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戈纪略

孙桐萱

我1916年在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当兵，毕业于模范连，1923年冯部到南苑时，韩复榘是十一师四十三团团长，我在该团任连长。1925年他升国民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时，即调我为副官长。我曾随他一度降晋，五原誓师后，他重回国民军，任第六路总指挥，我是第十五师师长。1928年彰德大战后，韩的部队奉命整编为第二十师，他调我为第二十师副师长。

1929年韩联合石友三倒戈叛冯前，冯在南京召集新编各师师长以上将领开会。韩在潼关，叫我代表他前往出席。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你就说我病得很重，去不了。”我知道他正闹情绪，所以托病不去。他闹情绪的原因，根据他日常言谈的流露，大约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在两次豫东大战和会师徐州之役，他自以为战功最大（在彰德大战中，韩部与奉军作战极为激烈，我和曹福林、张凌云三个师长均受伤），尤其是克复京津之役，是他首先进入北京的，出力也不小。可是，冯玉祥不但对他的战功只字不提，还有人说他与晋军不忘旧情等闲话。二、韩看到冯对孙良诚一味表扬提拔，首先保荐孙为山东省主席，心中更加不快，认为自己有投降晋军的一段历史，无论怎样卖力气也没有什么前途。三、韩有烟酒嗜好，冯是知道的，尤其是最近又弄了个二太太纪甘青，所以更怕见冯的面，受冯责骂。

我知道韩的脾气，他既不愿到南京去开会，也不敢勉强劝他去。我走时他交给我一封信，对我说：“这是给总司令的一封信，替我当面呈递。总司令不是当年宣布过吗？革命胜利以后，国家一定补发官兵的欠饷。现在北伐已经成功，几年以来，大家的生活全够苦的，虽然高级将领们都是老先生一手培育的，没有什么闲话，而许多下级官兵，都随总司令不久，长此不发饷，恐怕不好维持，请求总司令补发一下欠饷。”信封着，我也不好拆开看。到达南京以后，我深怕贸然将信呈上，会引起冯的误会，所以事先向副总参谋长秦德纯透露过韩所说的那些话，问他这封信是递好还是不递好。秦参加西北军不久，不好说别的，只说：“你不递，回去怎么向韩交代呢？”我盘算了很久，颇觉为难，最后在冯召我个别谈话时，终于将信呈阅。冯看过之后，顿时脸色通红，把信一摔，大声说：“你们全师一共有多少人，发给你们的钱还少吗？”我只有连声说“是，是”，未敢说旁的话。冯也许认为，军队自到河南以后，官兵均规定有一定的维持费，并未欠发；可是韩所要求的，却是按饷章补发欠饷。我想韩的那封信，一定写得很生硬，冯才发火。事实上，冯那时有了钱就扩充军队，要求补发欠饷，自然是很难办到的。我回潼关，向韩报告赴京情况，未敢诉说冯对那封信发火的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总司令说，目前经济困难，补发欠饷一时不易办到。”

我回到潼关时，听说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大家都很高兴。

韩赴开封就职，命我暂代第二十师师长，不久开驻洛阳、郑州。在韩离师之后，我接冯屡次来电，斥责二十师军风军纪不好，官兵上街服装不整，上衣不扣扣子，官兵中有吸纸烟的，官长有打牌的，等等。我只有严加稽查。未想到，不久冯即派总参谋长石敬亭兼任二十师师长，来洛亲加整顿。这时大家方才明白，冯调韩任河南省主席，原来是撤销他兵权的一个手段。

石敬亭接事后，将师部里跟韩的人，大都撤换。这些人跑到开封，向韩哭诉。韩以省府和各厅人员都是冯的旧人，对这些人一时安插不了，也感觉为难，在交代中，石对韩几年来100多万元的报销一概不管，要韩自己负责办理。石还在集合官兵讲话时，说韩胡乱花钱，说：“他的账我无法替他报销。”并骂二十师的军风军纪坏到和土匪一样，这句话最招大家的反感。有一次石赴开封，回来路过郑州，要看看那里的部队。二十师驻郑州的部队为赵仁泉的六十旅，赵兼郑州警备司令。赵曾亲自带队去迎接，但因弄不清石到站的时间，乃暂回警备司令部，通知各部队整理内务（司令部即在车站旁边），原拟一得消息再赶到车站。想不到石到时，部队尚在架枪休息，赵亦未能赶到车站迎接。石来到司令部，见赵即大发雷霆，立即将他撤职，以李文田接任。赵到开封见韩诉说，从此更加深了韩、石之间的矛盾。

韩对冯换掉他的第二十师师长，已感伤心，而偏又命石敬亭接他的后任，这也是激成他叛冯投蒋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9年春，冯与蒋决裂，由南京回返河南。这时韩和石友三均在开封。他们听到冯将要回开封的消息，韩就托词赴许昌视察，石友三也跟着走了。冯在开封下车时，没有见到韩、石去接，就问：“韩主席为什么未来？”副官长张俊声说：“韩主席赴许昌视察去了。”冯又问：“石友三呢？”张答：“去郑州了。”冯当时的脸色很难看，默默无语。过了一天，冯在省府召集军政人员讲话，说：“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这无疑指的是韩。省府跟韩的人很多，自然把冯的话告诉了韩。韩认为冯竟不给他留一点情面，感觉很难堪（这是张俊声对我讲的）。

石敬亭与我原有些渊源，我在模范连时，他当过我们的教官，他在十一师任参谋长多年，也知道我肯听话，所以他接了二十师以后对我还很好。石兼第二十师师长只有两三个月，整训一番之后仍回总部，以训练总监李兴中继任师长。李接任后，诸事率由旧章，对二十师的营团长并无多大的变动。这给韩后来重新掌握该师留下了许多便利。

当蒋桂分裂，蒋进攻武汉时，冯以观望态度出兵豫鄂边境，曾命韩复榘赴武胜关督师。蒋到汉口后，召见了韩，听说极力拉拢，除假以辞色外，还给了许多款项。并闻蒋派钱大钧赴襄樊慰劳石友三部时，给了他30万元。蒋看透了冯内部的弱点，收买分化，可算得手疾眼快，这对促成韩、石叛变作用很大。

冯回河南后，西北军全部西撤，第二十师移驻陕州，以李文田旅驻洛阳，作为西北军的最前线。

冯在华阴召集各将领开会时，韩不赞同这次西撤，又被冯骂了一顿，说他是小孩子见解，这可以说是激成韩叛离的最后原因。在会上因有石敬亭在座，韩认为这都是石在冯面前捉弄他的关系，故在韩叛冯投蒋之后，在通电里大骂石敬亭。他在集合官兵讲话时也几次提到：“西北军有石敬亭在，就没有我们的饭吃。”这都是后话。

韩在由华阴回陕州的路上，在阌乡遇到刘汝明，谈话中提到华阴开会的情况，说受到了冯的斥责，并且眼泪汪汪地说：“我要开小差不干了！”刘认为这是他一时的气话，当时予以安慰，并到华阴向冯报告。冯曾想给韩打电话，但未叫通。

由于全军西撤，军用列车很多，同时拥挤到陕州车站，将几条岔道都堵塞住了。冯命令二十师负责疏通，并指定由我带着手枪队强制执行。那天（日期记不清了）上午8点多，我正忙着办这件事，在站台上遇见韩复榘。他问我：“你干什么去？我正在到处找你。”我说：“奉总司令命令，负责疏通这里的火车。”韩说：“别去啦，快到我的车上，在李参谋长（树春）那里等我，有事商量。”我上车之后，与李树春闲谈，等了一个多钟头，未见韩来。我说：“主席叫我到你这里等他，怎么还不来？”李说：“听说主席正在邀请李师长、闻总监（承烈）等开会，你等等吧。”其实这时韩正在召集二十师的旅、团长布置东开的事，这是事后才知道的。韩之所以不让我参加，叫我在车上等他，也许是因为怕我走漏消息。

等到11点多，张绍堂来对我说：“主席已决定不向西去了，适才召集各旅、团长会议，命第五十八、五十九两旅和炮兵团均开洛阳，并命我告诉你，别向旁处去，或许有话对你谈。”这时李树春才告诉我：“主席昨晚由潼关回来，气头很大，只是说决不再干了，听跟着他的人说，他在华阴被总司令骂了一顿，所以他今天一早决心要带着队伍走，你有什么意见？”我对详细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既然已命令部队东开，我只有跟着队伍走，便说：“我当然跟着主席走，没有别的意见。”我在李的车上吃过午饭，韩也没有来。

下午三四点，列车东开。在列车上的，有李树春、张绍堂和八大处的人员，韩二太太纪甘青、石友三的大太太也都在车上。我看到张绍堂、李树春、张嗣堪（秘书处主任）三人似乎在一起研究起草韩的通电稿，他们虽然并未背着我，但也未让我看，我自然不便多问。不久，列车开到洛阳西工金谷园车站，这时韩和李兴中、闻承烈等在后边的另一列车上。二十师的部队一律徒步东行，都是韩直接指挥布置的。金谷园车站的人来说：“洛阳车站来电话，说有人在那里接韩主席，请去人接电话。”李树春下车去接，回来说：“李灿轩（文田）和程伟儒（希贤）在洛阳车站接主席，我告诉他们说，主席几时到还没有准时间，请他们先回去候讯。”傍晚韩的列车才到金谷园，下车后与李树春谈了几句，即偕同李兴中、闻承烈等下车，另外还有河南省政府的几个厅长和邓哲熙、博正舜、李忻、张吉墉等同行，听说是在路上遇见的。他们下车后赴西工营房住下。

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列车开赴洛阳车站。我在站台上碰见李文田和徐惟烈二人，他们拉着我去洗澡，我推托不开，就一齐去了。他们意在探听消息，问我：“为什么你们又回来了？”我说：“是奉到主席的命令，为什么我不清楚，你见主席就会明白了。”洗完澡，李去西工见韩，徐惟烈也走了。我回到车站，李树春听说这件事，就说：“你为何不扣住徐惟烈？”我说：“扣他干什么？我又没带着人。”李说：“这个人坏极了，主席的事都是他向冯报告的。咳！怎么不扣住他？”

听说李文田见韩后，韩命他休息休息，把队伍交给了万国桢。这时师手枪队已改成了手枪营，以杨树森为营长。第二天韩召见第六十旅的团、营长，我也未去。上午听李树春说，已接到石友三的回电，他表示愿与韩一致行动。接着韩的通电出来了，电文大意是“国家多难，不能再战，兹率十万大军自甘棠东进，主持和平，与民休息”等语。列名的有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孙桐萱、曹福林、乔立志、李汉章等旅长以上12个人。据云此事事前除韩、石、马、庞四人有所联系外，其余的人都不知道，系由韩代列的名字。李汉章后来对我说，他见到这个电报的时候，因不明真相，曾躲避了一时期，到后来才回来的。

我们到洛阳的第三天，第五十八、五十九两旅和炮兵团等部队，陆续到达洛阳。在东进途中，曾与孙良诚西撤的部队相遇，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意图，并未截留。唯五十八旅旅长谢会三因应孙的师长梁冠英之邀，透露了消息，据说被梁扣留了。

韩在西工集合讲话，大意说：“豫陕两省，连年灾旱，百姓全没有吃的，这次大军西撤，人马众多，将如何维持生活呢？总司令命将陇海铁路沿线的粮食全部查封西运，河南的百姓又吃什么呢？总司令集结兵力，听说要打山西。我知道晋军善于守城，山西有近百的城池，一个一个地进攻，不知要消耗多少兵力和时间，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占领山西全省？我们打了几年的仗，官兵伤的伤，亡的亡，受的罪不小，我看不能再打了。我要主张和平，才由陕州回来。你们想一想，愿意跟我走的，蹲着别动（这时全坐在地上）；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站起来走，我决不勉强。”等了一会儿，韩见大家并没有动的，就说：“好！全愿跟我走，我们就一齐走！”

韩命各部队在洛阳休息两天，此时马鸿逵也有电来，唯庞炳勋在巩县，还没有消息，韩屡次打电话和他联系，他均未接。忽据侦探报告说：“庞的部队已在黑石关构筑工事，向西布防，意图拦截我们东进。”此时韩已驻在洛阳车站，证实了这个消息，非常生气，大骂“庞瘸子不是东西！”韩说：“我在西来的时候，路过郑州与他和马少云会面，探问过他。他痛哭流涕地说，总司令排外，他的部队打过多少次硬仗，损失很大，不给一点补充，总司令待人不公平，他们有如孤哀子，没人管，等等。那时我很同情他，百般安慰他，谁知这小子反复无常，净是假的，非揍他不可！”后来听说是徐惟烈跑到庞那里，鼓动他截韩。他为报复当年在归德与韩部争夺收缴袁家骥部枪械之仇 ，所以有此举动。韩派赴庞处进行联系的参谋李桐溪，也一去未返，后来才知道，到后即被庞扣留。

在当时处境之下，非打通黑石关，我们的许多列车均无法通过，同时又听说孙良诚的部队已由陕州追来。韩乃亲自指挥二十师各旅向黑石关进攻，给我们留下新兵一团，向西布置警戒，作为殿后。韩临出发时，部队集合不齐，有一两个营不知去向，并听说西工有人勾引部队。韩一听很火，即命李树春派杨树森带人赴西工搜查，谁在那里截留部队，就把谁杀掉。杨回来说：“我到西工，即将营房包围，搜查的结果，只见到闻总监。听说勾引部队的，是总司令部军法处长长徐惟烈，他早已跑掉，故未捕获。”

第二天正午，未接到韩的消息，同时听说孙良诚的部队已向洛阳追来。我们认为不能在此坐等，遂命列车东开，到达偃师车站。韩在前线指挥，听说打得很激烈，战事并不顺利，黑石关尚未攻下。李树春对我说：“主席走时曾研究过，如黑石关通不过，我们可以绕道峨岭口、登封向开封转进，你看怎么办？”我也同意不能在此傻等，免遭东西两面的夹击，于是决心马上向峨岭口转进，命令大家下车，只带重要物品，笨重东西和行李一律抛弃，由骑兵团掩护，徒步入山，一面派人报告韩并探询前方的情况。当日傍晚到达峨岭口，住在一个庙里（大概是中岳庙），静候前方消息。

不久，有人来说韩回来了，在后边路上。我和李树春、纪甘青同到峨岭口外去接，见韩只带着一个人，身穿一身白裤褂，状极疲劳。问他前方打得怎么样，他说：“六十旅全打光了！黑石关形势很险，前面有条大河，部队在敌前渡河强攻，伤亡很大，攻了几次不成，我听说你们已在偃师下车进山，遂令各部队相机绕道东进，各走各的。我身边还有几十名手枪队的人，现在后边。”

我们先到庙里休息，不过几十分钟，忽闻枪声，有人报告说，庞的骑兵已跟踪而来。我们不便停留，即命那团新兵掩护出发，星夜徒步东进，第二天下午很晚才到小禹州。庞部并未继续追赶。我们在此休息了两天，向各方面联系，和石友三、马鸿逵等约定在郑州会面。韩带着李树春和总部必要人员经许昌乘火车赴郑，命我带着总部其他人员和那团人，徒步经许昌径赴开封。我们到达的时候，韩也到了。

韩离开开封时，曾留张钫代理主席。席液池的骑兵师尚在开封，后经韩改编为第三路骑兵师。不久，在黑石关溃散的部队也陆续地回到开封，六十旅万国桢残部系绕道黄河北岸来的。其他两旅均走登封、禹县，人马器械虽损失很多，经过补充整顿，很快地恢复旧观。韩命我为第二十师师长，以王恺如为参谋长。

（吴锡祺 余右尧 笔记整理） yLJ9kRaHqlpr27GOgnIueD+U2MqvXddPCtO7gnVoKqTtIl052tnyQ1+hqN3qYz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