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我虽然“走错了门”，但路总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

我的家乡在阴山下的土默特川，黑河边。这里河流纵横，湖泊交错，土地肥沃，是塞外鱼米之乡。原先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也有森林，是天然的良好牧场。因为它在阴山南、黄河北，又是直通关里的咽喉地带，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曾是匈奴、突厥的根据地，以后圣祖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族各个部落，忽必烈建立了大元帝国，土默特川就成了蒙古民族休养生息的地方。

这里原以牧业为生，后来因为和关里是近邻，互开贸易市场，交流文化，还逐渐从关里来了一些汉族兄弟，帮助种菜、种地，兴办了学校，汉文、汉语开始传入这里。后来，就不是民间往来了，有了清代的屯垦，阎锡山的屯垦、军垦，土默特川才由牧业区变为农牧业区，由单一使用蒙文、蒙语，变为学习蒙文、汉文，蒙汉语混合使用，往后融合过程很快，逐渐以学汉文、汉语为主了，因为通用的主要文字是汉文，生活习惯也开始改变了。

我出生在一个贫寒的蒙古族农民的家里，正是民国18年大旱之年。父亲为人正直、忠厚、老实，一辈子勤劳务农，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拉扯大。我母亲除了家务活，还得种地、割草，辛苦了一辈子，最后被迫讨吃要饭，总算把子女们抚养大了。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父亲借债让我和三兄云晨光上私塾，总想使我们有点出息，在人生的道路上闯出一条路来。穷人也有望子成龙的念头。

儿时除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戏耍外，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是听讲故事。我们村有一户蒙古人家，长者叫老喜元，儿子叫补音，因为头上有一头疮疤，大家叫他秃补音。他们父子是讲故事的能手，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还有一些侠客小说如《七侠五义》、《小八义》和一些神鬼故事，他们父子都能背诵如流，能成本大套地讲下来，一本书讲十几天甚至几个月。劳动之余，在豆腐房、长工室、喂马厩围下一群人，听他们父子讲故事，讲到深夜始散。小时候对一种信仰和故事中讲的神奇的人物，信起来很认真、很崇敬。我心里常常想：能长上飞毛腿，飞起来，想去哪里，一阵子就飞到了，那有多好。如果能把自己隐身起来，让别人看不见，自己能看见别人，那多有意思。书中的故事，虽然五花八门，千奇百怪，鬼神交混，但都能记得很熟。故事听多了，幻想也多起来，脑子也闲不住，想看书，不识几个字，最多能背诵个《三字经》，就磨着让别人多讲几个故事。这样，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就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欲望：长大我也能讲故事，我也能编故事多好呀。

有一天，土默特川地下党工委书记贾力更同志（蒙古族，广东农运讲习所学员，后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做地下工作）到我家了。因为他挑着货郎担，大家叫他贾货郎。晚上他和我父亲谈了半夜。

没过几天，父亲说：“晨光、照光弟兄俩先去吧，后天跟上老贾去找云泽，没错。日本人欺负咱们，国民党指望不上，德王给日本人办事，只有走这条路了。”母亲哭着不让走，父亲很坚决，因为父亲心里明白，我叔叔云浦也是本村的老地下党员，早和我父亲把一切情况都讲了。后来父亲说明白道理，母亲妥协了，答应去一个大一点的，把我留下。父亲说：“让他们走南闯北去吧，兴许还有个出息的，跟共产党学点本领，省得在家里受气、挨饿。”母亲再不说话了。是啊，老三晨光还不到13岁，我不到10岁，是在父母身上割一块肉，能不伤心吗？

第二天就要走了，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只鸡杀了。三哥和我哪能吃下去？跟着母亲哭起来，铁石心肠的父亲也流泪了。但他还是安慰着说：“又不是去死，是去延安学习，到讲道理的地方去，不哭。”过了几年，父亲因家中埋藏和延安搞通信联络的地下电台，掩护地下党员，被叛徒出卖。日本宪兵包围了村庄，父亲病重卧床，给打死了；三哥云晨光在部队当指导员，因寻找掉队战士，与敌人遭遇，他们12个人打到弹尽粮绝，把枪毁掉，无一投降，全部壮烈牺牲了，大哥是蒙汉游击队的首批队员，在一次完成侦察任务时，被日本鬼子俘获，严刑拷打，没有任何口供，在狱中快死了，全村蒙汉乡亲联名保释出狱，回家几天就去世了。革命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这是后话。要问当时为什么去延安？参加革命有何感想？很简单：随大流，跟亲戚去，找云泽，能过好生活，学本领，不受人欺负。当时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因为那时我还天天尿炕呢，能懂什么革命大道理呢？当晚我们到了小里树村云泽的舅舅家。奎壁（刘卜一）、贾力更、张禄等地下党的领导同志都在这里。晚上开会，贾力更同志讲了参加革命和抗日的大道理，讲了延安是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去那里要好好学习，学好回来抗日、革命，还讲了明天渡黄河的事。我听懂了一半，从此对抗日、革命、延安的含义，入了一点点门，这是向革命的门迈出的第一步。 pw5HQrjNeO6dg43Sa92nEtR2lCDhjaB9PAECPXcJ6Bfikwm3RgvdmPrc+ZrWWV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