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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

刘澜涛 平杰三 张执一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许多党外朋友和我党同甘苦,共患难,同心协力,始终不渝,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历经考验的老朋友,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有的身陷囹圄,身心备受摧残;有的惨遭折磨,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中国人民永远尊敬和怀念他们。

在我们怀念的这些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和朋友中间,就包括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同志在内。

惊世骇俗的“红色牧师”

余心清,安徽人,1898年生于合肥,长于南京。自幼家道贫寒,小学未读完便中途辍学,以种菜、代书糊口。他十七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在南京创办的金陵神学院。

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战祸连绵,民不聊生。余心清不甘心于做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神职人员,却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2年夏,被称为“基督将军”的河南省督军冯玉祥将军,邀请余心清到他的军队中担任“随军牧师”。但这个“牧师”与众不同,每次在军内外布道,从不讲“上帝”“天国”,却大讲世界革命之潮流,中国贫弱之根源,以及革命军人应肩负的救国救民的重任,从而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一次,泰安德贞中学请他去讲道,他讲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强邻环伺之下,就要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处境;指出中国必须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才能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事后,校方认为这次讲话煽动性很大,影射攻击政府,不许学生在底下谈论。从此,“红色牧师”之名,风传一时。

热心育才的教育家

从1923年至1926年,冯玉祥将军驻军北京,在南苑的团河创办军官子弟学校(又名育德中学),余心清被任为校长。该校设有从小学到高中班,免费教育出身寒苦的西北军官佐子弟。由于严格训练,教育有方,培养出不少人才。在他的影响下,冯玉祥将军还积极支持办起了妇女学校。当时西北军军官家属和女孩多系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除了学文化外,还学缝纫、机绣、毛线编结和医护知识等。一遇战事,家属就到前方护理伤病员,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

此后,余心清一度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冯玉祥将军开办的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学员均系县长以下的地方行政官员,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辖区各省训练出一批行政管理人员。

后来,余心清又调任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校长。他亲手制定的校训是:苦读、苦练、苦做。他经常教育学生说:“目前国家是什么情况呢?外有强敌压境,内有民贼压榨,四万万同胞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你们必须苦学本领,苦练身体,苦干革命,准备随时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他把学生当作士兵来训练,每天出早操,半夜里紧急集合。并设有适应战争需要的体育锻炼器械,如走天桥、爬吊绳等,为抗日做准备。

余心清在冯玉祥将军军中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常常到课堂听老师讲课,查晚自习,查铺,抽查学生食堂账目,关心学生伙食和健康,深得学生们的拥护。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学员,不少是西北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流汗流血;有的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解放军的将领,如彭雪枫将军,就曾是团河军官子弟学校的学生。

坚持抗战的爱国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可耻政策,以致东三省三千万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此时冯玉祥将军正息影泰山,激于民族义愤,以在野之身,起而号召抗日,派员四处联络反蒋抗日力量。余心清多方奔走,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联络桂系、粤系以及四川的反蒋军事力量,策划共同抗日。1933年3月,日军开始侵入华北地区,北方风云紧急。5月26日,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察哈尔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举起了抗日义旗,冯玉祥将军自任总司令,吉鸿昌、方振武等是主战最力的将领,余心清任总务处长,并兼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他竭尽全力,保证前方的军需供应,做好后方的安定工作,为抗日同盟军的对日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7月12日,抗日同盟军经过浴血苦战,收复了多伦等四县,光复了察哈尔全部失地,振奋了全国人心。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蒋介石,加冯玉祥将军以“破坏国策”的罪名,调十三个师的兵力,勾结日军从空中和陆地夹击抗日同盟军,同时施展挑拨离间、重金收买等鬼蜮伎俩,从内部瓦解,破坏抗日同盟军,在此险恶形势下,冯玉祥将军被迫去职,抗日同盟军功败垂成。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剿共”前线,阴谋借刀消灭异己。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为达到联共反蒋抗日的目的,在福建发动了“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改元易帜,与蒋介石的南京卖国政府公开决裂。这个时期,余心清作为冯玉祥将军的全权代表,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余心清是由十七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在会上发表反蒋抗日救国的讲话。大会通过了宣言,公推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派张云逸同志代表参加。

根据实际情况,在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其中经济委员会由冯玉祥兼任主席,由余心清代理。余心清当时提倡冯玉祥式的艰苦作风,开展厉行节约的运动,由李济深带头,凡属政府人员一律穿中山服,戴工人帽,一时蔚然成风。

但是,福建人民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即决心以武力来消灭它,抽调二三十万大军入闽,同时从空中猛烈轰炸。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孤军奋战,加以党内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也没有予以很好的配合,历时三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至1934年2月中旬便失败了。余心清受到蒋介石的明令通缉,流亡到日本去避难。

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

1935年夏,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余心清不顾被蒋政府逮捕的危险,潜回国内,继续从事反蒋活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余心清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领导下,肩负起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是冯玉祥将军旧部,余心清利用西北军过去的关系进行工作。当时,蒋介石还未承认我党为“合法”政党,红军也尚未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党为了发动山东地区的抗战,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特委派张经武、彭雪枫、张震等同志为我党代表,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借其公开合法地位,帮助该集团军建立政治工作,办起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余心清出任政训处中将处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党动员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平津流亡学生千余人考入这个训练班。余心清聘请了原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我党党员和左派教授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许德瑗等为教官,讲授国际形势、中日问题、游击战术、动员民众等课程。学员结业后,分配到临清、德州、烟台、聊城等各地,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在山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今天我党政军中的不少高级干部,是当时这个训练班的学员。

1939年,余心清到重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廉洁奉公,不辞辛劳,大力开展救济难民和收容孤儿的工作,曾到过华北,并到了解放区。他亲眼看到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团结、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内心极为倾慕。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面目日益暴露。1944年,余心清参加了接受我党领导的国民党内进步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余心清与徐冰同志直接联系,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余心清决定北上之前,曾向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面请示行止,他们希望他尽可能把北方一些“杂牌”军争取过来,孤立蒋介石,策应解放大军。

同年10月,他应冯玉祥将军的旧部、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之邀,到北平任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以北平为基地,积极展开民主活动和争取孙连仲起义的工作。在他的住处,曾经开过不少次秘密会议,也举行过多种形式的座谈会。他邀请许多知名的大学教授,一道讨论国际形势。一些革命同志,在他这里暂住避难。徐冰同志常常约人到这里会晤,布置工作。余心清同许多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也在这里接头。在蒋介石特务密布的白色恐怖下,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只有一条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他曾叮嘱他的妻子刘兰华:“我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万一有那一天,我把母亲和孩子都托付给你了,千万把孩子培养成人,继承我没有做完的事业。”

1947年,被迫流亡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发表了轰动中外的《告全国同胞书》,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反对美国援蒋打内战,支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青年学生。冯在国内的一些旧部,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或为保全个人的禄位,纷纷去信劝他勿发反蒋政府言论,有的还对冯进行人身攻击。唯有余心清却满腔热情地去信说:“故国情势,已临最后关头,不治之症,待其死灭。……腐枝不去,新干不生,黑夜深时天破晓。自先生之言论,隔洋传来,使青年朋友兴起,使舆论激动,使腐败当道战栗,使老百姓寄以最大希望,此所谓‘一言九鼎’,‘一鸣惊人’,而国际人士,更引起重视。”

1947年中,由于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在余心清的耐心争取下,孙连仲开始动摇,表示愿与我方进行洽谈。余心清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同志说:“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即就此事对我北平地下党同志做了指示,并指出这是华北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不幸,党的秘密电台被敌人侦破,中央领导同志的电文记录稿及其他一些电稿未及销毁,导致了余心清和我党一大批优秀同志被捕,时间是1947年9月26日。余心清在被捕前,还通知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迅速转移。在狱中,余心清同国民党反动派做了坚决的斗争,他的供词就是讨蒋的檄文。他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全国的人,都不愿打内战。国家的人力、财力,也不许打内战。穷兵黩武,后患堪虞!见仁见智,非我所顾。年已半百,死当其时。”他一度与几位共产党员同囚一室,他从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1948年5月27日,余心清写下了真挚感人的遗嘱:“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

黑暗的尽头,也就是光明的开始。当蒋家王朝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上台,经我党大力营救,余心清获释出狱。党即派人掩护他到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

全国解放后,余心清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意气风发、精力旺盛地投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繁重工作。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在政权机关、外事活动、民族事务、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余心清于开国之初任典礼局局长时,与外交部有关同志一起,参照各国礼仪,为我国制定了最初的外交礼仪规定,并把各省、市交际处负责人调来北京学习。在他任典礼局局长任内,没有设其他副职,事无巨细都要他亲自过问,事事都处理得有条不紊。记得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上讲:“现在各部门都在叫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

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政务院系统的事务工作,头绪纷繁,任务琐细,他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认识这一工作的政治意义,不能有丝毫马虎。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员,有一次由他负责安排选举事务,他事先召集工作人员,就发票、投票、检票、计数以及代表从座席到票箱投票的最短路线等各个环节,都做了具体细致的布置,圆满地完成了庄严的选举任务。余心清同志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要求是严格的,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粗心大意。

不可侮辱的志士

余心清是我党的真朋友、好同志。然而令人愤懑不平的是,他没有死在蒋介石的铁牢之中,却死在“十年内乱”的暴政之下。1966年9月4日,余心清同志不能忍受对他的那种人身侮辱,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淫威,悲壮地倒下了。

余心清辞世前,致书周恩来同志,以他一向为人的坦率,对当时那种假群众运动之名,践踏法制,“横扫一切”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他恳切表示,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曲折,但一颗为人民事业的心是始终一贯的。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我们党,对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信赖和感念之情。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继垮台后,齐燕铭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便抓了对余心清同志的平反昭雪工作。1978年10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余心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这时燕铭同志已是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灵堂亲自主持追悼大会。当时,习仲勋同志恢复工作不久,远在广州,闻讯后于追悼会当天打电话到北京,以他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并通知他的夫人齐心代表他参加追悼会。当时,谁也料想不到,几天后开的追悼会,便是燕铭同志的。这种生死连心的革命情谊,是感人至深的。

并非题外的话

“十年内乱”,人妖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失去了很多好同志、好朋友,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我们人民的不幸!

现在,被颠倒了的历史,终于颠倒了过来。杀人者被押到被告席前,受到应有的判处,罪恶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殉难者将流芳后世,永留纪念。

革命总是人越多越好,不仅要有强大的主力军,而且要有广大的同盟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许多和我们党合作共事的朋友,多则在四十年以上,少则也有三十来年的历史了。这样漫长的岁月,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无论是在我们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总是始终如一地信任我们党,相信我们的事业,为革命做出贡献,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情厚谊,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艰难险阻。恩格斯说得好:“没有一次历史灾难,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中国古话也说:“多难兴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沿着三中全会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我们就一定胜利!

(原载198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6PwhkCLQxaxcvRxZq1vbzRJ04vwzMIWGrCz1Gxgv5aLT/HErNRD9rreq+nmMvU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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