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电报

北上到何处去？哪里最易收到效果？用什么方式去？这些都是摆在我面前的课题。

在和赵寿山会见的第二天晚间，我碰到了刘汝明，一位西北军的老朋友，他现在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驻防在开封一带。这个防地和中共的部队紧挨着。我们在寒暄了几句之后，他突然地问我：“现在老蒋不注意你了吧？”我知道他的动机，笑着告诉他：“我和老蒋见过几次面，还没看出他表示过这种态度。”“那么，请你到我那里去吧！上次对不住得很，徐州退却的时候（台儿庄战事以后），你在我那里，我那个政治部主任攻击你很厉害，因此我就不能留你住下去。”他好像在抱歉似的说。

从他的住处走出来，我在街上一面走着，一面想到刚才的谈话：“这家伙真势利，又这样的没有骨头；他和我的关系完全决定在蒋介石的对我‘注意’与否！那么，若是我这次到他那里，有人再反对，他岂不是又要逐客吗？这样的一个打着利害算盘的人，和他谈革命，能有多少把握呢？”

刘的头脑最顽固，死硬得和化石一般。外表看来，好像很浑厚，其实他特别工于心计，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他以为自己比别的人都聪明。在他的部队里，他学会了张勋 （有名的辫帅）的那一套办法，对于士兵放纵，所以他的部队军纪也最坏，但士兵和他的关系都相当好。他们可以牵着他的衣服，向他请求这个、那个……他喜欢用听话的干部，尤其喜欢父子兵，大概他最熟悉“杨家将”的故事。除了他自己，谁也指挥不了他的队伍。因此，做他的“政治工作”是件最困难不过的事。

其次是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驻防在徐州一带，西面与刘汝明防地相接，东面连着郝鹏举军，北与吴化文部靠近，这里是居中的一环，地位正在蒋介石的南京的心门上。如果他肯把那把刺刀举起来向蒋的心窝里一插，半个华北就会立刻地变了颜色。

可惜这个冯不是那个冯（冯玉祥先生），他对于革命的认识是一点也没有，见解气魄差得更远。刘对我多少还有过些表示，他连这一点都没有过。自然，我若是找上门去做几天客，游说一番，他是不会拒绝的，但再进一步就不容易了。

冯的部队比刘那里，在人事上有个较好的条件，就是何基沣和张克侠 两位朋友都在那里，何、张都是冯的副总司令，他们的革命认识、决心和行动，是我一向知道的。这两颗炸弹，早晚是要爆炸的，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够爆炸得更广泛、更响亮一些。

再一个我能去的地方，就是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他在军事上的地位比较刘、冯高，但在军事实力方面不如刘、冯。过去的政治态度表现得异常灰暗，尤其是和陈诚靠得很近，因此刘、冯和西北军系的朋友对他都很疏远，认为他是死心塌地投蒋的角色，其实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说话的人也未见得怎样彻底地要反蒋。

我和孙私人的友谊比较深，抗战八年，我们中间没有断过联系。他有政治的欲望，他有内心的痛苦，他认识自己的命运，他需要更多的朋友；但他胆小如鼠，优柔寡断，缺乏决心与勇气。有的时候也太不振作。好多他的干部批评他，说他的行动像头牛，不牵着鼻子是不走的；不过一头牛要比一只狐狸或一只豺狼好得多。

孙的战区司令部设在北平。当他离开重庆北上的时候，他和我这么说：“我愿意你到北方去帮我的忙，不过我以为你在中央工作对我更有利。”他却没有想到对于我“更有利”的地点是北方，而不是“中央”。

刘、冯、孙和我都是冯玉祥先生的部属。远在1922年，冯先生任河南督军，我被邀请在军队中做宗教工作。那时候刘、冯都当营长，孙是炮兵团长。因为当时的政治教育，是用宗教宣讲来代替，所以我们中间的接触特别多，他们都称我为“牧师”。后来我担任西北军的军官子弟学校校长，他们的子弟成了我的学生，我们的关系就又进了一步。最近的二十五年，我参加了政治活动，他们也成了独当一面的军事首领，除了在几次反蒋的场合上我和他们有联系外，平常很少来往。因此，我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红色牧师”。什么时候，他们要反蒋，就来找我；不反蒋，就离开我远远的。

重庆的春天特别可爱，浓雾消散了，花，娇媚地到处开着。这时候我却更寂寞，更苦恼起来。熟朋友飞的飞，坐船的坐船，差不多走光了。我呢？需要北上，但怎样北上？还没有决定。

北上前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安置家庭。

这次北上，不能不从最坏的方面去着想，遭遇危险是意料中的事。我的妻子兰华身体多病，当然不能和我一道儿走。把她放在哪里？如何就医？怎样生活？都成问题！万一我出了事，说不定也会累及她。为了她的健康和安全，最后决定让她到美国去。在那里，她能够找到工作，并且可以治病。

兰华决定了出国以后，经过了许多周折，教育部和外交部的出国手续总算妥当了，并且准许向中央银行洽购美金一千三百元做旅费。这时候的美金，每元牌价只合法币二十元，但实际价格已超过两千元。忙完了外汇，紧接着就是购买飞机票。票子已经订到一年以后，飞机早已成了特殊阶级的专用品，跑了多少趟行政院，没有办法，结果还是走了军人的路子，一直麻烦到4月下旬，她才算飞走了。

现在剩下我和我十二岁的女儿华心了。为了筹措旅费，我曾经写信向两个地方借款，结果是碰了壁。并且哪一天能走开，还不知道，日常的生活，又成了问题。因此就下了决心去摆地摊，把不能携带的衣服全卖掉，但是谁守这摊子呢？华心是不肯去的，我自己也抹不下脸来。后来和跟着我的一个学生庞瑚商量，最后他同意代我去摆摊子。第一天晚间他回来告诉我：“卖了一个床单子，被扒手偷走了一床，等于卖一送一。早晨刚站在摊子旁边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下午似乎习惯了一点。”我听了最后的一句话，几乎滴下泪来。像这样的摊贩生活，我们过了两个半月。

重庆是座山谷，围在四面的高山中，夏天的热流，有时叫人蒸发得喘不出气来，庞瑚整天立在阳光下，他的面孔晒得好像一个非洲人。因为过分辛苦，他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消瘦了。他很有耐性，当每天晚上，拖着疲累的两条腿走回来的时候，脸上总是浮着微笑告诉我：“今天生意不错，收入相当好。”

我焦灼地等候着一个理想的机会到来，使我能在一种较好的方式下北上。如果刘、冯、孙中间有一家邀请我，我便可以堂堂正正地前去，因为这样比我自动地跑去，要自然得多，同时也安全得多。我相信他们中间一定有人要这么做。不过在什么时候？我却算不准。

无聊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消息“杳如黄鹤”。华心常常问我：“爸爸，你究竟打算怎么办？走呢，还是永远地在这里住下去？”我说什么呢？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的心事告诉她。只好对她说：“我们一定要走的，哪一天还不知道，总之快了吧！”

7月的一个夜晚，星星把天空挤满，微风轻轻摇动着花影，身上感到一丝凉爽。回到屋里，打开当天的报纸，在读着一段评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短文的时候，忽然有人敲着我的门，我奇怪这久已门庭冷落的地方，哪里来的不速之客？开门一看，原来是送电报的报差，“北平来的电报”。他递给了我。

这是孙连仲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这么写着：“余心清兄：有事相商，请即命驾来平。”几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对华心说：“我们现在真要走了！”

后来我知道这次孙来电报找我，是客观环境促成的。他直属的三十军在过了黄河到达彰德附近以后，被解放军在二十四小时内解决大半，剩下的队伍退回新乡，又被胡宗南 调走。他多年努力经营，而今却变成光杆。这件事给他的刺激不小，叫他更明白， ；仗是再不能打了，蒋介石也不可靠。此后想生存，非另找出路不可！另找出路，只有靠近革命的队伍，于是我这戴红帽子的，就被光顾到了。此外，他对我的友谊，在这里是不许抹杀的。

跟着电报之后，他给我汇来旅费五十万元，并且催我早日成行。这笔款子，解决我不少问题。

北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陆路，一是水路，后来我顾虑到经过西安的危险性，就决定顺江东下，先到南京，等到弄清楚了情况，再向北方走。

连日收拾行装，接洽船位，忙个不停。我已没有了坐飞机的资格，就是钻到门子里买到票，经济上也不许可。这些日子的轮船，悉数被征作军用，干什么去？已是尽人周知的事。我奔走了两星期，弄不到一张船票，最后还是经过蒋的后勤部的介绍，搭上了一只运兵的船，才算动了身。 AqQJJ1QylM+1qpjfX9azfZH2nerIiuVgSS5pJbYt/lurDSubVsRKcC3rcCFl2w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