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开完要走的那天早晨,房间的电话响起来。我拿起话筒听见一位老同志的声音说找我,我问他贵姓,竟是我久闻大名的前辈姜椿芳同志。他说听说会散了大家要走,他想看看我,这次太忙不能来了,因此打个电话来,希望将来能有机会见面谈谈。这使我在惊喜中激动而又不安。
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冯仲云在世和我谈话时,没少谈到椿芳同志。
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东北地下斗争中和文化战线上,“姜椿芳”这三个字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本人既是一位文化人、作家,又是一位翻译家。1934年我随学校去呼兰野游,回来在《哈尔滨公报》文艺版发表一篇较长的散文《呼兰旅游漫记》。翌年10月5日,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又登出一篇散文《呼兰之行》。文中说作者路过哈尔滨郊区乱葬地“圈河”时,想起这里埋的都是把哈尔滨建造得繁荣的穷人,哈尔滨居民所居住的各区都有天堂与地狱之分,呼兰也不例外。说“天下老鸦一般黑——天下穷人一样穷”,“天堂和人间是都有地狱的,唯有在人间造了天堂”。我觉得比我写的寓意深得多了。经了解才知道署名“绿波”的作者就是姜椿芳。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是用了很多笔名来写文章、翻译外国文学的一位文化战士。
1981年,我们要在哈尔滨举行纪念女作家萧红诞辰70周年大会,我去邀请老一辈的东北作家来哈尔滨参加会议。一天晚间,黑龙江作协秘书长雪燕同志,共产党员作家、烈士金剑啸的女婿李汝栋,陪我去看望并邀请姜椿芳同志。我们进了一个很大的房间,中央地毯上摆的是接待客人的茶几和沙发,有几个孩子坐在那里玩耍。在门旁右侧一个宽大的角落里,有一个很大的写字台,姜椿芳同志正在台灯下面埋头工作。
这年他大约是70岁,中上身材,微微发胖,前额头发微稀略见灰白,眉目嘴角间透着坚毅的神情,长圆形的脸上充满着朝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很赞成为萧红举行这样一次纪念会,这在国内特别是萧红的故乡黑龙江还是第一次,于文化艺术的繁荣是有意义的。接着他问了我和黑龙江一些事,大家谈得很欢畅。
姜椿芳同志常谦虚地说他不是作家,不是东北作家群的成员。实际上因为他领导着哈尔滨左翼文化运动,秘密工作约束他不能始终用一个名字写文章,他在哈尔滨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用了绿波、青、筠、老牛、少农、江水、蠢仿、江鸥、泥藕、之洋、鸥、姜椒山、厚非、侯非、欧之、懋等二十来个化名。他对待文化问题的态度和观点,从那个时代起就是主张开放和借鉴的,除了自己翻译俄罗斯的和十月的文字,他支持金剑啸练基本功画裸体画,出《人体美》专刊。1934年他曾同剑啸去访问在哈尔滨的追随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的画家苏伏罗赤夫,欣赏这位画家的一幅蓝白两色的油画《大海与浮冰》,由剑啸发表在《大北画刊》上。他也赞同剑啸介绍世界进步作家,发表法国作家巴比塞的木刻画等。
1983年春在哈尔滨举行萧军创作50周年纪念会,他又一次来到哈尔滨。一见面他问我的却是金剑啸受诬陷的事(金剑啸1936年被捕牺牲于齐齐哈尔北门外),时过半个世纪,竟在“文革”后期和80年代初,两次被诬陷为托派。椿芳同志说:“《满洲红旗》创刊时需要有人绘画,杨靖宇同志当时就说我们党自己有画家,指的就是剑啸。1933年6月的一个清晨,我受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同志的委派,在哈尔滨道里中国十三道街一家商店门口,坐在一个长椅上和剑啸接的关系。以后绘画和用钢板刻绘画腊纸的工作,就都由剑啸来做,当然这只是他工作的一项。1936年6月他被捕,我是去他的编辑部被敌人捕去的。剑啸在狱里根本没有供出我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反而洗清我,使我得以脱险,天下有这样的托派吗?真是对死人都要造谣诬陷!”在哈尔滨开完会,椿芳同志就去齐齐哈尔市委办理此事了。
1986年在哈尔滨举行金剑啸殉难50周年纪念会,椿芳同志从北京托人捎口信,又亲自写信来,一再嘱咐要纪念剑啸,把会开好。他是非常推崇和器重剑啸的,认为剑啸有多方面才华,而且是他和塞克最早把左翼文化气息从上海带到哈尔滨的。他和剑啸的革命友谊也最深,在地下斗争的年代里他俩常在一起漫步,还在雨中口诵过苏曼殊的诗,欣赏他诗歌的音乐美。1936年浴佛节他们一起逛极乐寺,回来还合写过一篇散文。他在上海见到罗烽、萧军,才知道剑啸就义的消息。他用江水的笔名写了《金剑啸》悼文,表达了他泪如江水长流逝的心情。他是那样看重革命情义和友谊!
椿芳同志1935年在哈尔滨发表过一篇文章《人生是过客吗?》,他说:“人生只是过客,走过是不回来了。”如今他也是不回来了,但纪念他这样一位文化战士,能不能让他的重视文化的精神永在呢?不只是口头说说,而是真能付诸实践,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一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