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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同济大学后，由二哥介绍到中华汇业银行担任文书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没有意思，不久就辞职不干了。后来二姐夫之弟吴庆宣介绍我到清华大学补习英文，时间也很短。
这段时间我心情极为苦闷。每每念及国家命运未卜，个人前途茫茫，内心焦虑不安，但又不知出路何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初闻此讯，我十分震惊。在我的同学朋友中有许多共产党人，我对他们十分敬重。共产党人被屠杀，使我痛彻心腑，热血沸腾，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念头。后来经北京大学学生胡曲园、王兰生的启发和介绍，我未告家人，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某支部，改名吴一羽。
我的小组长是北大的四川同学尹树藩。我们的活动非常隐秘。我曾接受任务到黄包车夫等劳苦大众的家里访问生活，散发传单，介绍一些革命道理。组织上鉴于我家不会受军警盘查，比较安全可靠，常交给我一些宣传文件，我把它们藏放在静宜的床下。为了躲避警察、特务的视线，我们的活动地点时常变换。但这时，我参加革命主要是出于一时的热情，对共产党的理论并没有真正理解，有很大的动摇性。
1928年，东北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残酷迫害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北京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有一次，我们小组原定在马神庙对面的西老胡同开会，届时组织突然遭到破坏，我从此失掉了联系。我曾寻找过党的关系，但北大分部也遭到破坏，未能如愿。这时同济大学撤销了开除我们的乱命，欢迎被开除的学生回校。我不愿再回“四一二”政变后的上海，北京又无法立足，几经考虑，我决定去邻国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也是极贫弱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工商业日渐发达，教育大有提高，国家日臻强盛。我以为日本之所以变弱为强的因素之一是引进先进技术、振兴实业。实业发达，人民便能富裕，国家便可强盛。我很想去日本看看，借鉴他们的经验。同时，日本是我国的近邻，往来方便，旅费不多，生活费也低于欧美各国。而且如果考上日本的大专院校，就可取得当时政府以庚子赔款为留日学生所设的官费补助，毋需自费，尚可有余。考虑再三，我决定去日本留学，学习其先进技术，回国兴办实业，以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