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梅里韦瑟

如果说约翰·梅里韦瑟在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任职期间有何心得的话，那就是面对亏损毫不畏惧，坚持到底直至获利。说到这里，不得不谈谈梅里韦瑟的资金管理风格是如何形成的。1979年，一家名为埃克斯坦的证券交易公司（J.F.Eckstein&Co.）濒临倒闭，公司老板来到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讨论并购。参与讨论的有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合伙人和梅里韦瑟，当时他只有31岁，长着一张娃娃脸，还是个交易员。埃克斯坦对他们说：“我有一笔很好的交易，但是公司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你们能否考虑收购？”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埃克斯坦公司从事的是国库券期货交易，顾名思义，它交易的是以未来固定价格提供美国国库券的合约。国库券期票的交易价格往往比现票稍低，在套利交易中，埃克斯坦会买入期票、卖出现票，然后等待两种价格的收敛。因为大部分人的心理都一样，都希望以与现票相同的价格购买期票，因此自然会期望两者的价格逐渐趋同。这就是套利交易的本质，它不但是埃克斯坦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操作秘诀，也是每一位套利者的操作方式。实际上，埃克斯坦并不清楚这两种证券的价格是上涨还是下跌，这一点根本无足轻重。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这两种价格会相对出现怎样的变化。

通过买入期票、做空现票（即预测现票价格会下跌），埃克斯坦做的是双向赌局 。无论价格是涨是跌，这种操作都可以保证一半胜率和一半赔率。只要期票这种价格低廉的资产的上涨（或下跌）幅度稍微大于（或小于）现票的上涨（或下跌）幅度，埃克斯坦就能确保盈利面大于亏损面。这就是套利交易的基本概念。

埃克斯坦已经尝试过这种赌局很多次，大多数都取得了成功。随着钱赚得越来越多，他的赌注也开始逐渐加码。但是不知为何，1979年6月这种稳赚的模式出现了逆转，国库券期票的价格超过了现票价格。但自信满满的埃克斯坦并未在意，认为这种异常情况会被市场自动调节过来，于是投入重金进行交易。遗憾的是，这一次期票和现票之间的价格差并未收敛，而是变得越来越大。面对无力支付的高昂保证金，埃克斯坦只能变卖公司。

当时，梅里韦瑟刚刚在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内部成立债券套利部。他马上意识到埃克斯坦的操作方式可行，因为国库券期票和现票之间的价格差迟早会出现收敛。那时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总资产只有2亿美元，如果同意收购就可能蒙受上千万美元的资本损失。经过一番讨论，各位合伙人虽然惴惴不安，但还是接受了收购方案。接下来的几周，价格差持续扩大，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出现严重亏损。公司的资本金余额每天都记录在一本小册子上，放在合伙人艾伦·法恩的办公室门口。每天下午，大家都会紧张不安地朝法恩的办公室张望，想知道今天又亏了多少。每到此时，梅里韦瑟总是一脸镇定，最后一个过去查看。公司经理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对他说：“这笔交易最好赶快盈利，否则就炒你的鱿鱼。”

最后的价格差果然出现了收敛，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大赚了一笔。由于当时几乎没人懂金融期货交易，只有梅里韦瑟熟悉如何操作，所以次年他就晋升为公司合伙人。更重要的是，他的小部门——固定收入套利交易部，现在有权使用公司的资金进行差价交易了。至此，梅里韦瑟找到了自己的终生目标。

1947年，梅里韦瑟出生于芝加哥南部罗斯兰地区的罗斯莫尔，成长在理查德·戴利（时任芝加哥市长）打造的以民主党和爱尔兰天主教为特征的区域环境中。梅里韦瑟有兄弟三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包括住在对门的四位表兄妹。在其童年生活中，整个社区就是他们的家，梅里韦瑟几乎认识社区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里面有篮球场、小商店和教堂。社区东面紧挨着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局的铁道，北面是一排红色木栅栏，再过去是空旷的停车场和各种工厂。这个地区说不上贫困，但也绝不算富裕。梅里韦瑟的父亲是个会计，母亲在教育局工作，两人都对孩子要求很严格。梅里韦瑟一家住在一栋不大的樟木屋内，门前有整洁的草坪和小花园，跟这一带的其他住家毫无二致。在这里，家家都把孩子送到教区学校上学，如果不去会被视为异类，被讥笑为“公校生”。青少年时代的梅里韦瑟身穿淡蓝色衬衫，戴深蓝色领带，先后就读于圣约翰小学（St.John de la Salle）和门德尔天主教高中（Mendel Catholic High School），接受奥古斯丁牧师的教育。天主教学校有严格的体罚制度，老师会用尺子抽打学生的手掌，或是命令他们跪着上课。在这种环境下接受教育，梅里韦瑟从小便养成了遵守纪律的好习惯。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一位理发师的儿子回忆称：“我们上小学时从不敢荒废时光，因为嬷嬷们会惩罚行为越界的学生，警告他死后要下地狱。”或许是半开玩笑，据说罗斯莫尔地区的男孩子长大了只有三条出路：上大学、当警察，或是蹲大牢。梅里韦瑟和很多孩子一样，对此一直深信不疑。

作为一个聪明且讨人喜欢的学生，梅里韦瑟的成功似乎是注定的。由于数学成绩优异，他加入了全美高中荣誉生协会，而数学成绩优异是一项成为债券交易员不可或缺的素质。或许是数学的规律性吸引了他，梅里韦瑟对这门课非常着迷。此外，他还表现出了极大的自律性，就好像行为越界会招致牧师的体罚一样。尽管梅里韦瑟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根据一位好友的回忆，学生时代的他从未惹过什么大麻烦。 梅里韦瑟非常善于处理个人情绪，能够用镇定自若的表情掩盖内心的鲁莽冲动，隐藏真实的行为动机。总而言之，他虽然聪明，但算不上是天才，讨人喜欢但算不上出类拔萃。在他所处的那个社区和时代，梅里韦瑟是个挺普通的孩子，并无与众不同之处。

梅里韦瑟喜欢赌博，但是他只有在形势对他非常有利时才会去赌。因此，赌博可以说是一项可以让他在冒险中发挥个人优势的活动。他很快就学会了赌马和玩21点，后者可以说是纸牌赌博游戏的鼻祖。出于天生敏感的风险意识，在赌芝加哥小熊队的比赛得分之前，他会事先了解天气预报，并关注比赛当日威格利体育场的风向。 梅里韦瑟第一次尝试投资是在12岁左右，对这个身材普通、长着栗色头发的男孩或是他的同龄人来说，如果此时就认为他是霍雷肖·阿尔杰 笔下的主人公，未来注定会驰骋华尔街，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十年后他的母亲回忆道：“约翰和他哥哥上高中时买股票赚了点钱，那是他父亲建议的。”这才是事实真相。

实际上，梅里韦瑟走出罗斯莫尔不是因为投资，而是因为另一项爱好——打高尔夫球。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在公园里的高尔夫球场出没，这是一般的罗斯莫尔孩子很少玩的消遣活动。梅里韦瑟是门德尔校队的杰出队员，曾两次赢得芝加哥郊区天主教高尔夫锦标赛冠军。他还在弗罗斯莫尔乡村俱乐部当球童，为此经常要乘坐火车或汽车赶往市区南部。俱乐部主管看这个年轻人一脸热忱，就安排他给最富有的会员当球童。这可是个赚钱的好差事。在这些会员中，有一位建议他申请奇克·埃文斯奖学金，该奖学金由20世纪初同名高尔夫球员创立，旨在为高尔夫球童提供大学奖学金。最终，梅里韦瑟选择了位于伊利诺伊州伊万斯顿市的西北大学。这所大学在密歇根湖边，离罗斯莫尔有25英里，对梅里韦瑟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天地。至此，梅里韦瑟的人生开始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特质。第一种特质源自加入社区或教会，虔诚信仰宗教价值及其仪式带来的意义感，即秩序和自律的美德。第二种特质则完全相反，梅里韦瑟意识到要建立个人优势就必须付出疯狂的代价 ，这是他以前的生活经验中从未出现过的不利因素。

西北大学毕业后，梅里韦瑟在高中教了一年的数学，然后考取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他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名叫乔恩·科尔辛，其父是一位农场主，此人后来成为梅里韦瑟在华尔街的竞争对手。1973年从商学院毕业后，梅里韦瑟进入CAN财务公司做分析员。次年，这位刚刚27岁、身体结实的年轻人，带着成熟的目光和迷人的微笑加入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那时的所罗门兄弟还是一家小公司，不过历史很快会向人们证明，这家公司将会为债券市场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债券交易市场一直是一潭死水。投资者从本地银行信托部购买债券以期获得稳定收入，只要这些债券不违约投资者就心满意足，而从未想过别的操作方式。那时没有多少投资者热衷于交易债券，提出管理债券组合实现更高收益或是跑赢大盘指数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因为当时连指导债券交易市场的指数都没有。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西德尼·霍默可以说是债券交易领域的大师，此人是画家温斯洛·霍默的远亲，其母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霍默毕业于哈佛大学，著有大部头的《利率发展史》（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2000BC to the Present），是一位儒雅的学者，这种人物在当今的华尔街早已销声匿迹。

霍默那个时代的市场和今天相比，其特点是固定化——固定的货币、固定的利率和固定的黄金价格（每盎司 35美元）。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横扫西方世界的通胀大潮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利率水涨船高，以4%的利率买入的债券几乎损失了一多半的价值 。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价格脱钩，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下，如果债券持有者仍对金融稳定抱有一丝幻想，由优质蓝筹股持有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破产无疑粉碎了这一幻想。债券投资者大多陷入严重亏损，无法像以前那样获得稳定回报。慢慢地，各国政府不得不取消对利率和货币的限制，采用固定汇率机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受此影响，大豆交易一落千丈，货币成了最热门的商品。各大期货交易所纷纷设计各种金融产品合约，如国库券、债券和日元产品。随着新产品、新选择和新债券如雨后春笋般在市场中涌现，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也开始迅速出现。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债券市场上像所罗门兄弟这样的证券公司已经有很多了，它们的操作手法霍默更是闻所未闻。比方说，它们可以把抵押资产综合在一起，然后从中提取经过细分的可操作证券。

计算机是出现在这一时代的另一个重大变革。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交易员如果要了解债券价格，就必须查阅一本厚厚的蓝皮书。1969年，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聘请数学家马丁·莱博维兹为其操作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台计算机。莱博维兹很快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数学家，至少在债券交易市场大热阶段的确如此。那时，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交易员没空翻阅蓝皮书，总是围在他身边问个不停，因为现在他们必须同时了解期票和现票两种价格。到了70年代初，交易员们拥有了原始的手摇式计算器，这一微小变化显著加快了债券市场的工作节奏。

梅里韦瑟刚加入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时在回购部工作，负责融资业务，那时正是债券交易业务翻云覆雨之时。原来稳定可靠、风险较低的债券交易现在涌现出新的变化和机会，让很多年轻且目光敏锐的分析员趋之若鹜。梅里韦瑟初到纽约时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在曼哈顿一个体育俱乐部租了间房住下，并很快发现债券市场非常适合自己。债券交易之所以吸引有数学天分的人，是因为决定其价值的变量是可以量化的。简单地说，决定一只债券的价格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可以从债券息票上总结出来。如果你今天以10%的利息出借资本，购买回报率为12%的债券时就必须支付溢价。这个溢价该怎么确定呢？这要根据债券到期时间、购买时机，以及个人对未来利率变化的看法决定。此外还要考虑债券发行商设计的各种小名目，如债券是否可回售、能否转换成股权等。

第二个要素是违约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债券违约风险无法严格量化，不过也不会很高，但风险仍是存在的。像通用电气这样的企业，其债券违约风险较低，但是和美国政府（指美国国债）相比就差远了。同样的道理，惠普公司的经营不如通用电气，它的债券违约风险就会稍高一些，而亚马逊网站会更高。因此，如果债券投资者借钱给亚马逊和通用电气，肯定要求前者的回报利率高于后者。同样的道理，如果玻利维亚政府和法国政府都发行国债，投资者肯定要求前者的回报利率高于后者，因为法国政府违约的风险显然低于玻利维亚政府。设定回报利率可以说是债券交易的核心，但决定交易活动的往往是价差。债券风险越高，其价差就越大，即债券回报和（几乎无风险）国库券回报之间的差距。通常来说（不一定总是如此），价差还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扩大。例如，对于两年期债券和30天债券，投资者肯定要求前者提供较高的回报率，因为更长的到期时间意味着更大的资金回收风险。

这些原则就好像债券交易领域的圣经，指导着世界各地无数债券产品的回报率和价差。它们仿佛是深奥晦涩而亘古不变的宗教教义，无怪乎行李箱里总是放着念珠和祷告词的梅里韦瑟对此感觉如鱼得水。他像一名神学院的学生一样如饥似渴，利用一切机会向老板学习交易经验。所罗门兄弟认为这个年轻人很有前途，于是安排他从事政府机构债券交易。没过多久，纽约市政府差点出现债务违约，各部门债券的价差一时间迅速扩大。梅里韦瑟认为这是一次市场失灵，毕竟政府部门不可能说破产就破产，这种情况未来肯定会得到改观。于是他尽其所能地买入各种政府机构的债券，后来随着价差的逐步缩小，梅里韦瑟为公司赚得了数百万美元。

1977年成立的套利业务组标志着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重要而微妙的转折。该部门的交易模式正是20世纪90年代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成立之后亦步亦趋所仿效的。可以说，套利业务组是梅里韦瑟实践交易风格的实验场，他正是在这里逐渐形成并习惯了加大赌注的冒险行为。虽然所罗门兄弟一直都从事债券交易，但公司主要侧重于风险较低的业务，比如为其客户代为买卖债券。但是梅里韦瑟领导的套利业务组则不同，它是在用公司自己的资金下赌注。又由于是新兴领域，因此梅里韦瑟几乎鲜有对手，其交易收获相当丰厚。如同埃克斯坦收购案一样，他在交易中赌的始终是债券期票和现票，或者说两种债券之间的价差会逐渐收敛。虽然也可以反向操作，赌债券价差逐渐放大，但梅里韦瑟绝大部分交易赌的都是价差缩小。与此同时，和他对赌的通常是保险公司、银行或投机商，而梅里韦瑟对此并不清楚，实际上也毫不关心。在个别情况下，这些投资者会感到恐慌并撤出资金，导致价差进一步扩大，让梅里韦瑟暂时出现损失，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持久。只要他投入的资金毫不动摇，最终都会获得回报，至少梅里韦瑟的交易经验表明确实如此。换句话说，债券之间的价差最终总是会逐步缩小，这就是梅里韦瑟从埃克斯坦收购案中总结的宝贵经验，也是他后来在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长期依赖的经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要不是因为成功来得太快被冲昏了头脑，梅里韦瑟不应忘记这次收购给埃克斯坦带来的同样宝贵的教训：即便前期交易失利最终一定会扭转乾坤（暂且假设交易初期一般都会蒙受损失），但如果胜利之日遥遥无期，你又能坚挺多久呢？换句话说，如果等待形势扭转的时间太漫长，交易者很可能熬不到胜利曙光的出现就已经破产了。

到20世纪80年代初，梅里韦瑟已成为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耀眼新星，他的不善言辞和总是紧绷着的面容非常适合债券交易员这个角色。威廉·麦金托什是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曾负责面试前来求职的梅里韦瑟，他回忆称：“梅里韦瑟的心思隐藏得很深，让人很难猜透他心里在想什么。”梅里韦瑟以前的同事迈克尔·刘易斯在《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中对他也有同样的描述：

无论交易输赢，他总是一副严肃的神情。我觉得他有一种强大的能力，可以控制交易员最常见的两种情绪——恐惧和贪婪。这种特质使他成为罕见的意志坚定者，可以毫无畏惧地为了个人目标勇往直前。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强调了一个伪造的故事，据说梅里韦瑟有一次在牌局中单局向古特弗罗因德叫板1000万美元。这个故事不但可疑，更重要的是它把梅里韦瑟刻画成了一个胆大妄为的莽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梅里韦瑟始终主张精心算计的赌局，他行事总是小心谨慎，从不给自己犯错的机会。他的成长背景、家庭和过去的经历对同事们来说就像一张白纸，有人甚至说他和别人“泾渭分明，格格不入”。梅里韦瑟非常强调个人隐私，以至于后来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登上首页新闻之后，《纽约时报》记者也无从了解其家庭背景，最后根据朋友的描述而在文章中误称他是家中独子。 沉默寡言对于交易员来说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品质，但光有这一点显然还不够。梅里韦瑟很清楚自己缺少什么，他缺少的是优势，就好像那种高中时代形成的自身特长，一种可以让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在债券交易领域鹤立鸡群的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他的解决方案异乎寻常地简单：为什么不直接招聘更聪明的交易员为自己服务呢？梅里韦瑟要寻找的是那些愿意把市场交易视为智力活动的高手，而不是那些每天忙得像绿头苍蝇只求寻食果腹，仿佛原始人一般的平庸之辈。当时美国学术界有不少书呆子型的数学家，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发表晦涩难懂的市场研究文章。华尔街也招聘过此类人才，但他们的工作仅限于市场研究，并不涉足实际交易活动。在华尔街，证券交易员总是戏称这些人为“金融工程师”，认为他们并不适合搞证券交易。克雷格·科茨是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政府债券交易主管，此人是典型的交易员形象：高大和蔼、英俊潇洒，天生喜欢跟客户打交道。虽然在大学期间成绩不怎么样，但他在校篮球队打过前锋，而且对证券交易具有很大的激情。不过，这种热爱恰恰是梅里韦瑟想要从交易员身上剔除的品质。他更喜欢学者的冷静自律，依靠严格的和高度量化的手段去分析市场。

尽管大多数华尔街高管都感到学术界神秘呆板，但当过数学老师且拥有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梅里韦瑟对此却如鱼得水。因为，这才是他的优势所在。1983年，梅里韦瑟给埃里克·罗森菲尔德打电话，询问能否推荐几位学生过来。罗森菲尔德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性格温顺，在哈佛商学院担任助教。他的父亲是麻省康科德市一位小有成就的资金经理（money manager）。罗森菲尔德是个电脑迷，当时已经在使用量化工具进行投资活动。不过他在哈佛的日子并不好过。 罗森菲尔德无疑非常聪明，但是他的课讲得过于简洁，显得干巴巴的，而且在课堂上缺少指点江山的气度，看起来没有说服力。远远看去，他就像一根又瘦又长的麻秆，学生们都不服他。有一位同事回忆称：“有一次学生们甚至把他暴打了一顿。”接到梅里韦瑟的电话时，罗森菲尔德正在批改试卷。据他回忆，那时他的年薪差不多是3万美元。罗森菲尔德一口答应了梅里韦瑟，并亲自为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物色人选。10天之后，他加入了这家公司。

梅里韦瑟再接再厉，在罗森菲尔德之后，他又请来了伊朗裔的犹太人维克托·哈贾尼，此人拥有伦敦经济学院金融硕士学位；来自阿肯色州的格雷戈里·霍金斯，他曾帮助克林顿竞选州检察长，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威廉·克拉斯科，此人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一位非常善于运用数学思维考虑问题的经济学家，也是罗森菲尔德在哈佛的同事。不过要说梅里韦瑟招到的最古怪且最聪明的学者，恐怕要数劳伦斯·希利布兰德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两个学位。希利布兰德一开始供职于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研究部——典型的书呆子扎堆的地方。但梅里韦瑟很快就发现这是位奇才，然后把他调到了套利业务组，正是这个部门为以后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奠定了基础。

这帮家伙很快聚集到了华尔街，他们极尽所能地四处下载所有债券交易的历史价格信息，从中提取数据关系，然后开发数学模型，模拟这些价格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这样一来，当市场价格出现偏离时，计算机模型就会提前做出预测。

当然，计算机模型并不会下交易指令，它们只不过是提供背景信息以供人脑进行判断。换句话说，这些模型实现了复杂交易的简单化。或许两年期国库券收益和十年期债券收益的价差并没有人们通常想得那么大，但如果和另一个国家类似债券的价差相比，或许这一价差又会显得太小。总而言之，这些模型可以把各个市场的交易情况浓缩成一个简单而突出的问题，就好像该部门有人所说的那样：“了解了世界各地的市场信息之后，如收益曲线形状、波动性和利率，金融市场报表之间还会有什么差异？”这就是学者们讨论市场的方式，也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他们眼中，每一种价格都是一份报表，如果两份报表相互矛盾，就表明市场存在套利交易的机会。

实际上，要不是因为两大有利因素的存在，这一实验活动很可能会以失败收场。第一个有利因素是，这些学者教授极其聪明。他们沉迷于这项工作，发现市场中蕴藏着很多机会，特别是金融衍生品这个新兴市场。这些教授所说的机会其实是指市场低效性。在充分高效的市场中，所有（证券）产品的价格都是正确的，这样就不存在交易的可能性了。正是因为证券市场还在不断地发展演化，其中的价格才会经常出现错误和背离，从而带来众多套利交易机会。此外，他们还坚信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市场都会逐渐变得更为高效。

具体而言，他们认为风险较高的债券和风险较低的债券之间的价差会逐步缩小。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价差能够部分反映出偶发资产相关的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市场的确变得更为高效，风险较高的债券就会减少波动、降低不确定性，进而导致投资者要求的溢价逐渐收敛。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金融互换（一种出现较晚的衍生品交易）的价差为2个百分点，业务组一位初级交易员回忆称：“他们看到这个数据都说：‘怎么这么高？这肯定有问题，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必然是更为高效。’”

后来互换产品的价差果然出现了收缩，先是降至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0.25个百分点。当时整个华尔街都在从事这项交易，其中也包括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政府业务组，负责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科茨。梅里韦瑟的套利业务组也做这项交易，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投资规模要大得多。即使一项交易对其不利，这些套利者（尤其是过度自信的希利布兰德）也会把赌注翻倍。在数学模型的支持下，他们自我感觉比别的交易者更加底气十足，甚至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这些学术界天才便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而由于经常到学术会议上物色人才，梅里韦瑟也逐渐接受了这些天才的观点。

第二个有利因素是，这些教授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使他们可以远离办公室政治，而且能够运用公司资金进行交易。但是对梅里韦瑟来说，这次实验差点功亏一篑，原因是这群书呆子简直太与世隔绝了。比方说希利布兰德，这位来自新泽西州切里希尔市，在工程师家庭长大的学者，根本就是学术版的阿尔·戈尔——完全不懂社交，就连回答最简单的问题都是满口技术术语，虽然如数字般精确但着实令人感到乏味。有一次，一位其他部门的交易员和他探讨一组证券的买卖问题，希利布兰德像辅导学生一样说：“这些债券的定价实在太匪夷所思了。”旁边一位早已习惯被交易员取笑的同事附和道：“就是，简直匪夷所思。”和周围吵闹的交易员相比，套利业务组都是性格文静的知识分子。为业务组开发过众多数学模型的克拉斯科的桌面永远干净整洁；罗森菲尔德有点黑色幽默，不过在这个合伙人很少读过大学，更谈不上在麻省理工研究生院深造的公司里，他总是十分腼腆而安静。

至此，梅里韦瑟已经拥有了可以在华尔街大展身手的团队。后来，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竞争对手也纷纷效仿，大肆招募学者加盟。公司投行负责人杰伊·希金斯称：“他招的这些家伙都是企业高管眼中的怪人，他们在梅里韦瑟打造的个人实验室内自行其是，完全不受公司约束。”

这些学者教授非常擅长把交易活动归纳成报表中的加号和减号，他们可以把火腿三明治分解成影响市场波动的风险因素，但是却很难和常人进行正常沟通。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发挥才能，梅里韦瑟建立了一个安全而自足的工作环境，把套利业务组变成了公司内部的小天地。在他的努力下，这帮学者型交易员彼此熟络成为亲密战友，但是跟其他部门的人却很少有来往。

梅里韦瑟对这些学者的影响有多大呢？这么说吧，只要他说“周日我们去打高尔夫”，甚至不用后半句“希望大家都能参加”，大伙儿就一准儿会全部到场。像希利布兰德和罗森菲尔德以前从没打过高尔夫，但在梅里韦瑟的影响下很快就学会了。梅里韦瑟养成了养马的爱好，甚至专门买了几匹纯种马。在他的影响下，这帮交易员也经常去赛马场。此外，每年他还会带全体同事及其家属到安提瓜去度假。梅里韦瑟不但要上班时间跟下属在一起，更希望随时随地和他们相处。在培育这些交易员的同时，他也在部门之外搭建起严密的保护网，就好像童年时代罗斯莫尔的那些红色栅栏一样。

当然，像梅里韦瑟这样典型的投机者，肯定一有机会就向这些学者灌输赌博的概念，直至使其成为这个小团体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每到周末的高尔夫聚会，他们都会设计细致无比的比赛赌局。除此之外，他们还赌马，参加大西洋城赌场一日游，赌选举结果，赌身边一切感兴趣的东西。即使讨论体育比赛，他们关注的也不是赛事本身，而是在赌比分差距。

梅里韦瑟很喜欢和这些交易员玩撒谎游戏 ，这个游戏很简单，需要用纸币上的序号向上家叫板。他喜欢用这个游戏测试交易员，磨炼他们的赌博本能。如果大家不好好玩儿，梅里韦瑟就会很生气，甚至威胁他们要退出。这个游戏一开始只是为了好玩儿，但后来就认真起来了，他们经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还会下几万美元的赌注。罗森菲尔德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有一个信封，里面装有几百张纸币，随时准备玩游戏用。如果游戏中部分纸币出现得太频繁，他们就会换用计算机，自动生成随机数字序列。套利业务组的小伙子们似乎对此非常上瘾，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首席财务官杰拉德·罗森菲尔德回忆称：“只要和这帮人一起去吃晚饭，就没有一次不玩这个游戏的，最后由输了的人结账。”梅里韦瑟很会玩撒谎游戏，埃里克·罗森菲尔德（和前面那个罗森菲尔德无关）也很擅长，此人也是面无表情，让人猜不透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希利布兰德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不会撒谎，玩了很久都没骗过别人。此人一脸胡子，脑子特别好使，总是一副超然世外的表情。有一次，大伙儿问他找个做抵押业务的老婆感觉是否别扭（希利布兰德交易的债券就是他老婆的产品），他不疼不痒地回答：“我们回家从不谈公事。”

套利业务组共有12人，内部关系非常密切。这个组的位置就在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闹哄哄的交易大厅中央，由两排桌椅组成，就是汤姆·沃尔夫在电影《夜都迷情》投行里的那种摆设。兰迪·希勒曾在该部门担任抵押品交易员，由于受不了这里的圈子文化而选择离开。对于这样的人，梅里韦瑟总是以“叛徒”视之，甚至命令其他同事不得再和此人打高尔夫，以此作为报复。不过离开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都留了下来，他们对梅里韦瑟极为推崇，谈到他时都会压低声音，仿佛那是带领族人的部族长老。梅里韦瑟虽然很少夸奖同事，但是却为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回报。他的兴趣和好奇心不断激励着这些学者使自己和整个团队变得越来越出色。而且，这位管理者对于属下高度尊重，他从不对他们大喊大叫，哪怕自己有权这样去做。对这些交易员来说，代表梅里韦瑟姓名缩写的“J.M”字样，简直像永不磨灭的星光一样闪耀。

虽然在楼上有独立的办公室，但梅里韦瑟还是经常待在交易厅中，和同事们一起挤在小办公桌上。他总是烟不离手，一边关注欧元、美元的交易动向，一边监督这些学者们的工作，并随时提出试探性的问题。他的谦逊低调很好地掩饰了其内心的远大目标。梅里韦瑟经常说，招到的员工必须比自己更聪明。他从来不谈自己，但是大家似乎并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他总是对别人做的事情很感兴趣。梅里韦瑟虽然没有亲自开发数学模型，但是他对模型内容了如指掌。之所以信任这些模型，是因为它们是自己的下属开发的。有一次，一名叫安迪的交易员在抵押品交易中出现亏损，向他请求加倍投入资金，梅里韦瑟想都不想就同意了。安迪问：“关于这笔交易，你难道不想多了解一些信息再决定吗？”梅里韦瑟的回答让对方大受感动：“我招你进来就完全信任你。”

1981年，梅里韦瑟和来自加州的马术师米蜜·默里结婚。婚后两人居住在纽约上东区约克大道一栋普通的两居室公寓中。根据同事的说法，他们希望要孩子，却一直没有子嗣。除了回家陪妻子，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就是梅里韦瑟生活中的一切，他连午饭时间都不离开自己的办公桌。实际上，他的午间安排就像学者们开发的数学模型一样精准。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中午订中餐盒饭，有好长一阵子，每天都会看到送饭伙计给梅里韦瑟带腊肠三明治和两个苹果，此外还有夹在餐盒里的账单。他会自己吃一个苹果，另一个给同事以示鼓励。同事们也点中餐，如果吃饭时汤汁不小心流到梅里韦瑟的桌子上，他就会闷闷不乐地说：“这下可好，我得回楼上去办公了。”

和华尔街颐指气使的投行大佬们迥异，梅里韦瑟更喜欢和成长背景相同的学者们相处，而不是跟财大气粗的高管们打交道，哪怕其个人资产已足够加入富豪俱乐部。在甚嚣尘上的20世纪80年代，搞投行的都以登上各大新闻版面为荣，但梅里韦瑟却很讨厌被人关注（他甚至去掉了公司年报中的个人照片）。此外，他还拒绝食用任何带有法式风味的餐饮。在东京时，他每餐都在麦当劳解决。作为一个与金融行业格格不入的外来者，他在华尔街成功地打造了一个高度凝聚、忠诚和自我保护的小圈子，这个圈子就像童年时代自给自足的罗斯莫尔一样，庇护着和他一样特立独行的一帮“外行人”。有意思的是，他的追随者们在读书时代的外号都差不多，如怪人、酋长、外星人和浩克，个个都是与众不同的家伙。

梅里韦瑟虽然了解市场，但是他作为交易员的作用明显被夸大了。实际上，其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影响他人，这种影响往往是以非常低调的方式潜移默化而成的。梅里韦瑟不善于当众发言，说起话来磕磕巴巴，让听众听着有点费劲。 但是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对团队的自信，这能有效激发下属的士气。受这种高度自信的影响，梅里韦瑟团队的战斗力十分强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盲目和刚愎自用，让这帮学者本已存在的自信心继续膨胀。另外，梅里韦瑟毫无保留地支持希利布兰德和其他成员利用公司资金进行交易，此举透露出的信号其实很危险——让这个团队认为任何资金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随着套利业务组成为摇钱树，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迅速扩大。梅里韦瑟的影响如日中天，让科茨等对手相形见绌。有鉴于此，公司任命他全面负责各种债券交易，其中包括政府债、抵押债、高收益企业债、欧债和日本担保债。这种变化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公司希望把套利业务组的数学模型应用到更多新的市场中。但是这种情形在公司内部的其他部门中引发了很多不满。例如，梅里韦瑟派希利布兰德或哈贾尼到伦敦或东京办事处工作时，这两个家伙对那里的交易员说：“套利是非常好的交易，光加倍可不够，你们至少要增加10倍的投资才行！”语气之大就好像他们永远不会犯错一样。希利布兰德和哈贾尼都只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对四十多岁的老交易员说起话来就像教小孩子：“你们还是别搞了，这方面我们比谁都在行，还是带回去在套利组交易好了。”

希利布兰德的行径尤其让人恼火。这家伙表面上彬彬有礼，但说起话来却总是居高临下，他那些言之凿凿的数字理论让人一听就烦。有一次他想说服大宗商品交易员采用和债券交易相似的模式交易石油价格，他摇头晃脑地说了半天，但交易员们还是半信半疑。就在这时，希利布兰德突然举起右手大声总结道：“鉴于上述假设……”那情形就仿佛他是在半空中宣布神谕，要万民把话语刻在石碑上永远铭记一样。

证券交易员的生活总是紧张忙碌的，他们一整天都要在电话中大喊大叫，在办公室里牢骚不停，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上快速变化的数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套利业务组似乎是这片喧嚣之地中的一块异域，神秘且与众不同。每天工作时，这帮小伙子一半的时间用晦涩难懂的术语讨论交易，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在搞研讨会；另外一半的时间他们就有说有笑地玩撒谎游戏。不要小看这群身穿廉价西装、谈笑风生的书呆子，别人忙得要死也不一定有业务，而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利润最高的交易。

这个部门有很强的隐私感，这一点似乎延续了梅里韦瑟对个人信息高度保密的习惯。虽说保密交易信息是谨慎之举，但这群学者拒绝和公司同事分享相关信息的做法还是让科茨和其他部门感到愤怒。套利业务组在全面接手债券交易之后，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研究团队，严禁公司其他部门了解其交易活动。有一次，竞争对手保德信集团（Prudential-Bache）从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挖走一名抵押债交易员，这件事简直被套利业务组视为一次叛变。说到此事，保德信业务经理感到十分好笑，他说：“你知道这个人过来之后的第一个要求是什么吗？分析工具？更强大的电脑和软件？这些都不是，他要的是给文件柜上把锁。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受益于梅里韦瑟对忠诚度的高度培养，套利业务组成功建立起一座无形之墙，把圈内人和圈外人分得一清二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导致后来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和华尔街其他投行如此疏远。希利布兰德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几乎达到了偏执狂的地步，甚至不准公司拍摄他的照片。

不同于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其他业务领域陷入低谷，套利组的表现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希利布兰德甚至敦促公司取消投资银行业务，因为哪个部门都不如套利组业务这么红火，以至于他拿奖金拿到手软，回家时根本拎不动装满现金的袋子。又过了不久，他宣布套利组不必再向公司支付午餐费，因为这帮人已经不再在公司吃饭了。为支持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希利布兰德抱怨公司的午餐永远千篇一律，总是让同一家快餐公司送盒饭，言下之意是每一名交易员都应当自主选择午餐。实际上，希利布兰德不过是借题发挥，真正的问题是他和套利组的同事毫不尊重公司其他部门的老员工。在说到梅里韦瑟的手下时，希金斯称：“他们就像是太空船里面独立的密封舱，压根儿不和其他人呼吸同一片空气。”

希利布兰德和罗森菲尔德不断向梅里韦瑟要更多的钱。在他们看来，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平均照顾各个部门的薪酬机制是不合理的。既然公司大部分钱都是套利业务组赚来的，他们觉得理应让本部门独享收入回报。

1987年，收购大王罗纳德·佩雷尔曼对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发起恶意收购。这件事让古特弗罗因德充满顾虑，因为一旦收购成功，公司信誉良好的投行形象将会付之东流。（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不少企业客户也在佩雷尔曼的恶意收购名单上。）为挫败对方的企图，古特弗罗因德决定把公司控股权出售给另一位投资者——比较友善的亿万富豪沃伦·巴菲特。希利布兰德对此感到很恼火，因为经过全面数学分析之后，他认为这是一笔不合算的交易。这位年仅27岁的神童虽然相当实诚，但他并不清楚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道德形象如果遭到破坏将会造成多大的资产损失。这位老兄愤愤不平地专程飞到奥马哈去见已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巴菲特，希望他能回售股份，结果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这件事发生后，梅里韦瑟决定约束一下这帮年轻小伙子，给他们灌输点儿企业忠诚意识。面对其他部门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梅里韦瑟邀请希利布兰德和罗森菲尔德与公司合伙人威廉·麦金托什一起吃饭，听听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创业故事。作为一个在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环境中长大的自由民主党人，梅里韦瑟高度关注公司的共同福祉，认为这样可以为你死我活的证券交易行业带来一些温情。他并不同意下属不时提出的跳出公司另立炉灶的看法，对他们说：“我必须对我的老板负责，有这种想法只能说明你们太贪婪。去看看纽约的贫民窟，你们简直身在福中不知福。”与此同时，梅里韦瑟也敦促公司对内部进行清理改革。但和下属不同的是，他同样关注其他部门的利益。如果需要动用更多的资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对首席财务官说：“我们有一笔很大的交易，有可能会损失很多钱，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声。”在1987年金融危机期间，套利业务组一天之内就损失了1.2亿美元。 尽管公司其他部门并不清楚这帮家伙到底在做什么、投资杠杆率有多高，但是他们还是打心眼儿里信任梅里韦瑟，就连他在公司里的竞争对手也欣赏他。只不过，这一切很快将会戛然而止。

在手下交易员的不停催促下，1989年，梅里韦瑟说服古特弗罗因德采用新的薪酬方案，为套利交易提供固定为15%的公司净利润。这笔交易是在希利布兰德威胁退出公司之后暗中达成的。 不过梅里韦瑟并没有把自己算在内，让古特弗罗因德给自己支付合理的薪资即可。紧接着，套利业务组就创造了一个丰收年，希利布兰德拿到的薪酬最高，足足有2300万美元。虽然这家伙每天依旧坐地铁上班，开一辆老式的雷克萨斯，但有关他收入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这让很多老员工气愤不已，因为公司其他部门从来没有执行过这样的薪酬标准。巴菲特的合伙人，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董事查理·芒格说：“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公司里很多人像得了甲亢一样愤怒不已。”

在感到愤怒的人群中有位34岁的交易员，名叫保罗·莫泽尔，此人以前是套利业务组的一员，几年前被调离这个部门，去负责政府债交易工作。莫泽尔身材瘦长，两只眼睛紧靠在一起，性子比较急躁。1991年，就在希利布兰德奖金事件过去一年之后，莫泽尔来到梅里韦瑟跟前坦白了一个大事件：他向美国财政部提交虚假投标，获得了未受批准的政府债券拍卖权。

梅里韦瑟大吃一惊：“还有其他违规行为吗？”莫泽尔说没有了。

梅里韦瑟马上向古特弗罗因德汇报了情况，他们和另外两位高管都认为这是一起严重违规，但不知为何对此并没有做任何处理。虽然对莫泽尔感到恼火，但梅里韦瑟依然对他很负责。这并不奇怪，对于高度强调内外有别、积极袒护下属的梅里韦瑟来说，他也做不出过河拆桥这种事。他向领导反映，莫泽尔是名勤奋的员工，这次只不过是偶尔犯错，建议继续让他负责政府债券业务。事后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不是道德错误，而是梅里韦瑟“用人不疑”思想导致的判断失误。实际上，莫泽尔是个很不稳定的交易员，他在交易过程中不是冷静追求利润，而是经常因为怄气而做出完全不理智的举动。他曾多次毫无忌惮地违反公司规定，不但抹黑了梅里韦瑟的信誉，而且危及整个公司的形象。可以说，莫泽尔这次违规实在是愚不可及，以至于各级上司压根儿没想过该怎么处理。作为公司债券业务的总负责人，梅里韦瑟哪里想得到自己的下属会对美国财政部撒谎。不过事发之后，梅里韦瑟对此毫不追究确实令人费解。又过了几个月，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吃惊地发现莫泽尔向梅里韦瑟坦白的情况原来大为缩水，他犯下的其他违规行为还有很多。这一次，公司没有等闲视之，赶紧把情况向上面做了汇报，结果让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大为光火。这起丑闻引发的轰动远远超出了违规行为本身应得的处罚，这或许是因为事件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 不管怎么说，美国财政部岂是你一个小小职员可以戏耍和欺骗的？最终，这件事导致华尔街传奇人物古特弗罗因德的黯然离职。

随后，巴菲特连夜从奥马哈赶来主持大局，担任公司的临时首席执行官。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各位高管询问：“我们能否保住梅里韦瑟？”梅里韦瑟不但是公司的摇钱树，而且在工作责任方面也令人无可指责。作为其下属的交易员纷纷挺身而出，证明事件发生后梅里韦瑟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然而这些努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于事无补，面对丑闻带来的巨大压力，当初招聘梅里韦瑟进入公司的麦金托什来到位于42楼的办公室，对他说为了公司着想最好还是主动辞职。整件事发生得太快，在套利业务组还没搞明白情况时，他们的经理就已经离职了。辞职风波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梅里韦瑟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一时间他成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封面人物。后来他向《商业周刊》表示：“我是一个非常害羞、高度内省的人。” 实际上这起风波的幕后真相是，梅里韦瑟成了公司的替罪羊，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却替别人背了黑锅。媒体的大肆渲染从此让他行事更为低调，这也为后来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埋下了隐患。与此同时，在套利业务组内部，大家正在想方设法让老领导赶快回归。希利布兰德和罗森菲尔德依然保留着梅里韦瑟的办公室，里面的球杆、桌椅和电脑全都原封未动，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就好像这位经理去外面度长假了。不过新来的执行官德里克·莫恩可不这么想，觉得让梅里韦瑟回来只会对自己构成挑战。果不其然，一年后，当梅里韦瑟处理完莫泽尔事件造成的法律问题之后，希利布兰德和罗森菲尔德（两人已分别担任套利业务和政府债业务主管）便开始游说公司领导，让梅里韦瑟回来当联合首席执行官 。

莫恩是个典型的官僚派，深知绝不能让梅里韦瑟回来威胁自己的地位。当时他正试图改造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将其转变成一家全球性多元化服务银行，并把套利业务改编成一个部门，改变其一家独大的局面。希利布兰德反对这种做法，在梅里韦瑟不在的日子里他也越来越自行其是。他想让公司砍掉投行业务，减少其他部门的开支，集中力量搞套利业务。在此期间，他在抵押债交易中投入重金进行了一场豪赌，让公司出现近4亿美元的账面损失。换作其他交易员，估计吓得早就收手了，但希利布兰德却毫不在意，甚至要求公司再追加一倍的投资。希利布兰德坚信自己的交易会获利，为此他能承受其他交易员无法承受的痛苦挣扎。他说市场就像变形的弹簧，早晚都会弹回原状。据说，他这辈子唯一出现过的永久性损失，是没给自己搞一张印有“天生赌神”的证明书。不过这种对自我判断的坚信，倘若不会发展成狂妄自大，倒是的确可以产生一些有限的影响。

追加一倍的投资显然太过分了，管理层最终决定让希利布兰德维持交易现状。最终，这次交易还是为公司赢得了回报。但这件事让管理者意识到，不能纵容希利布兰德一边批评其他部门乱花钱，一边毫无限制地动用公司资金随时为套利业务补窟窿。由于几位高管就该业务的可用资金数额和可承受风险程度等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只认死理的希利布兰德不得不对他们长篇大论几个小时。他们要讨论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如果这一市场弹簧真的变形了，套利业务组最多能承受多少投资损失？实际上，巴菲特和芒格对希利布兰德那一套复杂的数学描述没有多少信心。 巴菲特同意让梅里韦瑟回来，不过不能像希利布兰德建议的那样，把整个公司交给他负责。

无论如何，梅里韦瑟已经不可能风光无限地回归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了。“莫泽尔丑闻”彻底堵死了他的退路，使其无法再回到原来的高位。不过，这件事也为梅里韦瑟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位时年45岁、一头自来卷发、眼神深不可测的昔日功臣已不再留恋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而是决定成立新的套利基金或对冲基金自己单干。他已经做好了对老东家进行突袭的准备。 UowOOUPBtS/gCxA2FhCNRzRvo7ru8E6DNMgWG5ZPpLV4amP7qigp6X2+AssPImy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