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如今常州已是江苏的省辖市,地处沪宁铁路中段,北临长江,南濒太湖,京杭大运河穿越而过,工商业十分发达。可是,在我出世时,它只是苏常道的一个以梳篦业闻名的县城。我的祖父在家居的篦箕巷内开了个篦箕作坊,我父亲无意经商,一心要在科举上博取功名,祖业由叔父继承。
我父亲吴师善,字雪鸥,曾考取拔贡。先娶妻杨氏,生大姐、大哥(早年夭折)、二哥。杨氏故去后娶我的母亲王德芳为继室。母亲生下二姐、三姐、三哥和我。
我生于1906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那时中国正处在积贫积弱的年代。1905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继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又签订了可耻的《马关条约》。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掌握了我国的经济命脉。它们纷纷夺取“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蓄谋瓜分中国。我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资产阶级爱国运动渐次高涨。我的前半生便是在这个苦难而动荡的时代中,艰辛而曲折地度过来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民国以后,我父亲看到科举之途已经不通,乃在县里教书。1913年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从此踏上了仕宦之途。靳云鹏字翼青,山东济宁州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曾先后两次当过国务总理。靳云鹏和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同被称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我父亲在靳云鹏的督署里当个高级幕僚,颇受信任。
我五岁开始入武进县的一个私塾读书,后转入县立小学。七岁时我随母亲离开家乡,到济南父亲的任所就近入南新街第一小学学习。毕业后曾在济南大明湖旁的正谊中学肄习半年。1918年,靳云鹏到北京任钱能训内阁的陆军总长。我们和父亲一起,举家随靳到京,住进靳府。直到后来,我父亲当上北京劝业银行总行的副行长,二哥和三哥也分别担任劝业银行北京分行和天津分行的副经理,家中经济比较宽裕,我父亲买下一所大宅院,我们才搬出靳府。
新宅院坐落在东四牌楼十二条东面的王驸马胡同(现改称南颂年胡同)三号,门口有两棵大槐树,枝叶繁茂,浓荫蔽日。前后共有四进房屋,东西还有跨院。从大门直到内宅,全以廊相连,雨天可以照常通行。后来,父亲为了庆祝自己的花甲寿辰,同时也为我结婚准备新居,在宅子的东院建了一幢西式洋房。此外,父亲还在常州购置两所市房,另在常州西郊夏溪镇置有田产300亩。
全家的财务大权由二哥吴镜予掌握。他精明强干,交游甚广。三哥吴志清不大理家事,一心茹素信佛。他自北大经济系毕业后,担任了天津劝业银行负责人,银行倒闭后,到南京社会局任职,40岁时辞世。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最敬爱的是二姐吴婉。她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庭中,居然能摆脱枷锁,从山东济南女师毕业后,又先后考入北京女师大和男女同校的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教书。她与天津慎昌洋行留美工程师吴庆衍结婚后,生有四个子女,怀第五胎时做人工流产,不幸为庸医所误,于1934年死于非命。为抚养子女,吴庆衍又娶我三姐吴瑛为继室。
我是父母膝下最小的儿子,深得父母钟爱。我出生那天,恰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日子。我父亲认为这是个吉祥的日子,希望我读书上进,光耀门庭。他曾想让我婚后夫妻二人一齐去德国留学,并为我们准备了留学所需要的外币。当时父母年事已高,而且由于“父母在不远游”思想的影响,我恳请父亲取消了这个计划。然而,我没想到我以后的生活竟与父亲的希望相距如此之遥。1926年,父亲病故,棺椁停厝在京郊柏林寺。后来我们夫妇同三哥、二嫂、二姐把父亲的灵柩运回常州,安葬在夏溪田产的坟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