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对冲基金

“我喜欢对冲。”

——亨利·菲尔丁，1736年

“大胆预测，谨慎保值。”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61年

20世纪90年代初，梅里韦瑟准备重操旧业时，美国的投资行业正处于黄金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拥有投资产品，股价一飞冲天；市场指数一次又一次地创下新高，前一天的纪录第二天就会被刷新。投资者们虽然眼花缭乱，但他们并不感到满足。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动荡时代。一旦有闲暇时间，美国人马上就会紧张不安地盯着电脑屏幕，关注市场的最新动向。股票显示屏无处不在，无论在健身房、飞机场还是酒吧，人们都能看到不停跳动的价格。学者专家们卖力鼓吹牛市或熊市，虽然从不靠谱，但老百姓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投资者们既贪婪又警惕，一夜暴富起来的人希望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即使股市崩溃也不会让他们出现重大损失的渠道。

美国的富裕人群数量也史无前例地出现了猛增。受益于股市繁荣，全球范围内至少有600万美国人跨入百万富翁俱乐部，拥有的总资产高达17万亿美元。 至少对于这600万幸运儿来说，投资对冲基金具有神秘的吸引力。

其实在美国《证券法》中，对冲基金这一表述并不存在。在实际生活中，它指的是一种有限合伙基金，这种基金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少量出现过。被誉为“价值投资之父”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大概是经营对冲基金的第一人。与共同基金不同的是，这种合伙型基金是在华尔街幕后运作的，是针对富豪的私募型基金，很大程度上完全不受管理约束。这种基金无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有一些只需要在华盛顿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做简单登记。对于大部分对冲基金来说，其投资组合内容都是秘而不宣的。通常，它们可以通过选择客户从而借贷到足够多的资金（或是得到足够多的银行贷款，两者通常是一回事）。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它们不必考虑投资多样化，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投资组合。实际上，对冲基金可以随意选择任何一种或多种新型投资手段，如期权、衍生品、卖空、高杠杆收益产品等。

为享有这种投资自由，对冲基金必须对投资者设定严格的准入门槛。换句话说，它们更像是一种私人俱乐部游戏。按照法律规定，基金可招募不超过99位投资者，每人或每家机构的准入资金不低于100万美元；或是招募500位投资者，每人拥有的投资产品不低于500万美元。这一规定暗示的信息是，如果一只基金只对少数百万富翁和机构投资者开放，那就意味着证交会之类的机构根本懒得去管理监督。当然，游戏这么玩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这些百万富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缺乏监管意味着一切损失他们都必须自行承担。

在当前金融市场中，对冲基金管理者是一个颇为神秘的群体。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并非如此，有几家对冲基金管理机构可谓臭名昭著，其中最有名的非外币投机者乔治·索罗斯莫属。1992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狙击英格兰银行，通过卖空迫使英镑急剧贬值。一时间该基金名声大噪，这笔交易使其获利高达10亿美元。几年后，由于迫使东南亚货币急速贬值，索罗斯成为众矢之的，不过把这件事全部归咎于他似乎有失公允。在索罗斯和其他高调管理者（如朱利安·罗伯逊和迈克尔·斯坦哈特）的“努力”下，对冲基金成功地树立起敢于搅乱市场的大胆海盗形象。斯坦哈特曾吹嘘称，他们那帮人是美国少有的拥有资本主义拓荒时期城堡的人。 这是一群胆大包天的冒险者，要么获得滚滚盈利，要么输得惊心动魄。在1998年版的《韦氏大学英语词典》中，对冲基金一词的释义为“高风险的投机手段”。

其实除了这些声名狼藉的个例外，大部分对冲基金都相当低调温和，这才是它们的本质和迷人之处。“对冲基金”是个通俗说法，源自于“对冲赌局”这一表达，意为通过设定反向操作的方式在投机交易中避免出现损失。这一说法大概来自于搭建篱笆墙以免花园遭到破坏的概念，最早见于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 在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之前，从来没人想过在投资基金中使用这一表达。琼斯是梅里韦瑟效仿的前辈，此人曾在1949年成立一只合伙型基金。 虽然合伙型基金早已有之，但琼斯这位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财富》记者却是第一个以平衡方式（即对冲方式）管理投资组合的人。由于担心股票会在熊市中下跌，琼斯决定通过对冲方式中和市场风险，即同时做多和做空股市。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他也是买入看起来价格较低的股票，与此同时卖空估价过高的股票。至少从理论上说，琼斯的投资组合具有市场中立效果。这样一来，无论是发生战争、总统弹劾还是天气变化，任何可能导致市场出现上行或下行的事件都只能带来部分影响，使他一半的投资上涨，另一半的投资下跌。至于投资净收益，这要取决于他选择股票的能力，即能否做到去芜存菁。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很保守的投资方式，赚得少但赔得也少，对于20世纪90年代如惊弓之鸟一样的投资者很有吸引力。不同于疯狂的索罗斯，大部分现代对冲基金的宣传口号是既稳定又盈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基金有望获得可观的回报，而不是跟着市场大盘亦步亦趋。在理想情况下，它们的回报率可看齐或超过一般的股票型基金，即使在大盘下跌时也能保证不出现损失。

当美国人都忙着比较投资回报率时，名不见经传的对冲基金被悄悄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们似乎可以帮助富豪们绕开市场风险，实现投资的稳赚不赔。在周末的烧烤会上，人人都在谈论共同基金，但共同基金实在是太逊色了！对于有身份的人，那些在汉普顿度假，用意大利名牌搞奢侈装修的人，经常光顾艺术展和慈善晚宴的人，投资对冲基金才显得有地位，因为搞这一行的都是华尔街智商最高的家伙。当人人都在谈投资的时候，在网球场边漫不经心地透露对冲基金经理正为自己打理投资，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面子？换句话说，对冲基金俨然成了豪富和精英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对冲基金征收的管理费高得令人咋舌，这不但没有吓倒投资者，反而让更多的人趋之若鹜。在他们看来，要不是由绝顶聪明的天才管理资金，谁会收取这么高的费用？对冲基金管理者不但享有很高比例的投资利润，而且要求占有一定比例的投资资产。

出于种种原因，对冲基金的数量在美国一下子出现了井喷。1968年，根据证交会的统计，美国只有215只对冲基金。 而截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量超过3000只（没有人知道确切数量），涉及的投资风格和资产类型五花八门。在这些对冲基金中，大部分规模都很小，全部资产加起来大约有3000亿美元。相比之下，共同基金的资产规模高达3.2万亿美元。 尽管如此，投资者还是渴望更多选择。他们不停地寻找既大胆又安全的普通衍生品，这些产品不一定风险最高，但操作一定最可靠；不一定名气最响，但管理者一定要最聪明。没错，这就是梅里韦瑟打算建立的对冲基金。

效仿阿尔弗雷德·琼斯的投资风格，梅里韦瑟认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应注重债券市场的“相对价值”交易。公司可买入卖出一些债券，根据特征进行配对，然后赌其价差会扩大还是缩小。比方说，如果意大利的利率比德国高不少，这就意味着前者的债券比后者便宜，如果价差缩小，买入意大利债券并卖空德国债券就会盈利。这是一种相对低风险的交易策略。由于债券的涨跌通常是同步的，所以价差变化不如债券本身变化那么大。和琼斯的基金一样，从理论上说无论市场是涨是跌，甚至是崩溃，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都不会受到影响。

和琼斯的基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梅里韦瑟一开始就计划让长期资基金采用20~30倍，甚至更高倍数的资金杠杆。这是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取得成功必须采用的策略，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债券买卖之间的价差实在是小得可怜。要想凭借这么小的价差来大举获利，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就不得不把赌局放大很多很多倍。打个比方来说，这一策略的效果就像游乐场里的跷跷板，只要设置合适的杠杆支点，小孩子也能轻松撬起比自己重几倍的庞然大物。金融交易中的杠杆率发挥的也是同样的作用，它能有效放大投资者的获利能力，因为你借贷的资本会像本金一样带来投资回报。当然，反过来说这种操作如果失败，投资亏损也会成倍地增加。如果出于某些原因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投资策略失败，由此造成的损失将会非常庞大，而且增长速度也会非常惊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可以说是性命攸关，不过在当时看来似乎还遥不可及。

1993年年初，梅里韦瑟打电话给美林银行董事会主席丹尼尔·塔利。由于担心莫泽尔事件仍对自己不利，梅里韦瑟开口便问：“你是否认可我的行业信誉？”塔利表示认可。随后，塔利安排梅里韦瑟和美林银行负责对冲基金募资的主管碰头。没过多久，美林银行同意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募集启动资金。

梅里韦瑟的计划可谓雄心勃勃，虽然没有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几十亿的资本、信贷、信息网络和7000多名员工，但他却希望基金能复制套利组的巨大成功，把业务延伸到全球范围，建立庞大的市场优势。作为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昔日功臣，如此被扫地出门令他感到十分耻辱，而最好的报复莫过于创造更大的成就。

梅里韦瑟希望募集的资金是25亿美元，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一般基金的启动资本最多只有250万美元。可以说，关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一切都是那么雄心勃勃，它的管理费也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得多。梅里韦瑟及其合伙人可享有25%的投资收益，外加总资产每年2%的管理费。相比之下，大部分基金管理者只要求享有20%的投资收益和总资产每年1%的管理费。梅里韦瑟认为这样的收费有利于维持国际化运作，其实这不过是其雄心壮志的一种体现而已。

此外，该基金要求投资者承诺至少3年的投资锁定期，这也是对冲基金行业中闻所未闻的。锁定投资不难理解，如果市场环境不利于基金表现，锁定投资期限可以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提供一个缓冲期，就好像银行没钱时可以对储户说“明天再来”一样的道理。这样做等于让投资者无条件地信任梅里韦瑟。对于尚无盈利业绩的他来说，这种要求似乎有些过高了。尽管套利业务组在他的领导下为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日进斗金，但这家公司的具体盈利情况却从未对外正式披露过。退一步说，即使投资者知道他是公司的摇钱树，但是对于他如何交易盈利仍然一无所知。整个基金最根本的东西，那些模型、价差和闻所未闻的各种衍生品，都是投资者搞不清楚的。更何况，要完全信任莫泽尔事件的主角，刚刚接受过证交会处罚的梅里韦瑟，投资者们怎能不心存疑虑？

当美林银行忙着为基金制订募资方案时，梅里韦瑟的老部下也开始从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纷纷离职。1993年，埃里克·罗森菲尔德第一个退出，伊朗裔犹太人维克托·哈贾尼紧随其后，他在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交易大厅公开宣布这个消息时甚至赢得满堂喝彩。7月，格雷戈里·霍金斯退出公司。至此，梅里韦瑟团队核心只差希利布兰德一人了，此时他正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一边是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拼命想要留住这位赚钱大师，另一边是梅里韦瑟也在热情地召唤他归队。出于对老同事的敬意和负责，梅里韦瑟执意把董事会非执行主席的职位留给“华尔街之王”，曾经执掌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古特弗罗因德，只要他愿意放弃和所罗门两败俱伤的欠薪之争。对于套利组的成功，古特弗罗因德是一个被人忽略的人物，实际上他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交易员偶尔冲动过头时给他们泼泼冷水。现在他不用这么做了，在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梅里韦瑟自然会亲自管教这帮下属。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和古特弗罗因德或这帮极富天分的年轻交易员相比，显然梅里韦瑟更为迫切需要一种资质证明。他需要建立优势，可以向投资者证明其大胆计划可行的优势。他必须重新打造团队，向投资者表明这不是一帮搞债券的毛头小伙子，他们是在进行一场目标更为宏大的金融实验。现在他要招聘的可不是什么默默无闻的大学助教，依靠这种角色肯定筹不到25亿美元。这一次，梅里韦瑟直接把目光对准了学术界的顶尖人物——来自哈佛大学，被众多学者认为是金融界泰斗的罗伯特·C.默顿。默顿曾培养过好几代华尔街交易员，其中包括埃里克·罗森菲尔德。20世纪80年代，罗森菲尔德曾游说默顿担任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咨询顾问，因此套利业务组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更重要的是，默顿的名号就像一块敲门砖，不但在美国极为响亮，还可以轻松叩开欧洲和亚洲的市场大门。

默顿之父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罗伯特·金·默顿，长期从事科学家行为方式的研究。在儿子出生后不久，老默顿萌生了利用儿子检验自己提出的“自我实现预言效应”（即“皮格马利翁效应”）的想法。这种效应认为，由于担心银行倒闭而拼命跑去取钱的储户，最后真的会导致银行倒闭，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 在纽约市郊哈德森的黑斯廷斯长大的小默顿，从小就练就了通过系统方式解决大小问题的能力。作为资深棒球迷和汽车爱好者，他下了不少力气牢记每个球员的平均击球率，以及每一款美国汽车的发动机型号标准。 打扑克牌的时候，他会盯着灯泡看以收缩瞳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仿佛身边什么都不存在。好像要效仿父亲研究的那些科学家一样，小默顿很早就表现出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就像后来有作家描述的那样，他随时都在“寻找身边一切秩序的存在”。

在加州理工大学读研时，默顿对投资产生了兴趣。他经常早上六点半就赶到当地的交易所等待纽约股市开盘，然后花上个把小时进行交易并观察市场。后来，他幸运地转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学家刚刚开始把金融转型为数学学科。在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的指导下，默顿所做的工作毫不亚于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直到那时，经济学家们才终于建立起描述市场运行的数学模型，至少从理论上，该模型能够揭示市场在任何时点的具体表现。默顿在金融领域开创的成就，可以比拟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他孜孜不倦地对一系列极其微小的时点进行价格建模，建立起“持续时点金融”。几年后，法国兴业银行衍生品研究专家斯坦·乔纳斯对其盛赞称：“有关金融学的一切，默顿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笔记中就已经全部提到了。”默顿的讲义笔记也成为金融学专业的蓝宝书。

20世纪70年代初，默顿开始解决费希尔·布莱克和迈伦·斯科尔斯这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一半的问题：为股票期权推导价格计算公式。他敏锐地察觉到期权和标的股票之间的密切关系，并通过完美的数学运算解开了这一难题。但是他并不急着发表成果，而是静待两位前辈先行一步。最终，这一公式被命名为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成为金融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由于股票期权市场当时尚不存在，因此一开始很少有人听说或关注这一公式。凑巧的是，就在公式发表一个月之后，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宣布股票期权挂牌交易。很快，得州仪器公司开始在《华尔街日报》刊登销售广告，称：“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就是使用我们的计算器推导期权价格公式的。” 就这样，美国金融界才开始走上衍生品发展之路。在此之前，从未有学者能如此深刻地影响过华尔街。

到了20世纪80年代，梅里韦瑟和很多交易员已经可以像操作股票和债券那样熟练地交易各种金融衍生品了。不同于实际的证券，衍生品不过是从股票、债券或其他资产的价值中衍生而出的合约。例如，股票期权的价值、在指定时间以指定价格购买股票的权利等，这些价值和权利都会随着标的股价的变化而变动。

接到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邀请时，默顿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在真实环境中检验其金融理论的好机会。他认为金融衍生品已经打破了投资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界线。在默顿参与创造的衍生品无处不在的新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承担贷款或提供股权的风险，只要设计相关合约就可以转移这些风险。对这种新事物来说，其功能意义远远大于形式意义。实际上，抵押债券的出现已经证明了衍生品是可行的，以前只能由本地银行提供的抵押贷款服务，现在只要通过资产证券化就可以从不同渠道吸引各种投资者的资金。

因此，默顿并不认为长期资本是一只“对冲基金”，他们这些大学者是不屑于使用这种表达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最新的金融中间服务，可以像银行那样为市场提供资金。我们都知道，银行通过吸储放贷的方式维持运营，它的资产（即贷款）必须和负债相吻合，因为放贷收取的利率略高于向储户支付的存款利率，银行服务本质上赚的就是其中的价差。与此类似，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通过卖出和买入不同债券的方式进行借贷操作，前提是这些债券需求量较低，可产生稍高的利率回报。正因为如此，基金才能像银行那样赚取价差。当然，这个表述过于简化，通过买入风险较高（收益也较高）的债券，长期资本管理基金还可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而银行并不提供这种服务。由于默顿的贡献，新兴的对冲基金终于有了积极正面的意义。

遗憾的是，默顿对于推销基金毫无帮助。他满脑子都是严肃的理论，而且在哈佛大学忙于授课，无暇进行产品推广。1993年夏天，梅里韦瑟又招了一名学术明星：迈伦·斯科尔斯。虽然斯科尓斯在学术界算不上是重量级人物，但他在华尔街的名气可不小，这主要归功于他参与开发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价格模型。斯科尔斯也曾在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工作过，和梅里韦瑟等人关系不错。拥有这两位金融界大腕和诺贝尔奖候选人之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就像请来了乔丹和拳王阿里，知名度马上出现了飙升。一位后来投资该基金的资金经理称：“投资者对于这只神秘基金变得越来越好奇了。”

1993年秋天，美林银行大胆的募资行动开始启动了。他们把重要客户用豪华轿车迎接到位于曼哈顿南端的美林银行总部，为其举行基金说明会。在签字承诺不会泄密之后，再送他们打道回府。随后，美林银行和各方合作伙伴开始路演，先后经过波士顿、费城、塔拉哈斯、亚特兰大、芝加哥、圣路易斯、辛辛那提、麦迪逊、堪萨斯城、达拉斯、丹佛、洛杉矶、阿姆斯特丹、伦敦、马德里、巴黎、布鲁塞尔、苏黎世、罗马、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东京、中国香港、阿布扎比和沙特阿拉伯。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为每位投资者设定的准入门槛是100万美元。

路演一开始进行得很糟糕。梅里韦瑟虽然像个发言人，但是透露的信息太少，好像多说一句都会导致基金泄密。美林银行负责基金筹款工作的戴尔·迈耶牢骚满腹：“人人争睹梅里韦瑟的风采，谁想到他一句话也不说。”行事稳健的罗森菲尔德更是低调，他的演讲让人昏昏欲睡。默顿以前的学生格雷戈里·霍金斯最糟糕，演示产品时画了一黑板的代数公式和希腊符号。总之，这帮人根本不会画饼，听上去完全是一群数学教授在讲课。就连基金的名称也中规中矩，缺乏吸引力，只有默顿这位老先生对此赞赏不已。这样的路演怎能吸引投资者呢？有些人放弃是因为梅里韦瑟不愿多谈投资策略的细节，有些人则被过高的杠杆率吓得不敢尝试，而这一点还是梅里韦瑟反复思考之后才肯透露的内容。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斯集团等机构投资者，看到如此高的管理费都退缩不前。毕竟，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投资策略尚未经过检验，那些建议机构进行投资的顾问以及有权决定企业资金投资方向的主管都感到犹豫不决。

致力于提升基金形象的梅里韦瑟毫不气馁，他来到奥马哈和巴菲特共进晚餐。梅里韦瑟很清楚，只要巴菲特愿意投资，其他人马上就会跟进。这位谈笑风生的亿万富豪一如既往，话语友善且充满鼓励，可就是不愿掏钱投资。

在美国第一富豪那里受挫之后，梅里韦瑟又找到乔恩·科尔辛，此人长期艳羡梅里韦瑟为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所做的贡献，一心想在高盛银行也搞一个部门与其竞争。科尔辛面对两种方案犹豫不决：是继续在高盛服务还是投资梅里韦瑟的新基金呢？最终，他两个方案都没有选择。瑞士联合银行对此也考虑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投资。未能争取到这些投行对梅里韦瑟打击很大，虽然已经尽力了，但他还是担心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风波阴魂不散。现在，他急需获得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为了建立优势，梅里韦瑟决定向外国银行求助，吸引它们成为基金的准合伙人，以此为基金提供国际化色彩。每一家被冠名为“战略投资者”的银行需投资1亿美元，可分享关于本地市场的内幕消息。至少从理论上说，此举对基金和国外银行来说是互惠互利的。这个点子是梅里韦瑟想出来的，通过“战略伙伴”的高帽子给潜在投资者拍马屁。默顿很欣赏这个想法，因为这验证了他提出的传统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将会被改变的理论。现在，基金募资工作变成了两条战线：一边是梅里韦瑟对国外银行独立招商；另一边是美林银行继续负责开发内部客户。

为改变局面，美林银行推出了独创的“分类平台”系统，有效地推动了基金的募资情况。具体而言，分类平台可以帮助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针对每一个税务和法律相关领域的投资者募集资金。例如，它们的不同平台包括普通美国投资者、免税型养老金、希望对日元资产套期保值的日本客户，以及只在交易所投资上市产品的欧洲机构投资者。（该基金可在爱尔兰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

分类平台并不留存资金，它们不过是把资金转向中央基金的渠道。所谓的中央基金即长期资本组合基金，一只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合伙型基金。为便于操作，长期资本组合基金即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它才是负责买卖债券和管理资产的真正实体。而负责经营该基金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梅里韦瑟及其合伙人和配偶共同所有的注册于美国特拉华州的企业。这么复杂的组织关系在外人看来可能有点乱，但是却受到了合伙人的欢迎，认为自己有能力组织其他基金难以涉足的复杂交易，体现了公司的优势。不过从实际经营角度来看，这帮人中无人在开曼群岛或特拉华州，而是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和伦敦等地办公。

营销活动启动后，合伙人们决定稍事休息。他们集中在律师托马斯·贝尔（美国盛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办公室里，罗森菲尔德突然激动得大喊大叫：“快看！看我们的老东家做了什么？”他把报纸在桌上铺开，上面赫然列出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营收报表。这家公司终于决定对外宣布套利业务组的收入贡献，这样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就可以拿着这份报表向投资者炫耀战绩了。这份报表清晰表明，梅里韦瑟率领的部门对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收入贡献最大。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套利业务组每年创造的盈利都超过5亿美元。不过，这仍不足以打动投资者。无论美林银行怎样恳求，这群合伙人仍对交易策略三缄其口。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甚至拒绝透露交易案例，潜在投资者根本不清楚合伙人推荐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毕竟，债券套利交易那时还是鲜为人知的新事物。

烟不离手的埃德森·米切尔是美林银行负责监督基金募资活动的主管，对于让梅里韦瑟开口畅谈他早已不抱任何希望，那情形就好像梅里韦瑟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来借钱的。即便在私下沟通时，他也绝不向米切尔透露哪些银行打过电话，他认为这些全都是最高机密。面对如此戒备的客户，米切尔就连向自己的老板推销基金都不可能。他曾建议美林银行成为该基金的战略合作伙伴，但负责管理资本市场的戴维·科曼斯基想了想还是拒绝了。他同意美林银行向该基金投资1500万美元，除此之外再不肯多投一分钱。

路演中的状况也不少。有一次斯科尔斯、霍金斯和美林银行负责人长途跋涉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拜访大型保险公司康塞科（Conseco）。到达那里时他们已经非常疲惫，斯科尔斯开始介绍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如何在相对有效的市场中进行交易。突然，观众中有一位30岁左右的衍生品交易员喊道：“不可能有那么多交易机会，国库券市场怎么可能赚那么多钱？”此人名为安德鲁·周，虽然只有金融学硕士学历，但丝毫没有被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创始人的名号吓倒。怒火中烧的斯科尔斯把椅子转向他，针锋相对地说：“怎么不可能？就是因为有你这种傻瓜存在，所以我们才能赚这么多钱！” 顿时会场大乱，台下一片抗议指责声，最后闹得不欢而散。因为这件事，美林银行要求斯科尔斯出面道歉。霍金斯觉得这实在是太搞笑了，简直笑得直不起腰来。

平心而论，斯科尔斯其实是该基金最出色的推销员。不少投资者都听说过斯科尔斯，有一对夫妇甚至上过他的课。斯科尔斯很健谈，喜怒无常但非常外向。在推销基金时，他喜欢用生动的比喻来打动听众。他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交易量有成千上万笔，每一笔都能赚很小的价差，就好像用吸尘器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里狂吸硬币。一边说，他一边像变戏法一样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枚硬币。这种小把戏总是能给路演活动助兴。谈到基金比较深奥难懂的细节时，斯科尔斯总是口若悬河地大讲数学公式，搞的听众都像一脸崇拜的小学生。康塞科保险公司投资部负责人马克斯威尔·布勃利茨称：“这家伙总是说得天花乱坠。”

作为安大略省一位牙医的儿子，斯科尔斯和别的学者不太一样。他和兄弟拥有强烈的创业精神，两人曾尝试过一系列经商活动，如搞出版和销售绸缎被单等。 进入大学后，爱折腾的斯科尔斯在1962年找到一份暑期工作——到芝加哥大学做计算机程序员，而实际上他对计算机所知不多。当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刚刚意识到计算机的巨大运算能力，准备对其数据研究活动进行升级，其中的主要目标是对股票市场价格展开研究。因此，斯科尔斯工作非常重要，商学院的教授不停地催他加快进度，同时自学关于市场的相关理论。

就这样，斯科尔斯意外接触到了一帮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当时，尤金·法玛和默顿·米勒等学者正在开发当代金融学的核心理念——有效市场假设。该假设认为所有股票价格总是正确的，因此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的未来方向，也就是说必然会出现随机走向。当然，要想保证价格永远正确，价格制定者必须高度理性且拥有全面信息。实际上，这一假设假定世界各地所有的交易所（至少是足够多的交易所）都是依靠高度冷静的、宛如希利布兰德这样的交易员来确定股票价格的，对于任何证券他们既不会多付一分钱，也不会少付一分钱，而是完全准确地体现其真实价值。曾和斯科尔斯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后来自营投资公司失败的维克托·涅德霍弗认为，斯科尔斯坚信随机论，是全面反对市场无效观点的忠实支持者。有一次，有位地产经纪人向斯科尔斯兜售大学附近海德公园的房产，称这一带的房价一年之内会上涨12%。斯科尔斯反驳称，如果真是这样，这里的房子早就被抢光了。尽管坚信市场有效论，但斯科尔斯始终认为自己可以战胜市场表现。20世纪60年代末，他曾把所有工资投入股市，借钱支付日常生活费。结果股市大跌，他不得不求银行宽限偿贷期限，以免贱卖股票承受重大损失。最终他的股票还是回本了，不过这位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合伙人并不知道，以后求银行的日子还有很长。

默顿是顶尖的理论学者，而斯科尔斯的贡献在于开发独特的方式对理论进行验证。默顿寡言少语，而斯科尔斯总是争论不休，热衷于不停地提出问题让大伙儿讨论。虽然这些讨论很少会维持一天以上，不过经常可以碰撞出充满创意的火花。鉴于这一爱好，斯科尔斯在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工作时成立了衍生品交易小组，为公司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此外，斯科尔斯还是一位资深的免税代码专家，对美国和海外的税务情况了如指掌。他认为税务活动是庞大复杂的智力游戏，他曾轻蔑地称：“其实没有人真正交过税。” 斯科尔斯认为为了避税有些人会无所不用其极，或许这些人并不符合芝加哥大学对经济自足者人类模型的描述。在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斯科尔斯建议合伙人把利润分配推迟到十年以后，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缴纳税负。他喜欢抓住细节和律师们长篇大论，其他合伙人对此早已屡见不鲜。实际上，他们挺喜欢斯科尔斯的精力充沛和积极向上。他总是不停地搞新花样，还会尝试滑雪等新式运动。据梅里韦瑟称，斯科尔斯打起高尔夫球来也是充满激情。

斯科尔斯加盟之后，基金的营销工作逐渐开始有了起色。他们抛出诱人的承诺，对投资者表示30%的年收益率（扣除合伙人管理费之后）根本不成问题。虽然他们明确表示投资存在风险，但同时也强调基金会通过多样化投资分散风险。他们的投资组合遍布全球，这样可以保证把鸡蛋放进不同的篮子里，以免风险过于集中。这样一来，即使某个市场出现暴跌也不会影响基金的整体表现。

合伙人们坚持不懈地挖掘优质的潜在客户，邀请他们到格林尼治，去古色古香的公司总部参观。有些投资者甚至要接触七次或八次，这些身穿卡其裤和高尔夫球衫的合伙人看起来超级自信。毕竟，他们曾为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赢得过丰厚的利润，这让不少投资者相信他们将会继续创造辉煌。面对这群学术界天才，投资者们虽然并不清楚梅里韦瑟这帮家伙到底是怎么赚钱的，但潜移默化中他们已经逐渐建立起了信任。后来成为投资人的瑞士银行家的雷蒙德·贝尔称：“这是一群天才，他们知道该怎么赚钱。”截至1993年年底，即使在基金开放日期严重落后于原定时间的情况下，承诺投资的款项还是如潮水般涌进了公司。就在这时，希利布兰德终于决定离开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加入他们，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所有合伙人的士气。默顿和斯科尔斯不过是营销基金的光环，希利布兰德才是确保公司盈利的保证。

此外，梅里韦瑟还增加了两位新的合伙人。这两人都是他多年的球场好友，分别是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主管理查德·莱希，以及同样经营过债券交易公司的詹姆斯·麦肯蒂。不同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书呆子，莱希是个平易近人的销售员，他要负责跟华尔街的银行家打交道，这可不是脑子里只有一根筋的交易员们擅长的工作。麦肯蒂在公司的角色有点让人困惑。自从卖掉自己的公司之后，他就四处高调出游，不是乘坐直升机出门，就是飞到格林纳达去度假，由此获得了“酋长”的外号。和坚信书本的交易员不同，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麦肯蒂是位老派分子，依靠直觉进行交易。不过梅里韦瑟喜欢和这些朋友来往，有他们的陪伴会让他感到放松和合群。这也难怪，莱希和麦肯蒂也是爱尔兰裔美国人，跟他们在一起梅里韦瑟感觉就像回家一样轻松。此外，他们还合伙拥有另一项让梅里韦瑟感到亲切的资产——一个位于爱尔兰西南海岸、名为沃特维尔的精致高尔夫球场。

1994年年初，梅里韦瑟团队迎来了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美联储副主席戴维·马林斯。此人的声望和地位仅次于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马林斯也是默顿以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后来到哈佛大学任教，和罗森菲尔德是朋友。作为美国央行官员，他能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带来接触国际银行的宝贵机会。另外，马林斯还是美联储负责处理莫泽尔案件的负责人，他的加盟对梅里韦瑟来说是绝好的人格证明。

马林斯和青少年时代的梅里韦瑟一样短暂接触过股票投资，他的父亲是阿肯色州大学的校长和哈佛大学备受欢迎的讲师。有意思的是，莫林斯的政府工作生涯源自担任金融危机顾问。如果市场再次失灵，他可以担任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防灾专家。1987年股市崩溃后，马林斯曾参与为白宫编写《蓝带报告》，强烈指责新生的衍生品金融市场，认为其抛售行为加速了股市崩溃。后来他进入财政部，参与拟定相关法律救助美国破产的储蓄贷款银行。作为管理者，马林斯对市场非常了解，认为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定价机器，不时会出现危险的偏离和暴跌。在跳槽到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一年之前，他曾表示：“我们的金融系统发展速度太快，创新步伐太大，其设计思想允许不时出现市场误差。”对未来基金拥有更为全面的认识，马林斯认为美联储的重要任务是帮助私营投资机构免受“流动性”问题的困扰。

说话细言慢语的马林斯打扮得就像银行家，他被普遍认为是格林斯潘的继任者。马林斯在财政部的上司尼古拉斯·布雷迪很是纳闷，不明白他什么时候竟然加入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马林斯的加盟让投资者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对市场的看法跟他们是一致的。的确，拥有一位央行行长坐镇，长期资本这样一只私募基金可以获得无与伦比的吸金机会，让各国的准政府机构趋之若鹜。没过多久，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就得到了中国香港土地开发署、新加坡政府投资局、台湾银行、曼谷银行，以及科威特国家养老基金等机构的投资承诺。误打误撞中，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甚至吸引到意大利央行外汇管理局投资的1亿美元。要知道，像这种机构从来不会投资对冲基金。负责监管意大利政府投资活动的皮兰托尼奥·锡安皮卡里认为，长期资本不是一只对冲基金，而是一家“拥有良好声望”的精英投资机构。

如此强大的全明星阵容让私人投资者也头晕目眩，更何况他们还请来一位在任的央行官员，这似乎表明华尔街的投资游戏比格林斯潘的政策管理更胜一筹。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很快就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日本，公司从住友银行获得1亿美元的投资。在欧洲，吸引了德国德累斯顿银行和列支敦士登全球信托银行。瑞士私营银行宝盛银行积极为其客户做基金推销，这些客户资产规模都在3000万~1亿美元之间。由跨国银行家埃德蒙·萨弗拉管理的隐秘机构共和纽约公司 ，也相信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明星管理团队，并认为该基金可以为其带来更多业务， 因此投资了6500万美元。此外，巴西最大的投行加兰蒂亚银行也参与了投资。

在美国国内，投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社会名流和机构有很多，如好莱坞经纪人迈克尔·奥威茨、鞋业巨头耐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尔·奈特、麦肯锡咨询公司合伙人，以及纽约石油公司执行官罗伯特·贝尔佛。贝尔斯登银行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凯恩认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就是摇钱树，那点儿管理费不过是九牛一毛。和梅里韦瑟及其合伙人一样，凯恩也高度自信，自掏腰包投资了1.46亿美元。（罗森菲尔德等人把孩子的奶粉钱都投进去了。）学术界也不甘落后，面对这帮教授魅力十足的耀眼光环，圣约翰大学和叶史瓦大学各投资了1000万美元，匹兹堡大学投资500万美元。在谢克海茨，帕拉贡地产咨询公司（Paragon Advisors）也在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推荐富豪客户。公司总裁特伦斯·沙利文在商学院时读过默顿和斯科尔斯的书，认为他们的交易风险很低。

在企业界，普惠公司认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投资理念，向其投资1亿美元。公司董事会主席唐纳德·马龙另外个人投资1000万美元。其他投资者包括百得公司养老金、纽约大陆保险公司（后被洛斯集团收购），以及总统寿险公司等。

1994年2月底，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正式开放经营。梅里韦瑟、罗森菲尔德、霍金斯和莱希买了一批可以存放多年的上等勃艮第葡萄酒，开怀畅饮以示庆祝。除了11位合伙人，该基金还拥有30位交易员和员工，价值1000万美元的SPARC工作站，这些电脑系统在当时都是交易员和工程师们梦寐以求的。至此，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募资闪电战共筹集到12.5亿美元，虽然没达到梅里韦瑟的期望目标，但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启动资金了。 y8dBK0982QE7bTspPdxRvV1qwD6uoV0LgElWOq1lbDxoQoAEcHzxNa8FOyKkh2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