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懂得“本末”“终始”“先后”是学习大学之道的关键

【译文】

世上万物都有根基和末梢，天下万事都有结局和发端，能够明白它们的先后次序，那么，就能够接近这《大学》之道的核心所在了。

（1）以德为本，还是以才为本

做人或者用人，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才为本？在历史的争论中，这两种声音此起彼伏，没有止歇。

那么按照古人的标准，什么是德？什么是才？

我国古老的典籍《尚书·商书》中曾记载伊尹的一段话：“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意思是说，人君选人任官，只能是贤而有德的，才而有能的。至于辅佐在君主左右的大臣，又必须在贤才之中择其优者。贤臣听察，以便使君臣相济，始终如一。

周初，姜尚提出选拔人才必须符合“六守标准”，即“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挑选将才，姜尚又提出“五才”标准，所谓五才，即“勇、智、仁、信、忠”。

德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无专门的系统的论述，如将古人的各种说法分类归纳，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忠君爱国。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的德的标准。如孙武在《孙子·计篇》中提出的“五事”之首的“道”，实际就是德。其内容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古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意思是要让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可以让他们为君主而死，为君主而生，而不存二心。他在《孙子·地形篇》中还提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其意是进不居功图名，退不推诿责任，只知道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忠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吴子》兵法中也要求将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即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宁光荣地死，不苟辱地生。

孔子曾赞扬郑国子产，说他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孔子看来，子产所具有的四种道德正是“举直”的标准。这种正直的人，行为庄重、侍奉君主恭敬、给百姓恩惠、役使百姓合乎义理，所以最善于处理上下关系，既是君主的忠臣，又能够笼络百姓。选拔这样的人参与国政，从事管理，就能够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第二，一心一意为民众谋福利，不谋私利，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加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见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提出，领导人物应当如舜、禹这些古圣王那样“能事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即对人民关心入微；要能“饭糗茹草”、“手足胼胝”地为人民艰苦操劳。

第三，忠于职守，公而忘私。春秋时，鲁国敬姜夫人曾用前代诸侯、卿大夫们每天辛勤从政的业绩来教育儿子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当好大夫：“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以后韩愈在《争臣论》中曾用禹、孔子、墨子公而忘私的事迹来说明忠于职守是从事工作的必备德行。他说：“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这是因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公而忘私、忠于职守中最难以做到的是敢于为国家的利益、为民众的利益向最高领导者直言进谏。这是贤才应有的品质。荀子在区分国贼和社稷之臣时，提出了这一标准。荀子说：“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能够规谏、争谏、辅佐、矫正的人，是社稷之臣，是国君之宝。

以上三方面，可说是“德”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些素质，很难称为有德之士。此外，还有不少个人修身、养性、礼仪、操守方面的内容，也属于德的范畴。

才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古人特别强调“智”，并赋予“智”以丰富的内涵。《孙子》一书多次论述到“智”，把“智”作为将帅的首条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还提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将通于变九之利者，知用兵矣”。《吴子》认为，将是“总文武者”，即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孙膑兵法·八阵》要求将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

《三国演义》更对为将者的本领和才能做了泼墨浓笔的描绘。诸葛亮在出祁山劫寨破魏都督曹真后，给曹真的信中讲：“窃谓人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诸葛亮草船借箭后对鲁肃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

对高层决策领导者的才，则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如在诸葛亮眼里，将才、帅才的能力，主要不是表现在军事知识和经验上，而是“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他对大将的要求是“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对高级谋士的要求是“词若悬流，奇谋不测，博闻广见，多艺多才”。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诸葛亮认为决策层领导应该是全才：能统筹全局，运筹帷幄；有广博的知识和宽阔胸怀；尊重人才，从谏如流；善于分析判断，决策果断。

选用人才到底应以德为重还是以才为重呢？

一种观点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帅。北宋一位著名学者认为，德和才比，德应占第一位。他说：“才乎才，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他还说：“无德而才，犹资盗以兵。”司马光曾发表过值得深思的见解，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的这段话明确提出了德才兼备又应以德为帅的思想。

康熙虽然不拘一格遴选人才，但对于人才的标准却要求得非常严格。他用人始终一贯的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才德兼优”的标准在实践中很不容易做到。在康熙看来，“从来才德难以兼全”，只能“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甚至还说：“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对于那种只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的庸吏，康熙最看不起。

以德为本是帝王用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因为帝王的用人标准不仅仅在于为某一个重要职位选用一个合适的人，更在于引导人才的道德走向，进而引导社会风气。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准确理解帝王用人的深意。

（2）以民为本，先民而后身

世间总有一些事、一些人令我们感动，让我们叹服。比如那些爱民如子的清官，比如那些舍生取义的忠臣。正是他们身上以民为本的浩然正气，我们的历史才有了这样浓厚的人文情怀。而这正是儒家所推崇的“先民而后身”的精神所在。

晏婴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备受后人推崇的清官。晏婴清明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相齐期间做出了许多恤民厚民的政治决策，而从这些决策出炉、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一个清官政治决策的为难之处。

许多史料都详细记载着晏婴“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多次强调：“以民为本”、“先民而后身”。鉴于此，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直以恤贫厚民、敢谏尽职而名显诸侯。

晏婴相齐之初，当年齐桓公称霸的业绩早成历史，整个国势相当衰弱，北部的燕国，西部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都经常犯其边境。在国内，官家垄断着大部分山林、土地、渔盐，贵族们“宫室日更，淫乐不违”，“肆夺于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晏婴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机智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尽最大努力去为民请愿。

有一次，乐不思政的景公问晏婴，自己能否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晏婴脱口而出：“桓公之时，特别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管仲为左膀右臂。可您呢，不但左倡右优，而且前面有进谗言的，后面有拍马屁的，这哪能成呢！”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话在景公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震动。

景公为兴建亭台而役使大批民工，虽值秋收季节也不让这些民工回去。民工们心急如焚，但都敢怒不敢言，只能暗暗叫苦。晏婴对此曾专门进谏，无奈景公执迷不悟，仍然一意孤行。接着，还为了亭台的开工而举办了一个大型饮宴，并令晏婴陪侍。晏婴待酒过三巡，忧心更甚，遂即席起舞，同时唱道：

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

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慑慑矣如之何？

唱着唱着，禁不住泪流满面，一些忠臣义士也一个个随之掉下了热泪。酒酣耳热的齐景公见此情景，才震惊、醒悟，下令停止了亭台工程。

又有一次，齐景公病了，他以为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要大臣大举祈祷。晏婴又引经据典，劝他将祈祷上苍改为实行德政，薄敛减赋。也巧，景公恩准了他的奏请不久，大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从此，他对晏婴更加信任，而晏婴对他的劝谏，也更多、更及时、更直率。

有一年，阴雨连绵，齐国都城附近百姓的房子倒塌了许多，无数人无家可归，缺吃少穿，眼巴巴期待着朝廷救济，而齐景公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旧饮酒作乐，甚至派人到处去找能歌善舞的人陪酒助兴。晏婴得知后，先将自己家中的器具、粮食分给灾民，然后去见齐景公，说：“现在雨水成灾，百姓饥寒交迫，而您却日夜享乐不去救灾。您的马吃着国家粮仓里的粮食，您的狗吃着一般人家经年舍不得吃的肉，您的宫女们天天都在大吃大喝，而您的百姓却在啼饥号寒。如此下去，百姓们就不愿意再拥戴您这样的国君了！”齐景公一听，连忙派人去了解灾情，发放救济物品。

此后不久，晏婴陪伴齐景公外出，见齐景公对田野路边一具具冻饿而死的尸体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又说：“当年，桓公看见饥饿的人便给粮食，看见有病的人便给钱看病，而您却对百姓冻饿而死不痛惜。如此下去，百姓就会离心离德，去拥戴别人做齐国的君主了！”齐景公这才连连认错，并下令掩埋死尸，发放粮食，减免赋税徭役。

在官场上，为官以清，时时处处要和不正之风斗争，但要创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环境，做到理直气壮制止歪风邪气，揭露他人的越轨行为，首先自己得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晏婴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晏婴知道，创建清正廉明的政治环境，不是说说就可以，也不是制度建立和颁布了就万事大吉，决策者的以身作则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晏婴一系列拒赏守贫的决策表面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实际上其深意在于在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面前做出一种姿态：官，就是要这么当。所以，晏婴从我做起以清廉俭约的做法，既是保持操守的个人化的决策，更是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政治风气的重大政治决策。

晏婴的做法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而无疑也是对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上最不可或缺的。

在包括《史记》在内的众多史书中，多处提及晏婴“食不足”、“食肉不足”、“衣食弊薄”、“乘弊车驽马”、“布衣栈车而朝”。还说他每日的正餐，吃的是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他家正赶上他要吃饭，就把饭分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个人都没吃饱。他穿的是粗布衣，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三十多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走着去。至于住的，照景公的话说，是“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齐景公见晏婴如此清苦，便派人送给他许多钱财，前两次都被他全部退还，第三次他收了下来，将它们转赠给了贫穷的亲友和灾民。之后，他生怕景公再次恩赐，便如实向景公说明了情况，还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恩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应该干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臣下就变成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者是不会干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五百个村庄吗？”晏婴便说出了“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并“再拜而不敢受命”。

然而，景公总觉得晏婴乘坐的车子与其身份太不相称，所以仍坚持送他一辆由几匹良马驾的好车。晏婴再三谢绝，并坦诚地表示：“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怕他们奢侈浪费和行为不轨，一直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负担，我若乘坐好车，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弥漫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无法禁止了。”

接着，齐景公又利用晏婴出使他国之际，“毁其邻以益其宅”，为他新建了一处相国府，但晏婴回京之后，马上从相府搬回了原来低矮狭小的住处，同时将相国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

后来，景公还决定将富庶的平阳（今山东平阳东北）和棠邑（今山东聊城北）赏赐给晏婴。晏婴表示感激却不肯接受。他说：“以往，由于您热衷修建亭台楼阁，致使百姓筋疲力尽；由于您迷恋声色犬马，致使百姓贫困不堪；由于您动不动就对邻国兴兵打仗，致使百姓性命难保。直到现在，百姓们仍在怨恨朝廷和官府。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景公默默点头，但又问：“难道您就不想富贵吗？”晏婴答道：“我以为，当臣下的首先要为君主，然后再为自己；先为国，再为家。至于富贵，人人所盼，我怎能例外呢！”景公说：“那么，我应赏赐您什么呢？”晏婴随即表示：“如果您能下令减免渔盐商人的税收，对农民实行‘十一税’，再减轻各类刑罚，这将是我想得到的最大赏赐，我也将永远感激不尽！”景公十分高兴，当即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

晏婴到了晚年，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给他的封地退回去。景公认为在齐国历史上从未有臣老辞邑的先例，坚决不同意。但二人推来让去，最终还是晏婴说服了景公，将封地全部退还，自己仅留下了一辆劣马驾着的破车。

晏婴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家人：丧事要从俭，绝不许厚葬。

正是基于“以民为本”的做人理念，从而使晏婴在多年之后仍然受到世人的敬仰。

（3）善始善终必有所成

所谓“事有终始”，《大学》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开头和结尾，善始善终是做人做事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路漫漫，困难重重，若想能得到日后的成功喜悦，我们首先就要拥有一种善始善终的坚持。

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从青年时代就立志写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为了写好这部通史，他游历名山大川，寻访先人踪迹，搜集民土风情、历史传说，做了大量的资料采集。然而因为“李陵事件”，司马迁遭受了人生奇耻大辱——被施以宫刑。面对这奇耻大辱，他曾想到了死，然而当他想到要写的史书还没有完成时，他毅然忍受生活的折磨，忍辱负重地继续进行未完的事业。正是由于文史公（司马迁）的忍辱负重、善始善终的毅力所至，我们后人才有幸得以一睹“无韵之离骚”这一千古绝唱。

能够做到善始善终的人是可敬的，只能善始不能善终的人是可悲的。

众所周知，程咬金家住山东历城斑鸠镇。年轻时，他身长力大，性情莽撞，经常闯祸，动辄与人厮打，当地人个个怕他，都称他“程老虎”。后因寻衅打死了一个捕快，铸成大罪，缓决在狱。三年后逢隋炀帝大赦天下，得以出狱。但家贫如洗，生活无着，被尤俊达收留合伙打劫。尤俊达送给他一把64斤重的宣花斧，还教他斧法，但程咬金总是记不住，学了后面忘了前面。最后，他总共就学会了三招。因程咬金身强体壮，勇猛过人，有了这把神斧如虎添翼。

不过，程咬金如果遇上了能躲过他前三斧的人就得赶快逃命，不然很可能就要吃亏了。

有一次，秦王李世民杀了窦建德后，窦建德手下的元帅刘黑达兴兵犯关，要给窦建德报仇。他聘请了四位王子共破唐兵，其中三王手下的将帅武艺平平，屡败于唐兵。但南阳王朱登却谋略过人，武艺超群，唐兵很难制服他。一天，朱登到关下挑战，程咬金也不知朱登底细，自告奋勇去迎敌。两人互报姓名后，程咬金嚷道：“呀！你朱登乃是野种，不要走，看爷爷的斧吧！”说罢，他当头就是一斧劈下，朱登把枪一架；程咬金又一斧砍来，朱登大叫一声：“呵呀，好一员勇将！”话未了，程咬金猛地又是一斧，把朱登劈得汗流浃背，朱登见程咬金如此厉害，心中发慌，正待要逃。程咬金又一斧，朱登发现第四斧没有力量，第五斧、第六斧更是无力。朱登大笑道：“原来是个虎头蛇尾的丑鬼！”朱登挺枪来战，那程咬金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朱登趁势拦开程咬金劈来的斧头，扯出鞭来，打中了程咬金右臂，程咬金大叫一声“哎哟，小杂种，打得你爷老子好厉害”便狼狈地逃进了关，惹得众人大笑。

程咬金不能善始善终，只学会了三招斧头功。在这次战役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若不是他跑得快，小命就交待了。

明人杨梦衮曾说：“作之不止，可以胜天。止之不作，犹如画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告诉世人坚持下去的道理：世上的事只要不断努力去做，就能战胜一切，取得成功。但如果停下来不做，那就会和画饼充饥一样，永远达不到目的。

这是个浅显简单的道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忘了它。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遗憾。很多时候成功就距我们一步之遥，我们却在最后的关头放弃了努力，让胜利轻易地与我们擦肩而过！

要想成功，就要“作之不止”，决不能半途而废。当然，方法、计划可以调整，但决不要让放弃的念头占据了上风。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努力给事情一个完美的结局。有时，在顺境时，在目标未完全达到时，也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不要因小小的成功就停步不前。

那些会做人的成功人士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坚韧执著、意志刚强、不达目标誓不罢休。而那些今天想干这个，明天又想干那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小事不想干、大事干不了，或遇到一点挫折就退缩徘徊，缺乏坚强意志和忍耐力者，无法做到善始善终，这就决定了他们最后只能一事无成。

最后，关于这一话题，我们要告诉你的是：做人做事都应当努力追求最后的完美结局，这是成功者的要求，也是成功者的想法。

如果你能这样想并这样去做，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做得很好并且不会自满。因为很少有东西是完美的，即使是最好的产品都有缺陷。然而，在现实中就是因为你设立这样一个完美的目标，可以提升你对品质的意识，使自己做事变得非常认真，因为你会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完美。

只要你追求完美，就可以保证你善始善终，不被半途而废所害。而世界上为人类创立新理想、新标准，扛着进步的大旗为人类创造幸福的人，大多数就是具有这样追求完美素质的人。这些人能力出类拔萃，对于寻常、细微的每件事都能认真思考，不肯安于“还可以”或“差不多”，必求其尽善尽美，必求人格上的圆满。 yAJRFRZ0FKvnn2neoNgEOPGyIQB/W3RAg4yPUElu8qVFBD7gf7BI9G+uCNFiy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