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椿芳同志的青年时代，从1928年夏到1936年秋是在哈尔滨度过的，并且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姜椿芳1912年7月28日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个店员家庭。父亲姜岳安，母亲张长生，均勤劳俭朴，为人忠厚，他们对姜椿芳高尚品德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姜椿芳是他们的独生子，一家三口靠父亲的微薄收入过着清贫的生活，一旦失业，生活即陷入困境。由于经济拮据，姜椿芳读了五年私塾才上正规小学。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少年时代就开始受到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1928年夏，姜椿芳小学毕业。为了谋生，全家随回乡探亲的伯父从家乡迁到哈尔滨，经同乡介绍，姜父去下江富锦县一家火磨管理仓库。为了照顾儿子求学，姜母留在哈尔滨，卜居道外北八道街一个大杂院内。

同年暑假，姜椿芳考入东省特别区第三中学校，在初中一年级（6）班读书。在班里，姜椿芳年龄较大，他身材颀长，面庞清癯，衣着朴素，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性格内向，文雅沉静，讲话慢条斯理，声音低沉，但有较强的说服力。他学习成绩优异，酷爱文艺，课余还从一位俄侨老师格拉祖诺夫学习俄文。

1928年是多事的一年，6月初，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为进一步推行其“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日本趁东北局势不稳之机，加紧密谋在东北北部修筑吉会、长大、吉五、洮索、延海五条铁路。消息传来，哈尔滨各大中学校学生立即罢课，商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修五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等口号，成群结队上街示威游行，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这次运动一开始，姜椿芳就在同学中间宣传反帝救国的道理，动员同学参加反对修五路的斗争，因此，受到同学们的拥护，一致推举他为三中学生会的代表。11月9日，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全市大规模的抗五路集会。示威游行遭到军警的阻拦，鸣枪三排，用枪托、拳脚打伤学生140余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一·九”惨案。在这次运动中，姜椿芳第一次受到革命的洗礼，提高了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反对封建军阀的认识。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地处边陲的富锦火磨因中苏冲突而停产，姜父随之失业返哈。姜椿芳因缴不起学费不得不辍学。全家生活重又陷入困境。

姜椿芳辍学后，急于想谋到一个职业。经人介绍，他到中东铁路工务段抄写中俄文文件，薪金勉强糊口。他边工作边刻苦自修俄文，以惊人的毅力，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掌握了俄语的基础知识和大量词汇，能够借助辞典阅读和翻译俄苏文学作品。1930年1月中苏伯力协定签订后，他被铁路裁减，成了失业者。不久，经地下共产党员刘天任的介绍，他到光华通讯社当俄文翻译，把当天出版《俄文晚报》的新闻摘译成中文，供本市各报纸选登。经过大量实践，他的翻译水平和速度不断提高，为他后来成为著名的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贪婪地浏览各种书籍报纸，包括一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从而萌发了共产主义信念，他的世界观越来越积极了。

1931年初夏，长春附近发生了日本军警杀害我国农民的万宝山事件。哈尔滨地下党团组织和反帝大同盟散发传单，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姜椿芳积极地参加了反日宣传活动，并加入了反帝大同盟，不久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姜椿芳入团后，发展了几名团员，建立了新安埠街道团支部，他担任团支部书记。当时姜椿芳住在安顺街77号，他的父母一向支持他的革命行动，他的家就是团支部的活动地点。姜椿芳有较强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不久他在三十六棚、地包、正阳河等工人居住区吸收一些铁路工人子弟和青年学生，成立了几个读书会，除散发传单外，还派同志按时到读书会讲国际国内形势，学习共产主义基础知识，组织阅读，讨论进步文艺作品，帮助大家提高阶级觉悟，并且从中发展团员和反帝大同盟会员。

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姜椿芳满怀对日寇的仇恨，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他发动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反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到街头讲演，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实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十分活跃。东北将领马占山率领部队抵抗日寇，姜椿芳组织募捐活动，将募集的现金和药品等物资送去支援。同时他还在街道和学校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反日会会员，建立反日会基层组织。

在险恶的形势下，为了更好地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1931年年底和1932年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从沈阳陆续迁来哈尔滨。省委成员来哈后，一个时期不得不分散住在党团员家做掩护。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来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和东北反日总会会长，住在姜椿芳家，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来东北后化名张贯一。姜的父母掩护他的活动。杨靖宇白天出去活动，一回到姜家，就帮助担水，打扫卫生，洗菜做饭，与姜家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杨靖宇常与姜椿芳彻夜长谈，从国际形势到苏区情况，更加坚定了姜椿芳的革命必胜信念。在杨靖宇的直接帮助下，姜椿芳不但开阔了眼界，政治思想水平很快有了提高，而且学到了许多地下工作的方法。就在这时姜椿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把他的一生同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1932年2月5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哈尔滨。日寇横行霸道，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爱国群众，哈尔滨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4月初杨靖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市委书记。在他的指导下，在姜椿芳家里成立了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吴正廷担任团市委书记，赵尚朴为组织部长，姜椿芳为宣传部长。团市委机关就设在姜椿芳家。因为这里有两位老人照应，环境安全，团的军事训练班和政治学习班都在这里开班，由上级派同志来授课。

1932年4月，敌人大规模庆祝伪满洲国建国活动。在市内主要街头搭牌楼，悬挂灯笼，在各交通要道矗立大型宣传画板。姜椿芳在地下党团市委领导下，组织20余名党团员和反日会员混进会场，散发了大批反日传单，造成会场混乱，因有市民掩护，敌人无可奈何。就在当天夜里，街头的几处牌楼被拆毁了，霁虹桥两侧的灯笼被烧毁了，主要街道的大型画板被用墨汁涂黑了，搞得敌人叫苦不迭，而广大市民则无不拍手称快！

农历四月初八是极乐寺庙会（浴佛节），一连几天人潮如流，热闹非凡。姜椿芳等利用这一时机，组织一批党团员和反日会员，每人准备一只鸽子，腿上拴着用纱布写的反日标语，在庙会上放飞，一群鸽子在庙会上空盘旋，把庙会变成了宣传抗日的阵地。

同年7月，团中央批准姜椿芳担任团省委宣传部长。他的主要任务是编辑《满洲青年》（后改为《东北青年报》），把党团中央和满洲省委的决定和通知，以及东北各地义勇军和反日游击队武装抗日的胜利消息等，及时传播给广大团员和青年。根据革命工作需要，姜椿芳必须断绝与团市委的关系，他的家从安顺街搬到道里中国五道街1号院内楼上。同楼有两家成衣铺，经常有人出入，加上缝纫机的噪声，正好可以掩护地下活动，团省委的秘密机关就设在姜椿芳家里。团省委的领导同志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布置团的工作。

同年8月上旬淫雨连绵，松花江水暴涨，由于江堤年久失修，特大洪水淹了半个哈尔滨，街道成河，房屋倒塌无数，居民纷纷逃往南岗、马家沟一带高地避难。日伪当局唯恐市民发生暴动，实行血腥镇压，残杀无辜群众，将头颅装在木笼内悬挂在霁虹桥、火车站和难民区的电线杆上。敌人的残暴兽行，激起了广大市民对日寇的无比愤恨。在地下党团组织的宣传鼓动下，难民掀起了反饥饿、要衣穿、要房子住的斗争，这次斗争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终于取得了胜利。水灾期间，姜椿芳坚持在原住处从事团报编辑工作，及时用小船把团报送往难民区散发，起到了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作用。

1933年年初，中共满洲省委调姜椿芳到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在省委宣传部长何成湘的领导下主编《满洲红旗》（后改为《东北人民报》），同时为省委起草各种文件和宣言、传单等。姜椿芳还领导着一个秘密印刷所和一个秘密发行站。此时，按地下工作原则，姜椿芳必须切断与团组织的一切联系，不得不再次搬家。此后姜家又成为满洲省委宣传部的机关，只有何成湘常来指导党报编辑工作。出于安全考虑，姜椿芳不能将编好的稿子直接送往秘密印刷所。姜母毅然担负起了跑印刷所交通的任务。姜母一身南方老太太打扮，挎着一只菜篮子，把稿件放在篮子的双层底内，并且故意靠近敌人岗哨大大方方地走过，每次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同年4月党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的信》（“一·二六”指示信）经吉东特委传到满洲省委，省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贯彻，通知正在盘石整顿南满游击队的杨靖宇回哈参加会议。5月初杨靖宇回哈，党安排他第二次住在姜椿芳家。因为姜的两位老人早就熟悉“老张”，深表欢迎。这次杨靖宇一身商人打扮，以“南方老客”的身份为掩护，由姜父陪同出入，从未遇到任何麻烦。15日在姜家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这一天正是端午节，姜家准备了酒席，以过节请客掩护会议。“客人”一边喝雄黄酒，一边讨论如何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最后做出了接受中央指示信的决议，顺利地完成了会议议程。这次扩大会议标志着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

5月下旬杨靖宇离哈去南满之前，换上一身农民打扮，把随身穿的一件灰布大衫和一床麻花布褥子送进当铺，用当来的钱充作路费。当票一年为期，到期不赎即成死当。临行前杨靖宇把当票托付姜母代为保存。孰料杨靖宇此去领导南满游击队（后改为东北人民军第一军独立师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与日寇浴血奋战数载，直到1940年2月壮烈牺牲也未能再回哈尔滨。第二年当票期满前，姜家用自己的钱把杨靖宇的大衫和褥子赎出来，精心保管着，一直盼望着杨靖宇回哈时用。后来从哈尔滨带到上海，每年夏天都拿出来晾晒一次。直到1952年获悉杨靖宇壮烈牺牲，悲痛万分。同年夏，姜椿芳和姜母将杨靖宇这两件遗物送交哈尔滨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列，向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思想教育。

姜椿芳在哈尔滨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是以“英亚社”俄文翻译的公开职业为掩护的。姜椿芳受党的委托，通过“英亚电讯社”与第三国际进行联系。直到1933年6月电讯社撤销，姜椿芳以其持重、谨慎和机智的特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了掩人耳目，姜椿芳经常以“虔诚的基督徒”面目出现。他谙熟《圣经》，甚至能背诵其中的某些章节段落。星期天他常到道里端街31号基督教堂去做礼拜，他巧妙地把礼拜堂作为与地下革命同志接头的地点。

由于认真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年初，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总队哈东支队节节胜利，对哈尔滨形成包围的形势，敌人恐慌万状。一面进行“讨伐”，一面实行疯狂搜捕，姜椿芳一度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

姜椿芳不仅是一位地下革命工作者，而且还是一位作家，他在党的领导下，与金剑啸、罗烽、舒群一起领导着哈尔滨的左翼文化运动。姜椿芳早在1929年就在《国际协报》副刊《绿野》上用笔名“筠”发表了《电灯》和《寻找职业》两篇小说，1930年在《晨光报》副刊《江边》上发表了《病危》、《婢女》等几篇小说，笔名“蠢仿”。“九·一八”事变后，他用绿波、常江、少农、江鸥、泥藕、之洋、贺青、厚非、懋等二十来个笔名在哈尔滨各种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40余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和翻译的俄苏文学作品。他创作的内容多半是反映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的。在日伪残酷统治下，当然不可能直接写反满抗日和宣传共产主义，姜椿芳善于运用隐晦曲折的语言来鞭笞邪恶，对受苦受难者寄予深切的同情。这种写法既能使读者心领神会，又能瞒过敌人的检查，不致给敌人以口实。后来姜椿芳同金剑啸、罗烽、舒群、萧军、萧红等一大批左翼作家被誉为北满革命文艺的开拓者，是当之无愧的。

1935年5月，姜椿芳倡议组织厂“哈尔滨口琴社”，团结了一大批爱好音乐的进步青年，在巴拉斯电影院（今兆麟电影院）和电台公演，用音乐来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罪行（如《沈阳月》等），激发群众反满抗日的斗志。

1936年4月，姜椿芳与金剑啸接办《大北新报画刊》，利用日本人办的报刊不受伪满当局检查的特殊条件，把它变为我们的宣传阵地。画刊内容面目一新，除刊登一些名媛、名画、名胜照片外，利用报尾、夹缝或以“大事记”形式宣传国际国内大事，如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贺龙领导的军队胜利、国民党“剿共”失败等消息，还登载一些带有反满抗日倾向的进步文艺作品，深受读者欢迎。

日本法西斯特务的嗅觉有如猎犬一样灵敏，他们把所有哪怕有星点可疑的人都列入黑名单。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6月10日出版的第11期画刊上，由于刊登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病危的消息和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公演高尔基剧作《底层》的剧照，引起了《大北新报》社长山本的注意。姜椿芳和金剑啸被捕并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姜椿芳被关押了35天后，因敌人毫无证据，加上同院居民包括一户日本人联名出具证明，说姜椿芳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可能有越轨行为，被营救出狱。考虑到敌人决不肯就此罢休，三天后姜椿芳携妻女秘密离哈南下。同年8月转移到上海，与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APrcsr8LALF97fYCvNnwC0fS7kp+zTocySiiwtjzslzpr22Qh+4oE5UAzrlSopK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