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讲我和砚秋认识的时间的话,我还是与兰芳认识得最早,御霜(即砚秋)是经罗瘿公先生 介绍才认识的。我对御霜没有恭维话。我向来与砚秋讲话是没有好话的,当面总是批评他,可他说:我就喜欢听。
砚秋的一生是受压迫的一生。记得砚秋曾给张作霖演过堂会戏,张的手下人把他的戏安排在张吃午饭后,戏码也是很素净的,而把名角的戏放在张吃饭之前。谁知张欣赏砚秋的戏,饭可以摆出去吃,鸦片可以拿出来吸,等砚秋唱完了,张却要睡觉了,搞圈套的人们倒落个适得其反的结果。
砚秋挂头牌是上海到北京。余叔岩把砚秋带到上海唱倒第二。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上海军警同余捣乱,余自己偷偷买好一张火车票溜回了北京,把砚秋干搁在上海。罗瘿公先生把我找去问如何办。第一舞台建议是否要砚秋顶下去,罗公很慎重,考虑再三拿不定主意。大家主张问问砚秋本人的意见。当时,程大概是二十岁还很年轻,他却回答说:“若是问我,我就要顶下去。至于有没有把握,看卖座怎么样吧。”于是舞台挂出了牌,说明因为余叔岩大老板患病,乃叫程砚秋挂头牌。我私下问砚秋到底有无把握,他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真个是有胆量的,结果他的演出天天上满座。所以后来我对他说,是余叔岩给了你一个好机会。
军阀张宗昌也邀砚秋演过堂会戏。一天,张约砚秋去谈话,谈完后给他现钞六万元,砚秋坚决不收,张无奈何,只得作罢。张是强盗,也是盗亦有道,他亦不得不称赞程砚秋是好男儿。这件事是没有人知道的。
砚秋到上海不去拜流氓,结果沪上小报把他骂得一塌糊涂。尽管有钱的人捧他,他也不买账。在上海给砚秋写信的不外两种人:一种是女人勾引他,对此,他一概置之不理;一种是穷困告帮的,对此,他则把来信者的地址一一记下。砚秋与我一起出门时,拿着钱就按信的地址往里弄里一钻,也不留什么回信,只是送钱帮人。这是经常的事。程砚秋对有钱的人是骄傲的,对贫寒的人是同情的。
砚秋为人正直,但是这个评价仍嫌一般,他的为人可改两个字,至少应写刚正,他吃亏在刚,好也在刚,唱里有刚。砚秋是一为刚,二为洁,即孤洁也。他确实是在下乡以后,热爱劳动生活,正像砚秋在日记里所记:“劳累终日,饱食玉米面而感香甜愉快,作了工,乐得其所。”砚秋喜欢与劳动人民接近,表示与城市士大夫处之不泰然,反之,与“乡野之辈”相处融融,真的是趣在农民不觉其苦。后来他又办了农村学校。砚秋热爱劳动人民是一根红线贯穿着的,这对他以后接近党是很有关系的。砚秋在北京围城中画梅一枝,附诗两首曰:“料得喜神将莅至,毫端先放几分春。”我回信说这两句诗很好很好,最好题在画上。所以共产党一进城,砚秋就唱了三天戏,以示庆贺。他的诗是喜欢共产党的,凡是被压迫的人对共产党都是表同情的。他不靠什么山。砚秋在解放后曾讲过:“什么宗什么派,我全不加入,要加入,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砚秋一生受压迫,对劳动人民同情和热爱,解放后对党愈加爱慕和接近,并决心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最后终于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是要突出描写的。
砚秋是不假声势的,他完全是靠艺术打出来的。他主张戏曲要承担改革社会的任务,《青霜剑》一戏就是讲这个。王瑶卿这位先生是真负责任,砚秋的戏每场必听,砚秋征求他的意见,常常讨论到天明,《锁麟囊》一戏是集其艺术大成的,戏的内容是有些问题,砚秋也很想改。他交出本子一年多,自己提了意见,结果是没有人给他改。过去这出戏在上海一唱,是任何人打不倒的。后来就是这出戏,不叫他演,不给他改。《锁麟囊》这出戏艺术上是很高的,内容至少是可以改好的。
砚秋对地方戏有深刻的体会,得力于此甚多。当然,电影、外国歌剧等,诸如此类,对他的艺术创造有益,但要突出地方戏对他艺术的影响。
现在的不少名角能自己演戏,但不能教别人戏,这点我本不晓得。后来听说砚秋讲课,讲得好极了,能唱的不一定能教,而他既能表演,又能教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程永江 整理于一九六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