打下的、五指全露在外边的草鞋。除个别同志有点想家情绪外，绝大部分同志都挺乐观。也许是当长工、短工、受苦受罪的人多吧，这点苦比受地主的压迫、欺负，好不知几十倍，起码人身自由了，有说有笑，高唱抗日救亡歌曲，还看演出、看墙报，经常听英雄故事、战斗故事、革命故事。听起故事来，我们这些调皮的儿童也都安静了。1939年入冬，中央决定恢复陕北公学，中央组织部征求我们的意见，到中央党校和在那里学习的藏、彝、苗、回族同志一起学习，还是到陕北公学学习？党校主要学理论，因为是少数民族，不是党员也可以去党校学习。考虑到我们文化低，去陕公学文化、政治、时事，比较适合，我们就集体去了陕北公学。打了一阵子窑洞，按1938年陕公的队制序列排，我们少数民族就成了五十五队，还有五十六队、五十七队……近千人的学校，都是从敌占区、蒋管区来的，有一部分是从国外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华侨青年。在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西边的杨家湾，一个山坡上成排的窑洞里按学习组居住。在避风的山湾或窑洞前上课。每人一个凳子，两个土墩子，放一块木板，或全部垒成大土台，当课桌。学习用纸五花八门，有麻纸，有纸烟盒袋，有桦树皮“纸”，就在这些原始的“纸”上做笔记、写作文。后来有了一个自己盖的很简单的小礼堂，上大课、听报告、开晚会、欢送同学上前线，就用小礼堂。虽然条件落后，但学校领导、教师、干部队伍的质量都是很高的。一些知名人士、作家、理论家为我们上课、做报告。生活比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差远了，天天吃小米，黑豆加盐水就是菜，还吃不饱。每天整修窑洞，铲平门前的土堆，修理到山坡下边校部和食堂的阶梯路，因为没有煤炭，自己上山打柴。冬天了，几个人一件老羊皮大衣，连穿带盖全靠它。后来才几个人发一床土布被子，拉扯着盖。每人一双手纳底鞋，有的人因为鞋不够，只好脚上多裹点破布，穿草鞋过冬，很多人冻坏了手脚。因为缺少医药用品生了病，硬顶着。说也怪，那时候的人挺皮实，很少生病。

生活艰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因为比在家强，起码能吃饱肚皮。生活上是快乐的，我们出墙报，演出抗日戏剧，天天唱歌，扭秧歌，打篮球（球架是自己从山里砍回的树木制作的），玩自己用麻纸制作的扑克牌，有时也跳从外国引进来的“交际舞”，绥远地区的“二人台”也登上了舞台。开会、上课前到处都是歌声，啦啦队此起彼伏，不会唱抗日救亡歌曲的人几乎找不到。高昂的抗日情绪，饱满的革命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把我们这些无知的小鬼也感染了，我们懂得了革命道理，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念。随着文化的提高，也知道一些马列的道理了。苦要苦出个道道来，知识分子们想方设法要把延安闹个热火朝天，开简易运动会，演出《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铁甲列车》、《带枪的人》、《北京人》、《塞上风云》等名剧，我们都去看了，我当时想，怎么写出这些剧本的呢？真是些大能人，如果我的文化高了，也写出剧本，写出文章来，那有多么高兴啊，我就是几天几夜不吃饭也行。爱看戏，爱听故事，对我以后的写作是大有影响的。当时国民党的个别高级将领和高级官僚的子女也有来延安求学深造的，他们带来不少书籍，有的还带来贵重乐器，如小手风琴等等。在晚会上，我第一次看到拉小提琴，很新鲜，心想，搞音乐也不坏。总之，想多学些本领。那时我对音乐、戏剧、苏联文学作品、中国古典小说，都产生了兴趣。写了一些墙报稿，对新闻事业也产生了兴趣。

延安开会比较多，大小会，甚至学校的会，中央首长都出席讲话，做报告。我听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李富春、叶剑英、彭德怀、张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贺龙、王震、邓颖超、洛甫、蔡畅等领导同志的报告，还听过王明、高岗、康生、陈伯达的报告。年龄虽然小，但混在成人堆里，文化提高得快，知识增长得快，革命道理懂得多，政治上自然成熟得比在小学快多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加上用功学习，脑筋好像比过去聪明了，记忆力也强了，时间很短，就变成另一个人了，也能说点革命大道理了，也懂点马列了。记得，刚去陕北公学时，举行了纪念斯大林同志六十诞辰纪念大会，指导员让我代表少数民族讲话，起草了讲话稿，一句一句教我背。临到纪念会开始了，我站起来讲了一句：“同志们……”有人喊看不见人，站在桌子上讲，指导员把我抱在桌子上，我又讲了一句：“同志们……”不知怎的，紧张到极点了，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跳下桌子再不讲了。指导员再三动员，勉强又上了桌子，但背过的讲话稿全忘了，指导员只好在桌子后边念一句我讲一句，总算“讲”完了。当大家又鼓掌的时候，真有点不好意思，脸还有点发烧。又有一次指导员问我：“小鬼，长大了革谁的命？”我想这你考不住我，我是“三朝学老”：念过私塾，给孔夫子每天磕三个响头才上学；念过“黎明即起……”唱过国民党国歌；又念过日本课本，还识了几个日本字母……一到延安又听到尽讲革命、列宁，这一定是好话，“好人”、“好话”加在一起，不就是答案了吗？我毫不思索地答道：“将来革列宁爷爷的命。”话音刚落，引起了哄堂大笑。这时指导员给我详细讲了革命是好事，是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命，是革坏人的命，好人不是革命的对象，列宁爷爷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他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闹革命，是天下最好的人。我这才明白了，弄了个天大的笑话，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可见我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多么“高”。那真是手把手教，一句一句教，一个字一个字教，从小道理开始，讲到大道理。我是党和同志们拉扯大的，教育出来的，培养成人的。没有这一切，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 p5TeO50qEvRGMzmbo2gtP/QstK9Yn7uw4IFqLRwNsRZFWcNto00vAeTxhT0WBv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