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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浦耳本来是个小厂，资本仅为奇异厂的1/15，工人人数仅为该厂的1/20。当时我厂只能维持小规模生产，为了实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得不随产随销，到外面去兜售以抵付开支，周转资金。但在崇尚洋货、鄙薄国货的时代，国货电灯泡是没有一家电料商店肯推销的。有几家大电料行干脆对我说，消费者相信的是“大英货”、德国货，推销了中国电灯泡有损他们大商号牌子的光彩，顾客就不再上门了，要“坍台”的；有的电料商人说，中国人制造不出电灯泡，即使制造出来也绝不会耐用。当时电器销售商认为日本灯泡质量是低劣的，而中国灯泡比日本灯泡历史还短，质量当然要比日本灯泡更坏。因此，我向他们去兜销我厂的电灯泡，他们是不加考虑的。
我与较为接近的汇通电料行（那时在上海南京路铁房子小菜场东首，现永安公司西角一部分）姚豫元相商。姚对我说：“制造电灯泡赚钱难，费力大，不如改营制造香烟或染织等工业，较有前途。”我又去问福来电料行（上海湖北路福州路）孙志厚，孙告诉我：“中国自己没有原料，怎能与外国人竞争？工业品中哪一种没有日本货，电灯泡是日本家庭工业品的一种，这一种工业品你就不要想获厚利，日本与中国近在咫尺，中国的电灯泡，想与日本灯泡竞争行吗？我们在商言商，商人以图利为目的。”他劝我不要以青春虚于干傻事，要我经营五金电料商业。
汇通与福来是当时上海电料行中的响牌，姚豫元、孙志厚又是电料商中的前辈，我听了姚、孙两人的说法，踌躇起来。我在试制电灯泡时期一心希望试验成功，到成功出了产品，就希望推广销路获得利润，没有电料行支持，怎能站得住脚呢？我要干下去，用什么方法来维持这个厂？那时我已把追求利润的念头抛在一边，只求站稳脚跟。
说老实话，我厂制造的电灯泡质量，在这一期间虽比欧美货还差一点，但确在日本电灯泡之上。只要自己和全厂职工对电灯泡的质量再不断做出改进，降低成本，业务上加以努力，我想一定会走上康庄大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看着工厂里验光台上，一批一批闪闪发光的电灯泡，我眼前仿佛透出了一线曙光。况且中国人民在各方面进步力量的影响和鼓舞下，爱国热忱日益高涨，我们国货电灯泡，一定会得到全国爱用国货人士的提倡，并得到发展。坚持下去，定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想到这里，仿佛全身有股暖流，劲头就足起来了，遂决计勇往直前，继续干下去。
我左思右想，认为亚浦耳电灯泡只有在上海打开销路才有希望推广到外埠去。我拟邀请上海大小电料行的负责人，举行一次宴会，这样既可以做宣传广告，又可以联络同业感情。于是，我委托在上海电料同业接触面较广的“依巴德”电器行（现广东路北四川路相近）胡哲生为亚浦耳厂宴客，邀请各电料行负责人，还请汇通电料行姚豫元、福来电料行孙志厚协助，再出动本厂营业员向每个被邀请的人去联系促驾，假座太和园凑足了四席酒宴。我在席间说了请各同业负责人对亚浦耳电灯泡指出缺点，我们一定接受意见，随时改进，并要求电料行同业各位对年幼的亚浦耳电灯泡加以扶持，使这新兴的中国国货工厂得以加速成长等语。酒至数巡，胡哲生建议，请在场各电料行负责人认购亚浦耳电灯泡的数额，以便隔日送货上门。当时大家倒也踊跃认购，经我厂营业员统计共计七万余只。
我们抱着非常欣慰的心情，在三天内把货全部送到店铺，盼望各电料行能再来添货，但却久久没有动静。到了月底，我派营业员去收账并兜生意，他们回来时不但无添货也未收到账款。据说前批送去的电灯泡尚未脱手。我当时虽内心焦急，但外示镇定。耐心等到第二个月底，满以为七万余只灯泡打一个对折或者再打一些折扣，可以收来至少四五千元账款抵用。岂料收账结果，总共出售电灯泡不到3000只，收到账款不到500元。各电料行门售部职员都说中国电灯泡不好卖，费力不讨好。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顾客还不知道亚浦耳电灯泡；另一方面是因为门售部职员怕麻烦不宣传，因此，部分亚浦耳电灯泡在各电料行仓库里睡大觉。我看到这种情况，当然是感到丧气，后来一想，要顾客指明牌子来购买历史不长的中国亚浦耳电灯泡是不可能的，我厂还要精益求精，使顾客出便宜的价格买到好货，这样顾客才会把这个牌子牢牢记在心头，第二次就会指名来买。我们还要克服不断发生的困难，再鼓足勇气前进。
打开亚浦耳灯泡的销路是我当时的中心任务。我设法直接向用户兜销，并发动一部分员工深入到商店、学校、各大工厂等地推销试用，但也未获成功，种种办法都不能打开销路。此时厂里的电灯泡积压愈来愈严重，如再销售乏术，则资金很快就要全部搁煞。这个小小的工厂，能积得起多少存货，等不了多久，资金就周转不灵，无法开工。
我自从搞电灯泡工厂以来，已有一年余与亲友不相问闻，有的人竟误以为我到外埠去工作了。后来听到我办电灯泡厂弄到这种境地，他们都纷纷劝我不要再执迷不悟。由于我经常睡眠不足，形容憔悴，家里人为了我的健康起见，也附和亲友们的说法，不要我再干电灯泡工作，要我去找另外的职业。当时上海大丰纱厂徐庆云正在物色一个副经理，听到我办电灯泡事业不顺利，便要我停止搞电灯泡厂，去他的大丰纱厂任副经理，并许我优厚条件（徐庆云系搞纱布投机而起家的，当时号称千万“大豪富”，但徐去世后家产荡然无存，其子病殁香港时，几无以为殓）。那时我的名誉、经济已被这电灯泡事业所重重包围了，我不战胜它，它就会毁灭我。几经深思，我不能服输，如果我一气馁，就等于承认自己失败，唯一的出路，只有与恶劣的环境搏斗，拼出一条血路，杀出重围，再接再厉，重整旗鼓。我感谢亲友们及家人们的一片好心，但我对电灯泡工业的决心坚定不移，一定要在艰难困苦中，继续跋涉前进。
灯泡试制已经成功，产品虽有缺点，不难逐步改善，而使我最感棘手的是资金缺乏，于是我定了治标、治本的两个方法来复活这个工厂。治标办法，是先将库存电灯泡削价售现；治本办法，是吸收外股增加资本。我请来几个在上海较有头面的电料掮客（不设商铺的个人中间商），把全部积存的电灯泡以最低限价交他们去外面抛售，卖出还钱。这批掮客因利之所在确有办法，不久便抛售一空，我得到现款后即继续开工。
不过经此次削价出售后，资金更加短绌，我急忙进行招股增资工作。当时纱布、染织等轻工业，周转快，获利厚，为一般工商业者所熟知，这些行业本身就富有诱人的吸引力。而我的电灯泡厂与这些行业不同，以前中国从未有过，固定资产多，产品售价低，资金何时可以回笼，利润多少，大家都茫无头绪，哪一个肯来做这个打冲锋的老板。结果我第二个“治本”的办法，就成为泡影。我只得另想一个不得已的以商养工的计划，另外去搞一个经营电料五金的商业组织，以商业盈利所得，来资助电灯泡工业。这个办法试行之后居然一炮打响，大获成功。我的电灯泡厂，随着附设的电料五金商业部门利润的上升，也逐步发展起来。
到了1922年，亚浦耳灯泡厂已形成了工厂的雏形，但机器设备投资是没有止境的，还是无法摆脱困境。当时产品的销路、资金的周转，以及再生产问题等等，真把我弄得焦头烂额。鉴于我厂的电灯泡在上海十里洋场没有立足之地，大商号不屑卖，其他大商埠看来也不见得会容纳这个孤儿似的中国电灯泡，我就转变方向，向沪宁线、沪杭线、苏北、浙江等内地已使用电灯的中小城市进军。
我到上述较为重要地区亲自作了一次实地调查访问，了解当地电灯照明的普及情况，每到一处，就联系一家电料行作为我厂电灯泡的特约经销处，先在几个试点地区，又逐渐在他处继续不断扩展。结果成绩很为圆满，签订合同作为我厂特约经销的地区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近30个城市，有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松江、嘉兴、绍兴、宁波、温州、南通、如皋、泰州、盐城、安庆、九江等处。我厂每月全部产品占半数以上有了固定的销路，在外国灯泡四面环伺的市场上初步站住了脚跟。此时电灯泡工厂事务更为繁忙，我就把电料五金商业机构的工作托人代理，自己专管工厂。由于产品销路日有进展，且有部分行销国外，我厂面貌开始有所改善，又得到四明银行、益昌钱庄、敦余钱庄三家银钱业的信任，可以有小额短期的信用透支，因此，经济情况亦较前灵活了，亚浦耳厂闯过了初创阶段最最艰难的时期。
上海主要热闹街道，如南京路（当时称为“大英大马路”）、霞飞路（现淮海路，当时称为“法大马路”）等地的大电料行，是不销售国货电灯泡的，认为大商店出卖中国货，会损坏他们的信誉。他们借口说当时消费者只相信西洋货，不认中国货。鉴于这种情况，我只得寻求到外商势力尚未深入的薄弱地区开辟市场。因此，亚浦耳电灯泡在本埠只能到偏僻地段的电料店去销售。开始是南市十六铺春华祥电料店，店主姓姜；还有南阳桥英阳电料行，店主姓潘；其后又有虹口姓朱的协丰电料行，闸北姓何的华兴水电公司等。至于到外地去推销亚浦耳电灯泡，是从湖州和无锡开始的，那里是亚浦耳电灯泡外埠推销的发轫地。我亲自与本厂姓杨的营业主任一同乘苏州河湖州班小轮船（就是在亚浦耳厂北京路发行所后门对面）前去湖州，随船带去各种支光电灯泡一万只，准备现货现销。
湖州在浙江省北部，太湖南岸，为太湖流域重要农业与丝业基地之一，有“丝绸之府”之美称。我们先与湖州吴兴电气公司经理李彦士商妥，大约初销一万只电灯泡可无问题。我们将电灯泡露天散装在小轮船烟棚中，我与杨主任钻进第一只拖船舱内。全舱约30余人，后面还有几只拖船。船行许久进入浙江地界，转到湖州小江内。等到将近湖州码头时，要过一座“哑子桥”，在这里闹出一个笑话来了。
据说无论任何船只，接近哑子桥口，不许讲话，如有人犯此戒律（就是近桥时讲话），全船人必遭“水母娘娘”罪责，立降大祸。我与杨主任是第一次坐小河轮船到湖州，根本不知道这“哑子桥”个中戒律。当时我正在闭目养神，全船静寂。在船正向桥洞行进时，杨主任大声说话，问长问短，这极短时间船已穿过桥洞急转弯前进。于是全舱大噪，怒相指责，要杨主任担保全舱人平安无事。在40年前的内地，还有什么可以理喻。我们唯有向众人道歉认罪，说明我们是外乡人，不知规矩。内中有一老者说，你们外乡人犯了戒律也要遭祸，快快去祈祷一下。这老者告诉我们，等一下船码头上面有一关帝庙，可去烧一副香烛，向“关帝爷”叩头为全舱人“消灾祝福”。待船到后，竟有少数客人跟了我们一同进关帝庙，杨主任买了一副香烛照办。从“哑子桥”地形观测，船进桥洞后就急转弯，来往船只都看不见对方来船，唯有静听来船水声，才能互相让避。如两面船中人声嘈杂，双方船只都听不见来往船只的水声，就要对碰出事。故古人想出用迷信方法来吓唬人不说话、做哑巴，煞费苦心。
我们到了湖州，由吴兴电气公司李彦士招待，我们顺便与李谈起哑子桥事，并告诉他这是为了避免急转弯撞船。李也同意我的看法。等电灯泡起岸点数时，少了4捆（每捆200只），原来小轮船在中途码头靠岸时被人窃去。李彦士笑谓杨主任，“杨先生过哑子桥讲话，所以水母娘娘罚你少了800只电灯泡”，言罢相与大笑。我想电灯泡被窃去也总是去用的，可以做做广告。
李彦士介绍大兴电料行马经理与我们接洽，将9200只电灯泡如数作试销品，并与大兴订立了湖州经销处的合约。次日晚，我们改乘锡湖轮船公司的“长风”轮船（比苏州河湖州班小轮大几倍）经过太湖北行。我在船上对“长风”船名颇有感触，古语所谓“乘长风破万里浪”，太湖虽大不过36000顷，将来我们中国国货要在太平洋、大西洋乘长风破万里浪，与欧美各国西洋货竞争。想到这里，我更增加了办国货工厂的勇气。次晨，船到无锡，槐记五金号徐经理到码头接我们，引我们到新湖旅社。据徐告知，我厂电灯泡已由上海托转运公司运到了无锡。无锡为沪宁铁路之中点，是苏南的经济中心，是我国著名的米丝市场，轻工业很发达，在全国也占相当的地位，人口50余万，素有“小上海”之称。无锡尽管比湖州地大人多，但为上海崇洋习气所感染，国货在无锡没有在湖州容易出手。我觉得越是通商大埠，中洋货之毒越深，国货越是被轻视，这更增强了我去内地推销亚浦耳电灯泡的信心。
我与杨主任临时决定顺道再上镇江、扬州，于是就从无锡搭火车到了镇江，找到一家公明电料行，作为亚浦耳电灯泡寄售的经销处；过江到扬州，找到江都电器公司，作为我厂寄售经销处，接洽联系后拍电上海即将灯泡运到镇江、扬州。回沪之时到苏州下车，在阊门约定一家明华商店作为寄售处。
回沪后觉得此行不无成绩，但这么多地区都托人寄售经销，没有到手半文钱，所以我厂的垫款是分外庞大起来了。后来，从上述各地亚浦耳灯泡销售量来看，镇江不如扬州、无锡不如湖州，苏州地方因其离上海较近，消费者中洋货之毒比上海西郊还要严重，所以情况更糟些。国货能得到不断发展，与国内进步人士为国货热忱奔走、提倡国货是分不开的。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篡夺了政权，建立起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蒋介石窃踞“中枢”之前，曾辞去总司令之职。同年9月，蒋介石赴日本签订卖国密约，并与美国驻日大使暗缔不可告人的残害中国人民的条约。同年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抵上海，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是通过和宋氏家族联姻，与美国取得了血肉联系。蒋介石自己宣称，他们结婚后，“革命”的工作一定要有更大的发展。实际就是他通过宋氏家族更可以顺利地推进向美国献媚的卖国政策。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也是唯命是听，不敢动它一根毫毛，日本是中国近邻，蒋以亲日来乞求日本的支持。当时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杂志载有《闲话皇帝》一文。这篇文章不过是叙述日本天皇的一点生活情形，亦极平常。不料日本军部有意寻衅，认为侮辱了他们的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形势异常紧张。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一变他们对中国人民如狼似虎的凶相，成了一只软弱懦怯的羔羊，对日本政府俯首帖耳，全盘接受他们的蛮横要求，立即封闭《新生周刊》，传讯《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不由分说地下杜于上海漕河泾监狱。当时舆论鼎沸，斥国民党政府的无耻媚日。堂堂中国被这批狐群狗党搞得国不成国了。
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压榨比在旧军阀统治下更为残酷。原先在旧军阀统治下有牙税、当税、屠宰税等很多税，除这些税外，没有开征营业税，国民党政府统治之后，在上述各税之外再加征营业税。这些杂捐当然不都是由直接营业者负担，而是要转嫁给普通消费者。这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又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遭到了更为深重的灾难，中国民族资本的纱线锭数在全国总数中的比重逐步下降，我们电工器材工厂也日渐衰退。自关税自主以来，外国人因为中国进口税税率过高，乃于通商口岸纷纷添设工厂，条约规定，外国厂商制造的货物所纳的税同于华商工厂。这样外国资本就日益雄厚以致压倒中国民族资本，摧残中国的民族工业。就连国民党官办的“中华文化建设协会”所编的《十年来的中国》也不得不承认，自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28年内，国人投资一种新工业，资本超过100万元者，几如凤毛麟角。
我有一个朋友曹志圣，开设一家德泰机器厂，专制双轮牌闸门开关。数年以来，产品颇受用户欢迎，营业日渐发展。而美国慎昌洋行进口的飞轮牌闸门开关，中国人订货越来越少，年复一年，其进口数量迅速下降，美国慎昌洋行大起恐慌。他们探得飞轮的劲敌就是中国人制造的双轮牌闸门开关，于是就捏造事实，诬告曹志圣的德泰机器厂的双轮牌闸门开关侵占了美国飞轮牌闸门开关的专利权，向当时的会审公廨起诉（会审公廨是以外国领事为主，另有一中国“陪审官”，这个中国陪审官仅相当于外国领事的翻译而已），要求赔偿损失，并不许德泰机器厂再行制造。开审之日，美国领事问了德泰机器厂三言两语，不容分辩就判决德泰机器厂应赔偿美国慎昌洋行飞轮牌闸门开关损失若干万美元，并将德泰机器厂封闭，卖价抵还美国慎昌洋行的损失费，不足之数仍向德泰机器厂负责人曹志圣追偿，如拿不出偿款要将曹志圣拘押。一家欣欣向荣的中国工厂立时惨遭破产，而曹志圣本人被逼得走投无路郁愤已极而自杀。一个经营工业生产的善良的中国人，因为产品生产经营得法较有成绩，就遭到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迫害，平白地飞来横祸，家破人亡。
美国奇异厂就是此一时期在中国开设的资本雄厚的外国工厂，它利用在中国攫取到的特殊待遇与种种便利，对我们中国电灯泡业猛烈戟杀，对我们亚浦耳厂更是凶相毕露，张牙舞爪，大有要把亚浦耳厂吞噬下去之势。它在全国各地，通过种种手段，如以金钱贿赂采、销灯泡的单位或个人，妄图把国货亚浦耳电灯泡的销路全部堵塞。我厂在全国各地设立发行所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这一措施完全是为了与美国奇异厂这一强大的竞争对手相抗衡。亚浦耳电灯泡当时在武汉、广州销路最畅，我厂把这两地列为重点。美国奇异厂除在全国各机关排挤我厂电灯泡外，还有针对性地猛烈抢占武汉、广州的市场。华北、济南、天津也是国货亚浦耳电灯泡旺销之处，由于国民党政府压制国人抵制日货，日本灯泡在华北一带很为猖獗，天津、济南首当其冲，亚浦耳电灯泡在华北销路遂大受影响。在这一时期我厂的营业网被美国奇异厂及日本厂商仗势破坏，但我们决不后退，边破边补，且不断增加外埠新的营业机构，所以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时，中国电灯泡业中弱小的工厂纷纷倒闭，存者亦苦力支撑，万分凄惨，我厂幸而发展较速，营业地盘较大。南洋群岛一带国外华侨激于日本对中国的蛮横及对国货的狂热感情，因此憎厌日货欢迎国货，于是亚浦耳电灯泡在国外销路剧增。美国奇异厂虽想千方百计挤垮我厂，但看到我厂的发展情况也无可奈何。外国资本在中国横行无忌，国民党政府对外推行卖国政策，对内实行苛杂捐税，层层加码。在这双重压迫下，我们民族工业一直在苦海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