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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完了，一颗心更沉重起来。时局，比雾重庆的天气还阴沉，几时才能够看到光明晴朗的日子呢？在悬悬着。
烦闷地在屋子里坐不住，便戴上帽子，拿起手杖，爬上了高坡，到了观音岩口，就顺着马路向西慢慢地踱去。走到中苏文化协会门口，碰到侯外庐
，他和我握了一下手，带着紧张的神情告诉我：“你知道校场口出了乱子吗？”“开会我是知道的，出了大乱子吗？”我惊讶地问着。他于是把早晨开庆祝政协成功会的时候，特务怎样有计划地雇用一群流氓包围会场，打到台上，李公朴伤得很重，郭沫若、施存统
也负了轻伤的事说了一遍。“那么我们慰问他们去好不好？”他点点头：“好。”
我们差不多和郭先生
同时进了他家的门。我问他伤得怎样？他沉静地微笑着：“头上打了一个包。”说时就用手摸着那块鸽蛋一般大小的疙瘩，“简直是下等流氓的举动。”他有点愤慨了。
到了施家，天已经昏黑。他住在中国银行的宿舍里，没有灯，我们摸着上了楼，找到了他的房间。他正在床上躺着。桌子上点一盏菜油灯，光线暗得仅仅够分辨出他的面孔。他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打场里”，若不是平时还有一把力气，恐怕就危险了。现在只感到头昏和四肢酸痛。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微。我们安慰了他一番，垂着头走了出来。
在甬道上，碰到了两位朋友，王若飞和廖承志，他们手中拿着一束花，代表中共来慰问存统，我们打了一个招呼就走下楼。我对外庐说：“中共朋友们多么周到关切啊！”“他们一向做事精细、敏捷，尤其对于进步的朋友，照顾得特别周到，这是一个成功的党的作风。”最后这一句，他是把脸转过来贴近我的耳朵轻轻地说的。
停了电的街头，只有从商店里闪出一线光亮，行人变成一堆黑影子在街上来回乱撞。我对外庐说：“今天的事情，就是蒋介石的和平，现在的街头，就是蒋介石的统治。跟这小子谈和平，等于‘与虎谋皮’。”他冷笑了一下。
在外庐家吃了晚饭以后，我烦闷得不愿回家。“这几天蒋召开的全国将领会议，也该闭幕了，为什么不找几位军方朋友谈一下呢？”我这样想。出了中苏文协大门（外庐的家住在里面），我又向西边走去。
胜利大厦，住满了各战区来开会的军长以上的将领。我走进了赵寿山
的房间。他一看见我就问：
“你到校场口去了没有？”
“挨打没有赶上，事情是知道的。”我告诉他。
“狗日的！这是他的小打，大打还在后头呢？”他气愤地说着。
“这两天你们开会的结果如何？”我问他。
“打！这杂种决心了，”他一面说着，一面走到门边，打开门向左右看一看，然后关上走回来对我说，“他们不断地有人跟着我。”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开会为了面授机宜，明天我们就要回防地，动员令三两天就下来。打吧！看这小子打到哪一天！这一打可能打得很久，老百姓要遭大殃。”他指着屋子角落里，两个用绳子捆得很紧的席包：“你知道那里边装着什么东西吗？”
我看了一会儿说：“带回去的礼物吧！”
“是的，礼物，送给老百姓的。”说着他站起来了。
“那么，什么呢？”我有点茫然了！
“告诉你吧！‘剿匪手册’！从前在江西用的，现在增加了一些材料，把它改编了一下，要我们带回去，普遍地发给士兵。这几天讲的也是这一套。”
“这个流氓坏到了不可以用人的尺度衡量他！他在政协里，话说得多么漂亮，同时就在干这些勾当！这些小册子，当然是远在政协开会以前就着手准备的了。我和许多朋友，还对这次政协存着一些幻想，以为这小子，今后总会受一些约束，纵然他的话打个对折，那块假民主的招牌也得挂几天，却没料到他会这么变戏法！”我心里这样地想着。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我望着他。
“我嘛？光杆总司令，只有一个秘书，一个副官，算是我的人。归我指挥的队伍在哪里？我不知道。卫兵都是监视我行动的人。我只有……”说着他转过身去，面对着窗子向外瞭望着。
我也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和他握着手：“我们各人找自己的机会去干吧！不干掉这小子，人民是永远不能翻身的。”
回到家里，已是深夜，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地想着，一定，一定要干掉他！但干掉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唯一的做法，是要配合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地干。
第二天一清早，我找到了陈真如
先生，赶巧朱蕴山
也在他的家里。我把蒋的军事会议的决定告诉了他们。最后，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大家分头接洽，要把重庆方面的民主力量和各方面反蒋的军事力量，联合在一起，然后共同本着一个协调的步骤，配合中共去做。
一个雨后的夜晚，民权路聚兴城银行楼上的客厅里，灯光照得雪亮。最先进来的是冯玉祥先生。一个巨人踏着缓慢的步子，好像一座山冈在移动着，伸出那肥而大的手，和陈、朱及我边走边握着手，寒暄着。接着是李任潮
先生，满面春风地笑着进来了。张表方
先生是第三个走进来的，戴着一顶毡帽，穿着长袍马褂，一手捋着长髯，连声“啊！啊！”向每一个人打着招呼。李一平
陪着龙云
先生进来。龙戴着他那一副黄色水晶眼镜，穿着深蓝的缎袍，以快速的步子走着，他和李任潮先生是第一次会见，握着手很久不撒开，道着他多年的景慕。最后进来的是刘文辉
先生，和人握手的时候连声说：“对不起，刚从一处应酬的席上跑过来。”
“中国八年抗战，赢得一个惨胜！今天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蒋介石却偏要一意孤行打内战，政协的前途已经被这几天的军事会议决定了。诸位先生都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人物，而且在革命的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页，今天集会在这里，谁都能信任谁，希望大家能共同商讨出一个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办法来。”
我先来了这样一个开场白。
第一个发言的是陈真如先生，他说：“我们不能看着把一个国家断送在他一人手里。今天整个国家面临着死亡的关头！以前我们中间虽然不断地互通声息，但团结得还不够，今后我们要更进一步地合作，把政治和军事配合起来，在各方面实际上动员起来……彻底把他打倒。”
接着就是刘文辉先生发言。他是一位长于辞令的人，说的话非常动听：“蒋介石这个龟儿子，是个大骗子，我认识他最清楚，他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抗战给了他一个消灭异己的机会，他拿到这个法宝，想铺平他做皇帝的大道。我们如果不革掉他的命，将来谁也活不成，志舟
兄这次吃了他的亏，就是个例子。”说着他把眼望着龙。“我不断和四川带兵的朋友说这些道理，并且我要加紧地和他们联系。在西康我早有准备，决不上他的当……今后大家来，我也算一个，我们要革命，就要干到底。”
龙先生很感慨地说道：“我在抗战时一向留神老蒋，这个坏蛋，没想到胜利后他还要打内战。他知道要进行内战，非先收拾云南不可，所以他先下了我的手。”说到这里我岔了一句：“你这回是好比老虎打了一个盹，被他暗算上了。”他点点头继续说道：“我们决不要放弃我们的责任，有一分力量，要干一分的事，凡是我能尽力的地方，我一定跟着诸位一齐去做……”
李任潮先生把这次在广西敌后的做法先说了一遍，然后谈到他来到重庆的打算：“本来我是不想来的，后来因为要和朋友们见见面，商量一个做法，我才离开广西。今后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要在内战中打倒他。团结才有力量，革命要在多方面去发动，现在反蒋的力量到处皆是，民主是人民一致的要求。我想，只要我们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张表方先生静静地坐在沙发椅上听着，随后他说道：“民主的力量，像海上的巨潮一样，谁也抗拒不了，只要我们能把政治和军事两个武器并用，蒋介石的独裁，最后一定要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最后是冯先生说话，胸脯笔挺地微向前倾，左腕靠着椅扶手，右拳有力地在右膝盖上握着，好像永远地在紧张着：“今天这个聚会，太有意义，太有价值了。我们要称之为无话不说真诚坦白的革命会议。我提议要在重庆、成都、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建立起规模较大的言论机关，用宣传攻势打击独裁。”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蒋的军事攻势，一定先北后南，因此我们工作重点，也要放在北方。心清对北方人事最熟悉，请他去担任这工作，是再适当没有的。”说时他望了我一眼。
这个会谈到深夜才结束。以后在歇台子（冯先生乡间的住处），又开过两次会，做了不少更具体的决定，关于大家中间的联系工作，由陈真如、朱蕴山、李一平和我四个人负责。
当我决定了北上，在陈真如先生的家中，曾和周恩来、叶剑英两先生接洽过两次。我们一致希望把北方一些“杂牌”的军事力量拉过来，策应革命解放大军。因为一个师的起义，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说，就等于蒋介石损失了三个师，解放军增加了三个师。纵然起义的事做不到，能使一个指挥官动摇了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对革命有利的。况且蒋的嫡系部队，士兵普遍厌战，将领骄奢淫逸，早已失掉了斗志。杂牌军更不用说，他们恨极了蒋的消灭异己的手段，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图存。这两个弱点，都是蒋军事上致命的地方。我们正要向他这些最致命的地方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