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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有关大沽口事件的无理要求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北京有5000多名爱国群众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命卫队射击，造成“三一八”惨案。同济大学学生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慨，立即和上海各高等院校联合起来，一致停课纪念北京死难烈士，强烈抗议军阀政府的野蛮行径。这些革命行动使帝国主义和军阀胆战心惊，阴谋对策。
同济校长阮尚介遵照军阀孙传芳的旨意，于3月30日张贴布告，不准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同时向每个学生发放誓约书，写明不得停课，不得全体请假，不得约请外人演讲。阮尚介限令每个学生必须于一周内在誓约书上签字，表示服从，否则“勒令退学”。同济学生看到这个誓约书，义愤填膺。学生会紧急召开全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向校长提出严重抗议，退还誓约书，并限校长于24小时内答复。但阮尚介态度更加蛮横，联系大批军警来校坐镇，蓄意进行威胁；另一方面，阮又妄图以公费留德诱使学生会骨干脱离群众，涣散革命力量。同济学生会为了揭穿阮尚介的阴谋诡计，举行报界招待会，报告事件经过并分发宣言及特刊等宣传品，希望澄清是非，争取舆论支持。
军阀孙传芳这时控制着苏、浙、闽、赣联军总司令部，以其武装势力为阮尚介撑腰。阮尚介竟于4月23日发出通告，开除学生会会长何同泽及各级骨干，其中包括我（吴鼎）。同时被开除的还有陈必贶、孙鸿荣、王毓昆、王季甫、詹大权、顾海陵、孙成璠、孙成璧、罗官采、王姚林、郑子尧、杨自英、韩鸿丰、刘德超、杨起英、刘褚瞿、向先达等20多位同学。同济学生会也针锋相对地发表反对阮尚介无理开除学生的宣言，与阮尚介的通告同时刊登在《申报》上。阮尚介恼羞成怒，不惜指使军警，把被开除的学生一个一个地拖上卡车，送交家长或保证人。被阮尚介以武力强迫离校和自动愤慨离校以及经学生会动员而离校的同学先后有200多人，在本地有家的同学回家候信，其余先到法租界共和旅馆暂住。几天之后，经我和几个同学四处奔走，在法租界蒲柏路租到几幢石库门的房子，原住共和旅馆的同学移住此处。鉴于广东国民政府是当时革命势力的中心，我们致电广东国民政府要求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工科、医科。不久得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同意，在南下与中山大学进行具体联系之后，有100多名同学先后到达广州。
我没有去广州，原因比较复杂。其时我已有一子一女，家人不同意我去广州，但主要还是这时我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在此前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我认清了国家的危难形势，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恶劣本质。他们向中国要原料、要市场，不允许我们发展自己的工业。国家危难不解，很难有个人的前途。同时我看到许多大学毕业生没有职业，因而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认为我即使学得再好，将来恐怕也难找到报效祖国之门。现在想来，难免有些偏激。
我告别了去广东的同学回到北京，暂住在大家庭里。但我仍与在京的中学时的进步同学经常联系，继续参加学生运动，并共商今后计划。从此，我在国内大学的学习生活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