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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地打滚的枯叶还没有被秋风刮净，初冬的第一场小雪已经天女散花一般漫天飘舞了。与寒冷肃杀的天气相对应的，是1942年日军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半年后的一天，对日军顶礼膜拜的天津《东亚晨报》在二版头条位置登载了一条这样让人触目惊心的消息：
“共产党交通员王三因身上携带重要情报，在蓟县卡口面临大日本皇军搜检，王三拒不交出，而是吞咽腹中，于是遭大日本皇军的刺刀穿膛，切开胸腹，后被石磨碾成肉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望国人汲取教训，积极配合大日本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做顺民做良民，远离一切危险。”
这家报纸一向配合日军占领和统治天津、掠夺经济资源进行舆论宣传，被老百姓私下叫做汉奸报纸。这样的报纸登载的消息靠得住吗？
在《大天津》杂志社做编辑的年轻人刘海涛就从来不看《东亚晨报》。屋里的同仁举着报纸低声对他诉说了这个消息，让他突然一个激灵，大脑“轰”的一声，犹如五雷轰顶！因为，王三是弟弟梁海山的化名。弟弟就是交通员。报纸上的王三是不是指的弟弟呢？难道弟弟以这种方式牺牲了吗？
弟弟什么时候去的蓟县，父亲怎么没对自己透露一点点口风？难道又是《东亚晨报》正话反说在造谣？父亲一直认为刘海涛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优柔寡断，在女朋友问题上撇不清；还认为他有恐日情绪，便对他不是十分信任。并没有因为是亲生父子而有所改变。而刘海涛觉得自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工作也是兢兢业业，怎么就不能赢得信任呢？没办法，父亲就是不把一些机密告诉他。
其实，刘海涛有所不知，他身边一直与他关系腻腻呼呼的齐有为更让父亲不放心。父亲多半生阅人无数，看人眼睛很刁，齐有为的一切在刘海涛眼里似乎很正常，而在父亲眼里，单从齐有为“鬼头蛤蟆眼”的做派，就让人心里打问号。
快下班的时候，邮差给刘海涛送来一封“《大天津》编辑刘海涛收”的信件，信皮上注有“稿件”字样，但刘海涛凭经验就猜到，这是“上线”专门寄给他个人的。他急切地打开信笺，见是一篇1000字左右的短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阴霾排空，东邻失脚。马上告诉周掌柜，礼尚往来，欠债还钱，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了解内情的人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刘海涛却看明白了，弟弟确实出事了，应该立即将消息通知父亲。他心脏怦怦乱跳，恨不得顷刻间便跑到父亲那里去。他不时看看墙上的挂钟，压抑着焦灼不安的心绪。
掌灯时分，刘海涛在杂志社审完最后一篇稿子，便到后院请示总编室主任，是不是可以下班。总编室主任马向前和日本顾问小野，还有两个市里商会的人在打麻将。四杆烟枪吞云吐雾，屋里乌烟瘴气。小野是个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牌桌上稀里哗啦的声音冲击着刘海涛的耳鼓，他非常烦闷地等候马向前下令，偏偏马向前不下令。而小野却冷不丁说道：“十块钱一锅的，不过瘾，涨到二十块钱的一锅了，金杠的、天儿和的、清一色的统统十块钱。”这里说的多少块钱是指大洋，不是当时很毛的日本钱票。刘海涛低眉顺眼地站着，听着小野的公鸭嗓的声音，恨不得一个箭步扑过去掐死他。
“傻站着干嘛，还不淘几个手巾把儿递过来。”马向前把烟蒂摁死在烟缸里，乜斜着眼睛说道。刘海涛知道，这是对他说的。他便把小野身后盆架上的脸盆里兑好稍热一点的温水，淘洗了手巾，攥出一个热手巾把儿，先递给小野，等他擦完脸，刘海涛再淘洗手巾，再递给商会的人，最后递给马向前。刘海涛虽然心里着急，该做的事却一点也不能含糊。瘦成一把骨头的马向前接过毛巾把儿说：“我可告儿你刘海涛，咱们给皇军干活，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你可知道，皇军的刺刀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说挑出你的肚肠子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刘海涛急忙点头哈腰道：“主任，我时时刻刻在想着刺刀呢。”马向前擦着脸说：“想着就好，否则我也得跟着沾包儿。”
“我可以下班了吗？”
“急什么，把我们四个人的鞋脱下来拿外面去掴打掴打。”
当时刘海涛心里那个气呀，脸上堆着的笑容必然是非常难看的。他紧抿着嘴唇蹲下身子，先把小野的黑卡其面的布鞋脱下来，忍着那股子酸汗味儿拎到屋外，“啪啪啪”掴打了一阵子，然后拎回来给他穿上。给小野穿鞋的时候，他感到小野的可憎的小腿短得与大腿不成比例，据说日本人为此也对身材匀称的中国人嫉恨。“有朝一日，我会亲手砍断他的短腿！”刘海涛心里愤愤地想着。他耐住性子把两个商会的人和马向前的鞋也掴打了，最后站起身在一旁侍立，静等马向前发话。
马向前肯定知道刘海涛等着他说“你可以走了”这句话，于是，他偏偏不说。而是将手边的手巾把儿还给刘海涛，说：“再淘淘。”刘海涛无奈，点头哈腰地接过手巾把儿打上肥皂又淘了一遍，然后还把脸盆里的水换上新的，再把手巾把儿淘一遍，最后搭在盆架上以后，就又侍立一旁，继续等待马向前发话。终于，马向前伸出一只手摆了摆，意思是你可以走了，却连嘴都懒得张，眼睛只是盯着桌子上别人出的牌。
马向前曾经私下跟刘海涛说过：“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给他。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刘海涛当然明白。他明白的不是这句话，这句话有什么可费解的？他明白的是马向前其人。
“呜儿——”街上的警车狼嚎一般拉长了声音呼啸着飞驰而过，接着传来几声带着回音的枪响“噼呦！噼呦！噼呦！”
刘海涛的编辑室是东厢房，隔着院落正对着西厢房。他在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西厢房正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而他还毫无知觉。
刘海涛的良民证和工作证上写的都是刘海涛，其实，没来天津以前他的本名叫刘海涛。自从进了天津，接连不断地跟父亲身边的人打头碰面，他便改名为刘海涛。今年满打满算二十六岁。他原来是天津北洋工学院的大三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北平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平研究院内迁西安，合并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而他没有跟着走，于是，肄业了。考虑到父亲工作的需要，他留在天津，在这家叫做《大天津》的杂志社谋了职，转眼已经干了五六年。
事情让刘海涛不敢想，想一想就会咬牙切齿痛不欲生。平津相继沦陷以后，日军占据北洋校园作为兵营，将教学用的珍贵标本和仪器全都掠往日本，将相关教学设施悉数损毁，名噪一时的北洋工学院在硬件上顿时化为乌有。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教育的摧残，是毫不客气的。他们明白一国之本教育为先的道理，他们将天津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校园夷为平地，在北平占领清华园后将校园转用于军事，将机械系工厂设备用于修理枪炮。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就在于重视教育，那么，侵入中国以后立马毁灭和摧残中国教育，也真是找到要害了。
早在1937年春，刘海涛就从校刊上得知，北洋工学院此时处于历史发展的尖峰时刻，院长李书田先生满怀希望地瞄着世界水平，拟就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书》，计划若能实现，那么，20年后，北洋将分八期建成文理、工、法、医4个学院，22个系及4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这个计划绝不是虚张声势的放空炮，那时候，北洋工学院相当兴旺。可以说，自1895年建校以来，作为工科大学，办学经验已经十分成熟，自己的风格已经形成，历届毕业生已经累积相当数量，且正在壮年时期。当时中国土建，水利，铁路，矿业，机械……各领域都布满北洋学生，有时整条铁路，整个矿山的各种技术人员中几乎都是他们的身影。而刘海涛因为是文科生，就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而又因为刘海涛与一个叫孔德贞一个叫齐有为的一女一男两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撕扯不清关系，便遭到了父亲的鄙视。
与孔德贞，是在谋职以后因为工作而产生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与齐有为的关系则始自北洋工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大学里有个诗社，诗社办有油印诗刊，刘海涛每每有了得意的诗作便送到诗社在诗刊上发表。被天津各大报纸发现以后，约稿者纷至沓来，刘海涛这个诗名不像新星那样冉冉升起，而是犹如一道闪电，蓦然间地冷不丁地出其不意地照亮了天津卫诗坛。北洋工学院所有的教授学生没有不知道刘海涛其名的。
班里的另一个家境殷实的男生齐有为对此非常羡慕，却苦于才疏学浅，一首也写不出来，但他心思很深。日军进攻天津的时候，刘海涛家房子被炸毁，老娘被炸死，家里一时非常缺钱，这时候作为富家子弟的齐有为主动站了出来，为刘海涛慷慨解囊，料理了老娘后事，还把房子盖了起来。刘海涛欠下齐有为一笔深深的人情债。欠债的滋味儿不好受，他急于还上这笔钱，便饥不择食地谋了职。而齐有为本来可以稳稳当当找到比刘海涛好得多的事由，但他偏偏脚跟脚进了刘海涛的杂志社。后来刘海涛凑齐了钱要还给齐有为的时候，齐有为却坚决推辞，说：“这点钱在我们家是九牛一毛，你别寒碜我了。”
借钱不还，不是刘海涛做人的风格，他也口气坚决地说：“你们家再有钱，终归是你们家的，我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一生不踏实吗？”
齐有为正色道：“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如果看不起我，我就更不能接这个钱。因为我从来没借给你钱。你能借到钱，是老天爷给的，我不过是过路财神帮着转了一下手。”他说什么也不要，还当着刘海涛的面就把借条烧了，让刘海涛既纳罕又十分无奈。
谁都不知道齐有为的心思，他有个深埋心底，对谁都不能说的雄心壮志：要跟定刘海涛三十年，要搅得刘海涛五十岁前一事无成。“我不行，你也别想行。”这是齐有为每天夜里睡觉时都会自言自语的话。
这样的用心不能不说十分险恶。然而刘海涛对此一无所知。一个那么热心帮助他的人竟打定主意毁他一生，刘海涛做梦也想不到，他根本就不可能往这方面想！
刘海涛供职的这家叫做《大天津》的杂志社几年前被日本人占领和接管，成为人们明损暗骂的“汉奸刊物”，因为，这本刊物一夜之间就演变为专门为日本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为日本人掠夺中国物资涂脂抹粉，为日本人残害中国人寻找借口和理由的无耻无度无良的刊物。杂志社占据着一个二进的四合院，原是一家国民党军官的宅邸，国民党撤退以后，日本人用枪托子砸开了院门铜锁，见小院很整齐很安静，还有树木、石凳，便将改头换面的《大天津》杂志社搬了进来。
刘海涛从小院里推出十分破旧、稀里哗啦乱响的自行车，刚要骑上去，西厢房的齐有为突然跑出屋子，从后面走过来一把按住了他的车把，说：“等等我，我去推车，我跟你去。”
“你知道我干什么去，就跟着我？”
“这个时间，你不是去见父亲就是会女朋友，那还用问？”
“我就不能有一点私密空间吗？”
“我不会影响你，我打一个照面就离开。谁让我崇拜你呢。”
这人怎么这么黏人啊？但刘海涛素来优柔寡断，虽然心里别扭，却没有阻止齐有为。两个人一起骑上自行车，迎着渐渐降下的夜幕，向父亲住处驰去。在两个路口，经过了两次盘查。最后来到海河边一拉溜商铺的其中一家的门前，将自行车支好落锁。这家商铺与两旁无异，按照市公署的要求，门窗的玻璃都贴了“米”字纸条，屋里头顶上吊着的电灯灯罩上蒙着黑布。推门进屋，便见迎门立着一块不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踊跃献铜献铁，为了大东亚共荣圈”。显然，这一切都表明，父亲跟着市公署走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走板。
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正蹲着往一块玻璃柜台上糊报纸。刘海涛蹲在父亲身边，问：“好好的柜台，糊报纸干什么？”
“刚才来了个日本人，我送他一条‘恒大’牌香烟，他心情愉快，便抬起钉着铁掌的皮鞋踢了一脚，把玻璃柜台踢了个大窟窿。”
“真她妈不是东西！”齐有为道。
“唉！”刘海涛无奈地一声长叹。
“有为你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地乱骂，会给你和我们惹麻烦的。”父亲说。
“好的，以后我注意了。我走了，我不打扰你们了。”齐有为在刘海涛屁股上轻拍一掌便离去。
刘海涛和父亲都没有跟出去送客。此时他们都对齐有为十分厌烦，却又不愿意生硬地得罪。父亲站起来的时候，刘海涛看到了贴在柜台上报纸，是后来被称为汉奸报纸的《东亚晨报》，出于职业习惯，几个粗黑的标题跳入他的眼帘：《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要纲》、《讨论推进治运》、《确立华北治安迈进东亚解放》等等，在右下角的广告栏里，他无意中看到了京剧名家汪晓秋的戏目《醉我南风》、《夜深沉》和《夜明珠》。职业习惯使他读出汪晓秋的话外之音，他打算抽空找一趟汪晓秋。
这时，父亲脸色阴沉地说：“以后你能不能别带着齐有为到这儿来？”
“我没想带他，他非要跟着。我又不能得罪。”
“你的嘴就那么笨，只会说憨直话不会说婉转话？”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您得给我时间不是？”
“你呀你！我刚刚在大经路（后来叫‘中山路’）看好一个门脸，近日打算搬过去。”
“大经路天天有日本人过往，实属危险之地。”
父亲沉默了。他从口袋里摸出“哈德门”香烟，叼上一支，擦着了火柴，却迟迟没有点上火，直到烧了手。
刘海涛抓过火柴，重新给父亲点上，说：“爸，是不是弟弟海山出事了？”
父亲不说话，眉头紧皱，手上颤抖，半天才略略点了点头。两行老泪汩汩而下。
刘海涛又低声说：“刘掌柜来话儿了，说‘礼尚往来，欠债还钱’。让我立马把这话儿捎给您。您说，我应该干点什么？”
“唉！”父亲突然抹了一把眼泪，“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脑瓜一热任着性子擅自行动，要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国恨家仇，我咽不下这口气！”
“咽不下也得咽，记住，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刘海涛咬牙切齿，手里的火柴盒被捏成了一个球。忍着，忍着，几时是个头啊。
父亲催促刘海涛赶紧离开，回自己的寓所去，短时间都不要再来这里。刘海涛不想走，父亲便拿起两盒“哈德门”揣进刘海涛的口袋，硬是把他推了出去。
刘海涛无奈，出得门推了自行车刚要骑上去，两个巡街警察截住了他，浑身摸他，便将他口袋里的两盒烟顺走了。刘海涛强忍着一言不发，回身朝他们背影吐了口唾沫骑上自行车就走了。此时，年轻的女画家孔德贞也许正在寓所里坐等他的到来。
刘海涛为掩饰身份，在南门外大街的日租界与一个经常给《大天津》投稿的言情小说作家万家铭的一家三口合租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总共四间屋，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库房，卧室都是里外间，厨房和库房是两家合用。
他们这个小院的邻居，就是一家日本人。男人好像是商界的，女人在家里带着两个男孩。刘海涛经常见她穿着浅色和服和木屐，站在街上娇声娇气地招呼：“阿嘎江，阿路内，一马拿斯斯嘎！”好像是招呼孩子回家吃饭的意思。日本投降后，刘海涛亲眼见到一个破衣拉花的背着破筐拾毛褴（捡破烂）的男人用带着钉子的竹棍，在这个日本女人脸上狠狠乱钉，直钉得鲜血直流。此为后话。
齐有为也在附近租了房子。论理，齐有为家里趁着三个连体三进的四合院，打着滚儿住也住不完，他却偏要追随着刘海涛，要获得与刘海涛相同的生活体验。当然，他的更深一层的念想是没法说出口的。他经常到刘海涛家里来，不光和作家万家铭十分熟识，还与邻居日本女人打得火热，曾对刘海涛夸口：“海涛，你几时遇到麻烦，我可以请日本人帮你。”那年月，与日本人成为朋友，是一些人感到荣耀的事情。有一次，齐有为还把那个日本女人领到刘海涛家里，介绍他们相认。说这个日本女人正在学习中文，以后说不定会经常来请教刘海涛。
“谁让你国文底子厚实呢？”
刘海涛心里那个堵啊，可是，人家一直在捧着你，你能说什么？你能不讲方式地直截了当得罪日本女人吗？你能说清日本女人身后站的是日本商人还是日本特务？要报国恨家仇也该从长计议，听从组织上安排不是？
夜晚，女画家孔德贞在来刘海涛寓所的路上遭遇了两个便衣特务的拦截。
“良民证！”一个便衣伸手就摸孔德贞的胸口。
“干什么？”孔德贞奋力推开便衣的手，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良民证。
“天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另一个便衣快速伸手摸了她的脸颊一下。
“摸什么？没见过女人吗？”孔德贞愤恨地收起良民证夺路欲走，两个便衣嘻嘻笑着，挡住她的去路。
“急什么？陪我们俩说说话再走。天这么冷，我们俩在外面溜达，容易吗？”
“我可告诉你们，我是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的亲侄女，小心你们的鸟食罐儿！”
“嘿嘿，吹牛X谁不会，我们不吹，我们告诉你实话，我们是日本特务总队长官雨宫巽的部下。既然你是孔令诚的亲侄女，对雨宫巽总该有所了解吧？”
“我没时间跟你们闲扯，放我走！”
“走，没这么容易。不聊上半个小时你甭想走！”一个便衣又伸手摸了一把孔德贞的脸颊，孔德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但眼下却又一时想不出对付他们的主意。
孔德贞比刘海涛小两岁，亭亭玉立，风度翩翩，正当青春花季，椭圆脸，细长的眼睛，梳着时下知识女性非常时兴的荷叶头，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浅驼色的毛围脖。说话的时候总是“仨大钱俩手攥着，一是一二是二”，简明果断，落地砸坑。
她毕业于坐落在天津市中心三岔河口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她追随刘海涛的诗名至少小十年了。上中学的时候读刘海涛的诗，上大学以后又读刘海涛发在《大天津》上的文章。她非常信奉时下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话：“出名要趁早。”她崇拜刘海涛的诗名，也幻想自己能在天津画界站住脚。她曾经来到杂志社告诉刘海涛说，他写诗便激情四溢，写文便严谨温润。及至谋面，又一派名人气质大家气象。直说得刘海涛满脸通红，心脏怦怦乱跳。他还真没让人这么直白地夸过。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很感性却又温吞水的人，写诗往往是兴之所至；写文章又往往是急就章。几首小诗谈什么“名人”，几篇小文谈什么“大家”？从来没觉得自己像孔德贞所夸的那样。
刘海涛把孔德贞的情况说给父亲的时候，父亲立时冷下脸来：“你不要和这样的女子撕撕扯扯，一来咱家和她们不匹配，两家人不可能走到一起；二来对咱们的工作有影响——接触时间长了你总会流露出一些情绪，或工作上的蛛丝马迹，你知道她几时会把你举报给日本人啊？”刘海涛听了这话频频点头，知道父亲的担心不无道理。怎奈事情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孔德贞从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马向前那里要了刘海涛的住处，便不时来寓所坐坐，拿些插画的业务。其实，她并不缺钱。她父亲是盐商，叔叔是天津卫声名远播的伪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如果她父亲给杂志社一笔广告费的话，她的画会随便登；若是来损的，让孔令诚出面压杂志社一下，马向前还会把所有的插画业务全给她，还不敢不给高价。根本用不着她自己抛头露面。但孔德贞坚持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对父亲和孔令诚从来都只字不提，只是就画论画，以自己画品的质量谈价格，以自己的实际能力揽业务。对孔德贞，刘海涛是没法拂逆的。
孔德贞正在被两个便衣纠缠不休的时候，刘海涛骑着自行车经过这里，在昏黄的路灯下，他一眼就认出了孔德贞，而且，知道她遇到了麻烦，便急忙滚鞍下车，虚张声势道：“嗨，孔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孔司令说好今晚见面的，你怎么能在这里耽搁着呢？”
孔德贞看见刘海涛来了便像见到救星，急忙说：“是啊，这两个浑球儿死缠着我，不知道锅是铁打的，看这意思非要把我叔叔请出来他们才放我走。”
刘海涛道：“德贞，你甭生气，他们是跟你闹着玩儿呢。走，上我的车。”
刘海涛蹬起了自行车，孔德贞抓住刘海涛的衣服，一纵身就坐在了自行车后架上，自行车便快速驰了起来，把两个便衣甩在了身后。
……
父亲经常悄悄地向刘海涛讲述天津近年来的林林总总，曾经告诉刘海涛，你现在看到的破败的街道，凋零的商铺，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街坊邻里，并不是老天津的真实样子。只是因为几年前，天津这座繁华的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陷入敌手，惨遭蹂躏。当然了，国民党驻天津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在李文田带领下，与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激战，一度攻占了天津东站、北宁铁路局、烧毁了东局子停机坪上日军十余架飞机，并且包围了海光寺兵营，攻进了日租界，应该说战绩不错。但终因寡不敌众，武器也不够凑手，告败撤出天津。
那时候，天津城里一片火海，浓烟四起，房屋倒塌，老百姓哭号连天。当天死于战火的市民就有两千多人，难民十万以上。南开大学被日军泼油纵火，烧成一片瓦砾。事后当局统计，天津沦陷的当天，市区被毁的房屋达到2500间，日军破坏和强占的校舍377间，摧毁企业、工厂53家，财产损失达2000万元（大洋）之多。若干年后，这个数字十分平常，而在当时，差不多是令人捶胸顿足的天文数字。
父亲也告诉刘海涛，在时局非常艰危的情况下，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彭真做出了重要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员，都要撤出并设法到乡村拿起武器打游击。按照这一指示，天津市委决定：除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市内地下抗日工作外，要组织其他党员、“民先”成员、救亡团体成员聚集到英租界，分批乘英船离津，一路经大后方转至太原、延安；一路去河北保定转至八路军占领区；一路南下走津浦线到东光一带开辟新区。市内只留下小站、王兰庄、西北乡三个党支部和市内极少数党员、民先队员坚持工作。
于是，在距离南市不远的海河边，有一家不太起眼的杂货店，父亲租了下来，起名叫“周家栋商铺”。后来刘海涛知道了，这是党组织留下来的一个地下交通站。父亲便是站长。父亲原名叫梁雨松，是时五十四五。他是不是党员刘海涛始终不知道。在那个时期，刘海涛曾经对父亲说，我想加入共产党，父亲冷漠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在党外工作会更方便。”从父亲的口气，刘海涛猜想，父亲应该是党员。
刘海涛家原先五口人，大哥梁海天长得高大威猛，很早就出去谋生了，后来影影绰绰知道他参加了八路军，是冀东声名远播、威名赫赫的一个八路军团长；弟弟梁海山长得圆头圆脑活泼可爱，是个采购员身份的地下交通员。刘海涛在杂志社工作，也算交通员，但实际身份并不确定。只是经常配合父亲做些事。日军攻入天津的时候老娘被炸死，现在家里剩下四口。梁家后来被上级党组织命名为“抗日之家”。对外，父亲的名字不是梁雨松，而是周家栋周掌柜，而梁海山的名字是王三。因为工作非常隐蔽，这个地下交通站已经正常工作了好几个年头，从没出过差错。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寇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更加凶残。党组织动员父亲，是不是让刘海涛和弟弟都撤离天津，奔赴八路军占领区。父亲一番犹豫，就与他们俩商量，结果他们俩谁都不愿意离开父亲，发出死誓：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坚决与父亲风雨同舟！因为，他们俩深知父亲的艰难。
既然不想走，该工作就要工作。深秋，冷风飕飕，枯叶满地滚的时节，市里党组织有一份重要情报需要送到蓟县。蓟县地处天津正北，距离有110多公里。弟弟梁海山套好大车，打算顺便捎些山货来，穿起夹袍，将袍角煞在腰里，外貌憨厚而精干。大青骡子“咴儿咴儿”地打着响鼻，精神抖擞，出了城就撒开四蹄尥了起来。
临近蓟县县城的时候，梁海山猛地发现日军在卡口检查过往行人的时候，不论男女，都要脱光衣服只穿短裤在冷风里站着，连衣服上的每一个补丁都要撕开仔细搜查。那时候有的人没有短裤，便赤条条裸体站着，样子实在磕碜。这种情况梁海山还从来没经历过。他想退回去另选路径，但已被好几个伪军围住。梁海山不敢迟疑，在掏出良民证的时候，就把夹在夹袍补丁里的那封信抽出来填在嘴里，快速吞下。这个举动被一个小鬼子看在眼里，他二话不说，从身边一个伪军手里夺过大枪朝着梁海山肚子就是一刺刀。当时梁海山一声没吭便倒在地上。随后，这个小鬼子让伪军动手，将梁海山的肚子剖开，从他的胃口里取出那封信。而那封信是从杂志上撕下的一页纸，是用米汁写在铅字的字里行间的，经过胃液化学反应，米汁早已不复存在。
小鬼子把这页纸拿回据点研究，什么都没研究出来，便恼羞成怒，将梁海山的尸体用石磨碾成肉泥，抛入河里，以解心头之恨。其形其状令人撕心裂肺惨不忍睹。还在各个卡口和县城里贴出告示：谁藏匿八路军的情报，将与王三一个下场。消息悄然传回天津城，刘海涛和父亲悲愤不已，痛苦不已！父亲老泪纵横，后悔自己没有把梁海山送到八路军占领区去。一夜之间全白了头发。刚刚五十四五，已然白发苍苍。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冀东八路军团长梁海天的耳朵里，梁海天一刀砍倒了一棵胳膊粗的大树！
一个来给梁海天送情报的交通员这样描述说：作妖的这个小鬼子叫桥本鸠夫，是日本宪兵中队长。他本来驻守在蓟县北部。此部山区原来驻有两个日本人的据点，一个是驻在下梢的大冢警备队，另一个是驻在上梢蓟、遵两县交界处的桥本宪兵队。这两个队东西相对，遥相呼应，对蓟、遵两县和北部山区形成封锁，对八路军抗日活动威胁极大。驻守在此处的中队长桥本，是蓟、遵一带最为出名的杀人恶魔。虽然桥本总部驻守在遵化县境内，但是他每次扫荡、清乡，都要越过遵化，途经蓟县至冀东，而且走到哪里都要杀人放火，气焰极其嚣张，手段极其残忍。不管是八路军、地下党还是普通群众，只要落入他的手里，没有一人能免遭荼毒，或是被火烧、被灌凉水灌煤油和辣子面，或是被刺刀挑、枪毙，甚至是在大庭广众面前用铡刀把人活铡了。在不长的时间里，被他亲手迫害致死的群众和八路军、地下党就达数十人，致伤致残的更是不计其数。一时间，蓟县北部山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很多老百姓一提“桥本”二字便谈虎色变。
而上级领导这样对梁海天说：现在沦陷区的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四处打听八路军的去向，焦急地询问，像桥本这样的恶魔为什么还不赶紧铲除？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到冀东抗日根据地，向八路军诉说，发出请求——铲除桥本这个恶魔，越快越好！而眼下，桥本被调到蓟县南部，距离八路军主力比较远。
梁海天看着墙上的地图，在上面标上一个惊叹号。“首长，我们必须坚决铲除桥本这个恶魔！”梁海天表情痛苦地向上级领导请示。
“对，你和我们想的一样，必须坚决打击蓟县敌人的嚣张气焰！”上级领导明确表态。但又同时提醒梁海天，“桥本既凶残又狡诈，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打狼，又不要让狼咬伤。”
“是。”
梁海天一番沉思以后，找来山区游击队长姜其武一起研究，分析当时的敌我势态。姜其武来自天津南郊咸水沽，也是北洋工学院的肄业生，脑筋好使，对天津城郊也十分熟悉。他认为桥本驻在蓟县南，一旦我军发起进攻，蓟县左、右和蓟县中的日本宪兵、警备队，就会迅速增援，并对我军形成合围之势。到那时，即便我军达到战斗目的，也将付出惨重代价，甚至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必须选择一个万全之策，做到一战必胜，速战速决，安全撤离。二人一致认为这场战斗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梁海天道：“这样好不好，咱们先‘引蛇出洞’，迫使桥本离开他的巢穴；而我军提前在其必经之路做好埋伏，一举将其全歼。”
姜其武道：“对，‘围点打援’，这应该是上策。”他们了解到，蓟县的伪县长丁五金，是蓟县东丁村人。村中有一个伪军据点，丁五金每次回家探母，都住在那里，除此以外，丁五金还是蓟县剿共总司令，日军倚重的大红人，还是与恶魔桥本磕过头的把兄弟。从丁村据点到蓟县南的桥本中队，有一条专用电话线，只要据点一有情况，桥本马上就会乘卡车赶过来。梁海天兴奋地在姜其武肩膀拍了一掌：“就利用丁五金与桥本的这种特殊关系，你先带领游击队佯攻丁村据点，逼迫丁五金向桥本求援，只要桥本增援丁五金，势必会抄近路。我们八路军主力团就在这条路两侧提前设伏，届时全歼桥本！”
姜其武胸有成竹，连连点头。
“围点打援”的基本方针就这么定了。
立冬之前，梁海天得知，丁五金将于立冬之日回家探母。天津人有个民俗，就是立冬之日吃饺子。丁五金将带着白面、肉馅来丁村母亲家包饺子。于是，立冬这天傍晚，梁海天率领全团主力，秘密到达了从蓟县南到丁村必经之路，与姜其武带领的游击队汇合。这条路东部有山有树，撤退时可以迅速消失在大山中。天一擦黑，姜其武便和游击队员们裹紧绑腿，带好弹药，沿着山路一溜小跑，秘密潜至丁村村外的预定位置。丁村据点的门朝南开，游击队员们在据点东南至西南五里许的正面，呈扇面形在丁村北面的一片稻地里散开，然后悄悄接近。他们有的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有的是两个人一个位置，就地隐蔽，准备在后半夜拂晓之前主力部队完成设伏准备，便向丁村据点发起佯攻。
按照布署，八路军的主力团工兵分队乘着夜暮抬着四个“对火雷”来到路边设雷，任务是在桥本部队完全进入八路军状击圈中心后，将地雷引爆，炸毁道路，阻止敌人乘车逃窜。“对火雷”体积很大，长方形，有二米多长，半米来宽，重达二百多斤，需要四个人用木杠抬着走。“对火雷”里面有几根电雷管，雷管四周填满黄色炸药，分别把电雷管两极的电线相应接在手电筒的正负极上，只要把手电筒底盖拧紧，就能引爆地雷，所以人们称之为“对火雷”。这种地雷虽然体积大，有些笨重，但威力惊人，用来炸毁道路、桥梁效果非常显著。
子夜时分，梁海天设伏完毕。这条路的西边是个老百姓的村庄，村南、村北都是河。梁海天认为日军遇袭以后向西边村里撤退的可能性极小，他们要么反击，要么向南突围。基于这种设想，梁海天决定以这条路为主战场，另在南部设伏。一旦日军南突，便就地歼之。另外，安排几名被我军俘获的伪军，设伏在伏击圈两侧的山坡上。这些人曾经在桥本手下干过，对桥本的长相非常熟悉，他们的任务是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辨认桥本出现以后的精确位置，通过电台通知神枪手。神枪手设伏在这条路两侧的山坡上，将在有效射程内在第一时间把桥本击毙。这些年来，梁海天的主力团在实战中培养了一批神枪手，专门用来在战斗中狙击敌人的指挥官和军旗，一旦完成这两项任务，立即撤离战场雪藏。此为梁海天的“杀手锏”。
为了避免误伤当地群众，在这条路设伏的部队事先通知方圆左近的村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准出屋。还派出警戒人员，对因事外出的群众坚决拦回。拂晓，姜其武带领游击队，准时对丁村据点发起了佯攻。当时的游击队员们都是从村里挑出来的精壮小伙，是八路军的预备兵员；而武器弹药却极其匮乏，每一粒子弹都非常宝贵，便不敢随意放枪。为了节约弹药，他们打响第—枪后，轮番打排子枪，造成火力密集的假象迷惑敌人。姜其武事先还命人准备了很多鞭炮，把鞭炮放在铁筒里燃放，炒爆豆一般的鞭炮声与排子枪声混成一团，听起来像是大部队对据点发起猛攻—样。而“噼呦！噼呦！噼呦！”排子枪子弹颗颗飞向伪军据点的门窗，有的子弹就钻进了据点的射击孔里，正在惊恐万状往外打探的伪军就有被撂倒的。在据点里和伪军吃喝的丁五金—听枪声如此密集，身边还有伪军士兵受伤或被打死，真以为八路军的主力团来了，直吓得魂飞魄散，浑身筛糠。他哆哆嗦嗦地撂下酒瓶子抓起电话机，恳切地向桥本求援。
“巴嘎！”桥本一听说八路军围攻丁村据点，立即一声大叫，但他没有冲动，而是叮嘱丁五金，“你们的，务必坚持住，我的，会马上增援的！”而他们的通话，全部被主力团的通信兵监听到了。丁五金一放下电话，通信兵按照预定方案，迅速剪断了电话线。而桥本那边虽然答应丁五金马上增援丁村据点，并没有及时出动，他怀疑这是八路军设的圈套。他想先稳住丁五金，等派出眼线探清八路军的虚实之后再作决定。于是，把时间往后推迟了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战士们趴在伏击圈外的石砬子后面，全神贯注地不眨眼地耐心等待着。
一个小时就这样在桥本的紧张焦虑中度过，他见丁五金还没打电话请求增援，便知道情况不好，就主动给丁五金挂了一个电话核实，谁知对方根本没有人接听，他一下子就急了。便迅速集合部队，带上七十多名日本兵，两门迫击炮和充足的弹药，乘着两辆顶蓬上架着机枪的卡车，火速驰援丁村据点。倏忽间，便来到梁海天设伏的这条路上。由于八路军战士们在路上花插着摆了很多石头，鬼子的汽车就七扭八歪地开得很慢。山上负责辨认桥本的人一眼就认出坐在第一辆车驾驶室里的鬼子就是桥本，便立即将情况通知给神枪手。当鬼子汽车进入伏击圈以后，神枪手们果断地扣动了扳机，司机立时毙命，桥本也中枪受伤，从驾驶室跌了出来，连滚带爬地钻到了汽车下面。神枪手打响战斗第一枪以后，爆破手立即引爆了四枚对火雷，随着“轰！轰！轰！轰！”四声巨响，日军的退路被炸毁，飞起的一块石头还将一辆汽车的车帮击穿一个大窟窿，击倒两个鬼子。此时，道路两旁设伏的八路军战士向鬼子猛烈开火，一时间长枪，短枪，轻、重机枪，手榴弹，一齐爆响，还没等鬼子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横七竖八地倒在了伏击圈里。
没死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战斗打晕了，加上桥本身负重伤不能指挥部队作战，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以后，便四散逃奔。当他们发现这条路两边都是八路军之后，果然掉头向南跑，企图抢战东南方向的制高点。这时，南方山上设伏的八路军主力也开了枪，紧接着就吹响了冲锋号，八路军战士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猛冲下来，那气势犹如排山倒海。日军一看四面八方都是八路军，知道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还有十几名日本兵边逃边射击，便被山上的八路军一顿手榴弹全歼。
枪声停息，战士们快速打扫战场，捡拾武器，然后集结上山。
而趴在汽车下面装死的桥本见周围的枪声逐渐稀疏，以为八路军真的都已经撤退（以他的体会应该是这样的，八路军讲究速战速决，打完就走），便从车下爬出来，慢慢挪到了几十米以外、南山东侧的大石板上，长出一口气以后，忍着肩膀的伤痛，把挂在胸前的望远镜举到眼前，准备察看一下周围的地形。这时，埋伏在对面山坡上的我军神枪手早已等待多时，迅速将其瞄准，果断扣动了扳击，“噼呦！”的一声枪响，桥本当即脑壳迸裂，从大石板上滚了下来。梁海天二目圆睁地看着这一切，狠狠地咬住了牙帮骨：“桥本，你这个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以理所当然的形式结束了你罪恶的一生！”
他从山坡上跑下来，走到桥本尸体跟前，掏出手枪，打算在桥本早已破碎的脑袋上再补两枪，他把手枪机头打开，将枪口对向桥本脑袋。此时，好几个战士也跑过来，将步枪的枪口对向桥本脑袋。只要梁海天抠动扳机，大家就会打出一顿排子枪，就可以将桥本的脑袋打个稀烂。但梁海天突然把枪收了回去，对大家摆了摆手。然后撇了撇嘴，走了。眼下子弹太金贵了。在一具尸体上浪费子弹，不值得。这时有人大声地向梁海天要求，将桥本也碾成肉泥，然后也到处贴布告。梁海天摆了摆手说：“算了，咱们跟小鬼子不一样，咱们是人，他们是畜牲。”按照人道主义原则，梁海天命人就地挖坑掩埋了桥本和鬼子们的尸体。至于缴获的汽车，因为无处存放，被就地烧毁了。俘虏被统一送到冀东八路军管理处。
此时，佯攻丁村据点的游击队长姜其武，听到这边枪声停止后，迅速带领游击队撤了回来。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漂亮，除极个别伪军逃掉，桥本中队的七十余人全部被歼。缴获的战利品有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步枪七十多支和大量弹药，而八路军无一伤亡。周围四县的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某个有文化的人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在老百姓当中得到迅速传扬：“立冬这天北风凉，神勇八路枪炮响，打死恶魔老桥本，汉奸丁五金喊娘；立冬这天多热闹，伏击圈吹冲锋号，缴获机枪迫击炮，回来又把汽车烧……”
父亲把事情经过讲给刘海涛以后，他便把这次出色的战斗写成传单《桥本伏击战》，散发给市里的进步民间组织，任其流传，鼓舞老百姓士气。
也许哥哥梁海天打过这一仗以后，会长出一口恶气，而刘海涛则不行，他仍旧纠结在弟弟被敌人用石磨碾成肉泥的恶劣情绪里。他已经连续很多天吃不好饭，眼前总是浮现出弟弟的笑脸，他经常反胃，恶心，欲呕。看到马向前等人吃肉包子，刘海涛就感觉他们吃的是弟弟的皮肉。
几天过去，孔德贞再次来到南门外大街刘海涛的到寓所。刘海涛以为她又是让他看画，她经常把画好的作品先让他过目，得到他的首肯，她才投稿。如果刘海涛表态说“还欠火候”，她就连忙把画作收起来拿回去修改，不急不恼，样子非常真诚。这次刘海涛又以为她带了画来，谁知，这次她从书包里掏出一本新出版的《大天津》递给刘海涛，让他十分纳罕。他接过来，问：“怎么，这期杂志里面出问题了？”她说：“你翻开看看就知道了。”结果，刘海涛翻开一看，天，简直把他吓了一跳，里面夹着一张油印的传单，正是他亲手起草、刻印的《桥本伏击战》的那段消息！
刘海涛急忙把杂志连同传单还给她，说：“你怎么把这么危险的东西带到我这儿来了？让别人看到怎么办？”
孔德贞回身走到门旁，仔细检查了门的情况，感觉关的还算严实，便返回身说：“你甭跟我来这个里格龙，这篇文章就是你写的。我拿来只不过是提醒你，不要做这种事。你很快会露出马脚的。”
刘海涛一下子胀红了脸，但他仍然据不承认：“你瞎说什么？这种事有随便往别人头上抩的吗？让日本人知道了，不是要挨刺刀挑吗？”
孔德贞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实话告诉你吧，我研究你的文风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你最常用的字、词、成语，我都能背下来，”说着话，孔德贞就噼里啪啦说出一大串刘海涛最常用的字词和成语，直说得刘海涛心惊肉跳，“海涛，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劝你想事做事稳重一些，三思而后行，不要心血来潮，被极左份子牵着鼻子走。”
她见到传单以后是这种态度，完全在刘海涛的意料之中。因为一直以来她都是个安分守己不出大格的女人。问题是刘海涛的灵魂赤裸裸地突然暴露在她面前，让刘海涛既惊诧又不寒而栗。刘海涛等于被她抓了小软，她几时想举报刘海涛，只是一句话的事。这实在太可怕了！可是，刘海涛怎么就没想到一个人的文风会被另一个人研究得这么透彻呢？显然，她关注他已经很久，陷入的感情漩涡已经很深，虽然她至今并没有直白地表达。
刘海涛坚持不认账，而且，一刹那间他就打定主意，如果被日本人抓住，就算给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把刺刀戳进我的肚子，我也拒不认账。因为，前两年有这么一个例子：地下党在英租界的一部电台被日军破获了，小鬼子对发报员用尽酷刑，而这个发报员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地下党，这部电台只是私人商业电台。最后，日本人只得把遍体鳞伤的发报员放走。而这个发报员回头就奔了延安，回到八路军总部工作去了。所以，凭刘海涛的经验，拒不认账还有生的可能，如果认了账便绝对没有活的希望，除非把身边的地下党员都秃噜出来，而那是刘海涛死也不会干的。
孔德贞见刘海涛是个死硬派，便微微哂笑，然后就又说出另一个让他惊心动魄的问题：小鬼子桥本宪兵队被冀东八路军梁海天歼灭后，日军驻津总部向各部发出通告：“悬赏一百块大洋要梁海天的人头。”通告上面印着梁海天的照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天津海关监督陈希更对身边贴心的年轻襄理说：“日本人这么撒大网并不一定有嘛效果，我倒有个主意可能会对抓住梁海天有帮助。”襄理便问：“说说看。”陈希更道：“我看经常来咱们这儿办贷款的周家栋商铺的周掌柜，和梁海天长相非常像，而且，年龄也对得上。如果先把周掌柜抓到宪兵队用刑，说不定他就把梁海天的行踪秃噜出来。就算他不秃噜，放长线钓大鱼的话，也能把梁海天钓出来。”
孔德贞的话还没说完，刘海涛已经听得头皮发乍，心脏怦怦乱跳了。果真如此的话，父亲这个年龄怎么经受得住啊？父亲那么耿直的人，让他出卖儿子是不可能的，但只怕命就保不住了。而哥哥会做出什么反应，刘海涛也不敢想象。刘海涛有些情不自禁地拉拉椅子，和孔德贞坐得更近一些，抓住了她的手，问：“那个襄理怎么说的？”
孔德贞拂开了刘海涛的手，说：“你怎么不问陈希更，却要问那个年轻襄理呢？”
刘海涛便突然说出了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的话：“因为，那个襄理有可能成为我的竞争对手。”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想与孔德贞牵手。
孔德贞撇了撇嘴，道：“怎么见得？你不要妄自瞎猜。我和那个襄理只是一般关系。”
刘海涛继续刨根问底道：“陈希更是个左右逢源手眼通天的银行家，全天津卫商界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那种人不可能把他怀疑周掌柜的事对你这个年轻女子说。只可能是年轻襄理对你说出这些事，对不对？”
孔德贞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你的头脑还行，分析的不错。因为你是进步青年，我就向你透露一点底细。那个年轻襄理叫张志强，是张自忠的远房侄子。张自忠何许人也你肯定是耳熟能详的吧？张自忠是国民党重要将领，与日军打过很多硬仗，功劳卓著，蒋委员长非常欣赏他。但前两年在襄河南瓜店英勇战死，其形其状气壮山河。日军亲自向张自忠的尸体顶礼膜拜，隆重装殓。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就中断正常广播，声调悲痛地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说：‘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虽然不乏幸灾乐祸之意，但对张自忠的敬佩溢于言表。我叔叔孔令诚曾经和张自忠是天津法政学堂的同窗，后来两个人一同进入国民党军队，多年后各自成为邻军的首领。但发生‘血战南瓜店’，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以后，我叔叔坚持认为是蒋委员长指挥失当，导致张自忠部失利，从而以身殉国英年早逝。于是，他痛哭一场，心灰意冷，十分失望地脱下国民党军服，回到家乡天津。本来是想远离战争默默养老，可是，日本人和伪治安军非他要出来任职。说如果拒绝便灭孔家之门。因为治安军里有很多国民党旧官员，把叔叔拉来显然为了稳定军心。不得已，叔叔做了伪治安军的副司令。两年多来，叔叔一直资助张自忠的远房侄子张志强。张志强想到抗日前线去，叔叔拦下了他，说来日方长，张家已经贡献了张自忠，足矣了。想想看，张志强是怎样一个人？”
刘海涛对张自忠的事情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为抗日而死，而且死在战场。不论属于哪个党派，作为军人能够战死沙场，总是可歌可泣的。但刘海涛对孔德贞为孔令诚开脱罪责不以为然。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社会，“官本位”的思想在中上层人士中根深蒂固。甭管什么官，只要能做上，就感觉光宗耀祖。孔令诚肯定是感觉到伪治安军任职终归比到某机构做个小职员要来劲，所以才欣然前往。也许刘海涛低估了孔令诚的思想境界，但他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他扭转话题说：“所以，张志强就有了经常和你见面的机会，也就对你说了悬赏一百块大洋要梁海天人头，和陈希更打算举报周掌柜的事？”
“是这样。”
“我能不能见见张志强？”
“可以啊，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他介绍过了，他也想见见你呢。”
“哎哟喂！你怎么能不经过我同意就把我介绍给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后人呢？”
“因为你和他是一路人啊！”
啊！刘海涛心里一个激灵。这孔德贞对他一直深藏不露，却原来，早已把他作为“进步青年”了。那年月，“进步青年”几乎与“有危险倾向”是同义词，都是日本人凶狠抓捕的对象。
他想告诉孔德贞，他和张志强隶属不同的党派，不可能是一路人。但这话刘海涛没法说。说了就等于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犹豫了一下，决定和张志强见一面。转过天来，孔德贞在商业区狗不理包子铺引刘海涛见到了张志强。
张志强长得高大魁梧，至少得有一米八五的个头，三十岁左右，五官端庄；一身笔挺的蓝灰竖条西装，纯白的衬衣，领带是银灰色，绣着暗花，与西装形成一个色系。这样的外貌和服装的搭配，既显出他作为商人的华贵，又显出有别于庸俗商人的不凡气质。相比之下，刘海涛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知识分子。但是，即使如此，他一见了刘海涛，还是上上下下打量个没完。最后，才点点头说：“像，非常像，孔德贞分析得没错。”
刘海涛腾一下子胀红了脸，说：“分析什么？像什么？”因为张志强的语言每个字眼都那么敏感，那么让刘海涛如坐针毡。
张志强呵呵一笑，低声说：“我看过《桥本伏击战》的传单，我相信孔德贞的分析——那篇文章是你自己写的，也是你自己刻印的。我看过梁海天的照片，你和他的长相非常相像。这就对上了。只有你这样身份的人，才有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写这种文章，刻印这种文章。”
刘海涛看了孔德贞一眼，见她微微哂笑，并不插话。
刘海涛急忙递给张志强一支烟，掩饰他心里的慌乱，说：“你们不要这么无根无据地分析，说不定就把我分析到日本宪兵队去了，我的小命也难保了。老实告诉你们，我什么党派都没参加。”
张志强接过烟，点上抽了一口，慢条斯理地说：“别这么疑神疑鬼的，我们要想送你不是早就送了，还用得着在这里见面吗？”他长长地喷出一口白烟，突然压低了声音，带有几分诡秘地说，“从你冒冒失失的样子，我就看出你是个不在哪个党派的自由人。但却是进步青年。实不相瞒，共产党在天津城里留下了地下工作者，而国民党也同样在天津城里留下了地下工作者。‘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方面成立了‘抗日杀奸团’，这些地下工作者一直在活动。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介绍你和他们认识认识。”
刘海涛赶紧回答：“不不不，我对任何组织都没有兴趣。”
“来啦你那！”跑堂的伙计一声吆喝，端着两碟热腾腾的包子快步地走了过来，张志强急忙示意刘海涛把嘴闭住。伙计放下包子，伸手一指包子：“请慢用！”便转身离去。狗不理包子非常有名，关于其名字“狗不理”还有很多传说。但眼下的包子颜色是灰塌塌的，显然不是纯白面做的。至于面里掺了什么不得而知。但刘海涛眼下想的不是这些，而是看到包子，就联想到里面的肉馅，于是就想到弟弟梁海山。这差不多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他一阵阵反胃欲呕。张志强继续说：“最近有人打算除掉陈希更。”
刘海涛一听这话又是一个激灵，陈希更果真是汉奸吗？刘海涛只知道陈希更是老奸巨猾的富商，算不算汉奸并不清楚。在眼下的天津城，有着类似马向前那样的汉奸嘴脸的人比比皆是，但他们未必干过残害百姓的血案，能都除掉吗？除得过来吗？此时张志强又说：“陈希更如果被杀，这样的消息正式报纸是不会刊登的；我希望你继续写作和刻印这篇文章。”
刘海涛继续竭力遮掩，说：“我从来没写过、刻印过这种文章，我不想冒这种险。”
张志强非常不屑地撇了撇嘴，说：“不诚实，非常不诚实，”但又点了点头，“不过情有可原，因为你并不知道我的实际身份，你不对我讲实话是对的。但我还是希望除掉陈希更这篇文章由你来写。”
刘海涛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在心里已经打定主意，假如陈希更真的被什么人或什么组织除掉，他便真的写出传单并刻印散发。因为，除掉陈希更意味着能够使父亲脱离危险。
他们俩正要开始吃包子，突然走进两个穿黑衣服的警察，他们仿佛在窗外看了半天了，所以进屋以后目标明确地径直走到刘海涛们这桌跟前，一人一碟，就将两碟包子端走了，大模大样地找了空座坐下，像吃自己的包子一样理直气壮地吃了起来。
张志强起初不动声色，但倏忽间便神情紧张起来，他把声音压得很低，说：“糟了，那两碟包子里有情况！”
“啊？”刘海涛和孔德贞都猛地一个激灵！
刘海涛正要说出“去抢回来”的话，张志强已经站起身来走了过去。他快速从口袋里掏出皮夹子，抻出两张黄灿灿的钱票，一个警察给了一张。刘海涛知道，那是联合准备银行的百元钞票。张志强说：“有劳二位买新的吧，这两碟包子被我们用手摸过了。”
一个警察无耻地说：“我们不怕脏，吃着香着呢——谢谢啊，钱我们收下了。”然后又抓起一个包子继续吃起来。
张志强非常无奈地继续从皮夹子里掏东西，结果掏出了红皮“派司”亮给两个警察，说：“我是天津联合准备银行的襄理，你们肯定知道陈希更其人吧？我是他的副手。”
“哎哟喂！您是陈大人的襄理！我们有眼不识金镶玉，该打该打！”
两个警察撂下包子，真真假假地抽起自己嘴巴子。张志强鄙夷地一笑，又抽出两张黄票子，递给他们。他们便急忙停止抽打自己，点头哈腰地接过钱票，说：“谢谢您呐，该着我们哥俩今天发笔小财。我们哥俩天天在这条路上溜达，您几时用着我们，只管吆喝，我们随叫随到，指哪打哪。”说着话便打躬作揖，转过身去一溜烟就跑掉了。腰上的警棍左右摇摆，像狗的尾巴。
张志强端回了包子，一声苦笑。这包子还能吃吗？孔德贞皱着眉头虚着眼睛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刘海涛则更多地关注着张志强怎么处理这两碟包子。他不是说包子里有情况吗？只见张志强安安稳稳地坐定，伸出手来，将包子一个个地掰开。掰到最后，都要掰光了的时候，在碟底的一个包子里掰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了什么不得而知，只见张志强看完纸条便塞进嘴里，连同半拉包子一起下肚了，直噎得瞪圆了眼睛。孔德贞张大了嘴，吃惊地看着张志强。刘海涛则紧抿着嘴看着张志强。总之，他们都觉得张志强的所作所为似乎与他的职业身份不大相符。
但刘海涛在心里暗暗记下了一点：这家包子铺里有个伙计是张志强的同党。
看起来张志强对刘海涛和孔德贞相当信任，否则，他怎么会在这里做出这些举动？但刘海涛也不能不多个心眼，万一是张志强精心安排，有意取得刘海涛的信任，而实际上暗藏玄机呢？
张志强又吃下一个包子，说：“刘海涛，你明天中午找我一趟，我请你喝咖啡——你们俩吃包子啊，动手动手！”
刘海涛点点头，但没拿包子。这时，两个穿绸缎外套，戴呢子礼帽的人走进来，看打扮像商人，但鬼鬼祟祟的神态气质不像好人。他们来到张志强身边，问：“在哪儿高就呐？有良民证吗？”张志强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从口袋掏出良民证和工作证，一起递给他们。他们翻开证件简单看了一眼，还给张志强，一个人开口说：“张志强，咱是法汉中学的老同学，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张志强乜斜他一眼，一声苦笑：“不记得，真的不记得，对不起啊。”
另一个人指着孔德贞说：“张志强，她是你对象吗？长得还行哈。”
张志强有些恼火，脸色很难看，说：“对，是我对象，不可以吗？我们正在研究几时结婚呢。”
那两个人撇了撇嘴，不再询问，转身走了。孔德贞问张志强：“他们真是你同学吗？”张志强摇摇头，一撇嘴：“是个屁。你没看出来吗，他们至少比我大十岁，怎么会成为同学？说是校友还凑合。刘海涛——”他把目光转了过来，“你一会儿到马场道8号去一趟，找到房主，告诉他‘外甥打灯笼’这句话。”
刘海涛悚然一惊，干嘛去？送情报？刘海涛是干文字的，他当然知道，“外甥打灯笼”的后半句就是“照舅（照旧）”，这不是送情报是什么？自己蓦然间被拉入了张志强的序列，是不是太冒失了？去还是不去？孔德贞见刘海涛有些犹豫，便说：“我去，我现在就去。”
张志强用食指压住嘴唇：“嘘，小点声！你不能去，你也被盯上了。”
刘海涛顷刻间便想到张志强吞掉的纸条，上面肯定告知了张志强和孔德贞已经被盯上的情况。他挠了一把头皮，说：“我去。你们抓紧吃，吃完我就走。告诉我，那个房主姓什么？”张志强道：“姓林，双木林。”
此时孔德贞站起身来，拉了张志强胳膊一把，说：“算了算了，不吃了不吃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吃不吃包子无所谓了。”张志强习惯性地摇摇脑袋，顺从地站起身来，掏出手帕擦手。桌子上剩下了一碟半包子。
三个人相跟着走出了狗不理包子铺。外面阳光灿烂，但初冬的冷风还是有些料峭，让他们不由自主打个寒战。门外的两个警察见张志强他们出来了，便赶紧撩开棉布门帘钻进屋里，快步来到桌前坐下，掬起包子就吃。想必他们隔着窗户已经盯视张志强很久了。刘海涛隔着窗户看到这一幕，也是一声苦笑。
在冷风里，孔德贞伸手挽着张志强的胳膊，对刘海涛道了再见。他们两个人像恋人一样，让刘海涛看在眼里很不受用。
你又没想跟孔德贞搞对象，心里别扭什么？刘海涛暗骂自己一声。他刚推起自行车，刚要骗腿骑上去，另一辆自行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抬头一看，是齐有为。
“我早就看到你进了狗不理了，见你有生人朋友，我没进去打扰。你们在屋里吃包子，我却站在外面就着冷风吃烧饼。”齐有为一脸怨气。
刘海涛心里立即一阵翻腾，这个人太可憎了。可他转念一想，也好，他愿意的话，就跟着跑一趟马场道好了。刘海涛想好以后，就说：“你跟我走吧。”骗腿上了自行车，径直往前骑。齐有为快速追了上来，说：“喂喂，你往哪儿走？不回杂志社吗？”
刘海涛道：“我先去找作者约篇稿子，然后就回杂志社。”
齐有为竟然不怕跑腿，真的跟着刘海涛骑车来到了马场道，眼看着刘海涛敲开了8号别墅楼的房门，叫出房主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就返了回来。
“你和这个人约了稿子？”
“没错。”
“什么内容？”
“跑马场哪匹马最有潜力。”
“我操，又让你抢在前面了。”
“什么意思？”
“这样的创意和选题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
“这种事大白天是想不起来的，必须夜深人静的时候想。”
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往杂志社走，刘海涛胡乱地应付着齐有为。不过，幸亏齐有为没问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否则，刘海涛说不定就说漏了兜。
而回到杂志社以后，刘海涛虚晃一枪，说是去找马向前汇报，便甩掉了齐有为这个尾巴，立即又推车走了。他必须赶往父亲那里去，把陈希更怀疑父亲是梁海天的老爹这件事告诉他，让他赶紧采取措施。尤其要叮嘱父亲这些日子不要再去天津联合准备银行。刘海涛马不停蹄地骑着自行车跑到了海河边父亲的商铺，但商铺落了锁。父亲去了哪里不得而知。
父亲的这个商铺，是个不折不扣的前店后库的杂货铺，比如谦祥益的绸缎，瑞蚨祥的旗袍，盛锡福的帽子，老美华的布鞋，抵羊牌毛线之类，他都销售。因为父亲属于批零兼营，所以销货量很大，便与这些老字号老品牌的老板都成为好朋友。为他们分销，当然很容易做朋友，但若刁钻，便也成不了朋友。恰恰父亲是个厚道人。大名鼎鼎的抵羊毛线的老板宋裴卿曾经多次光顾父亲的商铺。
提到宋裴卿，天津人家喻户晓。他原本是山东汉子，18岁时在齐鲁大学肄业，转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即跻身实业界。他创办实业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他早年从美国考察工商业之后回到山东，决心发展民族工业，走实业救国之路。为安全着想，选定了天津租界设厂，以保证原料、煤电的充足供应和水陆交通运输之便。还以招股方式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共筹集资金23万元，其中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以其子名义入股5万元，其部下20师师长孙桐萱以其夫人名义入股5万元，其余为自筹款，那年月这已经是巨款了。“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宋裴卿任总经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宋裴卿也深受影响。面对中国市场上洋货充斥的现状，他决心创造国货名牌，与洋货竞争。经反复思考，便十分醒目地亮出了“抵羊”的品牌，以暗指“抵洋”之意。时任国家实业部长的孔祥熙对国货“抵羊”毛线十分赞赏，宣布“予以免税”。此后，宋裴卿在宣传上大力投入，广造舆论，使“抵羊”毛线家喻户晓，全国闻名，销路大增，大败对手。为安全起见，他又把厂址安排在英租界内，地点在登百敦道（现云南路），共40亩地，设备齐全，机器先进，成为天津民族工业的佼佼者。“七七事变”后，日军猖獗，“抵羊”在夹缝中苦苦挣扎，艰难前行。
有一次宋裴卿来见父亲，刘海涛也在场，只听宋老板说：“周掌柜，眼下你不能只销国货，该挂幌子还是要挂幌子。这样才能干得长远。”这肯定是宋老板吃过不少苦头之后的韬晦之策。
父亲自然明白宋裴卿的意思，宋老板走了以后，父亲便进了一批日本的“味之素”。为了不显得突兀，在“味之素”的柜台旁边增设了天津“宏钟酱油”（光荣酱油）和“三伏老醋”（独流老醋）的柜台。还把“味之素”的广告牌立在门外招眼的地方。
眼下，刘海涛急于找到父亲，却根本就找不到。他骑着自行车跑到估衣街，找到谦祥益的老板，又找到瑞蚨祥的老板，他们都说没见到周掌柜。其他老板他都不熟，没法找。最后找到宋裴卿的公司，也没找见。便心急火燎地回了寓所。在街口，刘海涛又遇到那个日本女人拍着手掌扯着嗓子招呼孩子：“阿嘎江，阿路内，一马拿斯斯嘎！”俨然如在自己国家那么洒脱自然。内心烦躁的刘海涛心里那个气啊！偏偏日本女人拦住了他，说她听了齐有为的意见，买了一本大名鼎鼎的天津作家刘云若的《春风回梦记》，很多地方读不懂，需要请教他。他不得不苦着脸说：“好的，好的，回头你找我吧。”
那边日本宪兵正通缉哥哥梁海天，这边却要给日本女人讲小说？刘海涛不能不从心底里发出苦笑。但那边有一百块大洋高悬，为虎作伥、帮狗吃食的人会蜂拥而至。父亲显然已经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比哥哥梁海天处境更危险，情况更紧急。是夜，刘海涛在床上转辗反侧，唉声叹气，夜不能寐。隔壁作家万家铭有夜里写作的习惯，他见刘海涛彻夜不关灯，便拿了一沓稿纸和一盒哈德门，敲开了刘海涛的屋门。
在另一端，马场道8号，屋里四个人在擦枪。两支美式45口径的半自动左轮手枪，一支比利时勃朗宁手枪，和一支德国造长苗大镜面驳壳枪。四支枪都很新，带着烤蓝。他们将手枪拆开仔细擦拭的时候，枪械因弹簧十分强劲，不断发出“咔嚓咔嚓”的清脆声响。三种大小不同的亮晶晶黄橙橙的子弹整齐地立在桌子上。
四个人都很年轻，二十岁左右的样子。从他们梳得很顺溜的分头，和十分光鲜、毫无沧桑感的面庞看，他们应该属于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一个人说：“组长非要身在射击圈里，这对咱们的射击技术可是个不小的考验。”另一个人说：“尽量撇清呗，绝不能打不死敌人却把自己人打了。”
“对，小刘一个人防备身后，需要反向站着，需要警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发现异常绝不客气，开枪就打。”
“好的，我的驳壳枪子弹多，干这个正合适。”
“我们三人集中精力往前看，力争在第一时间将其撂倒毙命。大家记住，生死关头，发现意外阻力格杀勿论，当机立断，有谁算谁。”
随着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四支枪的零件全部安装就位，续上了子弹。他们把手枪装进上衣口袋，有两个人披上了带水獭毛领子的褐色斗篷，两个人穿上了铁灰色的风衣。都敞着怀，掏枪很方便。
外面天色已暗，那年月天津城里没有污染严重的工业，除去军车和市公署的小轿车，几乎见不到汽车，偶尔驶过一辆拉货的卡车，也是车身老旧，稀里哗啦乱响，惹得路人驻足观望。尤其工业区集中在河北三条石一带，而马场道一带的五大道这边非常清净。所以空气还算清新。路边树木的光秃枝条被冷风吹得呼啸作响。四个人出得门来，怀里都揣了花束，睃视了前后左右，便搭了四辆胶皮车，迤迤逦逦而去。他们要求快一点，而车主也正冷得不行，正希望跑一跑呢。
此时，坐落在北马路北门东70号的华北戏院，门还没开，而门前已有打算进去看戏的人，和蹲富余票的人。他们在冷风里裹紧衣服，脚底下倒着脚活动着。华北戏院原为天津市北洋第一商场，1932年初改建为华北戏院。其建筑为土木结构，内有木柱达130多根，为一大特色；坐席都是大板凳、长条椅，大门宽度不足3米，因其系商场所改，容量颇大，约有座位1000余席。那年月曾有著名少年京剧老生12岁的黄楚玉与青衣马砚云合演《珠帘寨》，名噪一时。京剧名家汪晓秋率团来此演出以后，更让华北戏院声名大振。
四辆胶皮车来到以后，没有直接把车拉到戏院门口，而是在远离门口三十米处的一家鲜花店门前停下。他们下得车来，付了车钱，转身进了鲜花店。进店以后，两个人到里面快速挑选了四束鲜花，付钱；另外两个人则站在门后隔着玻璃看着戏院门口。此时路灯早已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把周围的建筑物都变得朦朦胧胧。
一辆银灰色小轿车驶了过来，停在戏院门口。服装店门后的两个人没动声色。因为，组长交待说，是一辆黑色小轿车。但倏忽间一辆黑色小轿车便驶了过来。他们发一声喊，四个人便快速跑出服装店，向那辆黑色轿车涌了过去。但轿车的车门打开以后，下来的是两个珠光宝气浓妆艳抹的女人。他们一声长叹，停住了伸进上衣口袋的手。
此时，两个警察手持警棍走了过来，对戏院门口围着的人推推搡搡。而戏院此时正好开门放人，人们举着戏票往里走。卖富余票的人有些着急，尖着嗓子赶紧叫卖。就在这种嘈杂的叫卖声中，又一辆黑色轿车驶来了，吱一声停在戏院门口。轿车的前面快速打开，跳下了西装革履的张志强。他来到后面，将后门打开，把一只手放在车门上框上，以防下车人磕了脑袋。里面一个同样西装革履，然而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动作迟缓地从车里挪出双腿，下车。已经等了许久的四个年轻人突然举着花束走过去。旁人以为他们要向胖子献花，便急忙闪开。只见这四个人中的一个人突然一转身，将一支驳壳枪指向大家，而另外三个人掏出手枪便向胖子射击。“啪！啪！啪！啪！”胖子应声摔在地上。
两个警察听见枪声，喊了一声：“嗨嗨，怎么个茬儿？”却不敢上前，他们躲在几个卖富余票的人身后，只扒头看了看情景，便不由自主地往后退，挤出人丛，躲进了黑灯影。因为他们看到了那支对着他们的驳壳枪。他们手里只有警棍而没有枪，就算有枪，恐怕见势不妙也不敢对阵。他们悄悄溜走，到警察局报告去了。
这么大的事警察局也不敢做主处理，便又赶紧向日本宪兵队报告。宪兵队长立马找来了特务队长，问：“你们的，盯没盯住张志强？”
特务队长是中国人，他眨着眼睛道：“盯住了，可以说，张志强被我们盯死了。这两天他只去狗不理包子铺吃了一次包子，再没见他到处乱走。”
“你们的，饭桶的！包子的！你们就是狗不理！”
特务队长被宪兵队长打了一个嘴巴喝斥出来。特务队长捂着脸，执拗地确信华北戏院门口的枪杀案与张志强无关。张志强家里没有电话，他办公室的电话也早被特务队连线监听了。张志强确实不应该牵涉进枪杀案。否则的话，他这个特务队长首先就没法交待。
夜已深，料峭的寒风像抹布一样擦拭掉了天上的团团云朵，露出亮晶晶的繁星。
万家铭把稿子摆在刘海涛的面前，抽着烟说：“我最近写了一本《我爱上了日本女人》，想在你们《大天津》杂志连载。你看有可能吗？”
刘海涛想了想，说：“眼下我们的杂志每期都在讲‘中日亲善’，你这本小说应该正当其时。不过，你这人一向爱发牢骚，我担心你在作品里暗藏隐喻、隐情或干脆暗藏杀机，你如果能把这个问题避免了，是有商量余地的。”
万家铭说：“我简单给你说说啊，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对在中国经商的日本夫妻，男人病死了，一个中国男人便死追这个日本女人，结果是花团锦簇，喜结连理。但接下来就不和谐了，日本女人一连生下三个孩子，中国男人还让她生，日本女人便翻脸了，趁男人不备给男人饭里下了药，想让男人绝育……”
不客气地说，刘海涛感觉这是个非常无聊的故事。但那时候充斥报纸杂志的这种无聊故事比比皆是。如果有“聊”，反倒是令人奇怪的。刘海涛问：“最后谁胜利了？”
“自然是日本女人胜利了。但事情细究起来还是中国男人胜利了。”
“怎么讲？”
“中国男人得到了三个大儿子。”
“可是，他们的血管里不是还流着一半日本女人的血吗？”
“只有这样，在受到日本人审查的时候才好通过不是？”
刘海涛无语。说不清万家铭是爱中国还是爱日本。或者说，他只爱女人，只爱异性，并不区分是哪个国家。刘海涛知道，万家铭在天津读书界有一号，虽然不及刘云若，但知名度也很高。只是他的作品以艳俗为主要特点，是刘海涛这种人不太喜欢的。马向前有可能喜欢，但既然是由刘海涛给予引荐，就绝对不能出一点点差错，否则，马向前便会把账记在刘海涛的身上。刘海涛让万家铭再好好斟酌推敲一下，不要急功近利。万家铭一听这话就两手发抖，直把烟灰抖在刘海涛的桌子上：“海涛，你净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一家三口指着我这支笔杆子吃饭呢！谁不明白‘文章千古事’？谁不明白应该谨斟细酌精益求精？可是，我们在讲究这些之前，首先需要活着，对不对？”
刘海涛再次无语。聊不下去了。刘海涛沉默着，有把他淡走的意思。他却突然话锋一转，说道：“今天的《东亚晨报》你看了吗？”
“没看，我现在非常忙，没顾上。”
“干你们这行的哪能不看《东亚晨报》呢？我告儿你吧，报纸上说，因面粉涨价，连日发生抢粮事件。北站两列载有面粉的火车被饥饿的群众抢光，日伪军警开枪镇压，6人当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
“你刚才说什么？日伪军警？谁是‘伪’？”
“你甭逮我话把儿，我根本没提什么‘伪’不‘伪’的。”
“我劝你还是说话留心点，如果在外面，不是悬了？”
“是这话，谢谢你提醒。《东亚晨报》说，市公署开始实行‘配给制’和‘物资统制’，规定‘米谷统制收买’，粮食统一由日本‘精谷会社’和产米区的警察所强制收买，指定芦台、军粮城、小站以及大城、文安等19个县所产粮食必须由天津的日本当局指定的日本商行收买。现在全市粮价已经悄没声儿地上涨，玉米面由每斤两块三涨到三块三，绿豆杂面由每斤两块二涨到三块。日伪当局还从今天起举办‘代用食粮提倡周’，强制市民食用花生渣、豆饼和杂合面。我媳妇和儿子根本吃不下这些东西，吃了就又吐出来。人不是牲口，怎么能吃牲口才吃的东西呢？”
刘海涛突然发现，这个写《我爱上了日本女人》的知名作家，却原来憋着一肚子这样的怨气。于是，他也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文如其人”的说法根本靠不住！他劝慰万家铭说：“你能吃上杂合面算好的，市里还有连杂合面也吃不上的穷人呢！”
万家铭看了刘海涛一眼，递给他一支烟，说：“老弟，我看你好像有进步倾向，你是不是对穷人挺同情呢？”
刘海涛说：“我看见可怜的人都同情。”
万家铭不以为然地摇摇脑袋，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能盲目同情这个同情那个。有本事自己去挣去，没本事就干捱着。要么就去火车站抢去，即使被机枪扫了，我也佩服！”
刘海涛说：“有些人天生能力不强，他挣不来好吃好喝，你让他怎么办？”
“那就甘愿受穷。”
“可是，也有些人能力不错，但因为无权无势，被别人剥削得受穷。”
万家铭抬手给刘海涛肩膀一拳，说：“打住打住，你别说了，你在给我灌输共产党的进步思想。我赶紧走了，话说多了就惹麻烦。我也提醒你，你的这个观点在外面千万别说！”
刘海涛有些惭愧地连连点头，说：“是的，我会注意的。”
是啊，自己怎么无意中就流露出这种思想呢？太危险了不是？万家铭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一屋子烟。刘海涛打开窗户放烟，冬夜的料峭寒风便猛地灌进屋里，给他一个透心凉，让他更加没有睡意，他关好窗户，拿起万家铭的稿子，心不在焉地读了起来。可是，他一页一页地翻着，感觉每一页都写的是“梁海天人头一百块大洋”和“周掌柜可以钓来梁海天”这样的字眼。所以，他一直读到天亮，也没看明白万家铭究竟写的是什么。
早晨，刘海涛心急火燎地提前来到杂志社，把前后院都扫了，帮茶房烧开一铁壶水。这时马向前摇摇晃晃地被风刮进院子。他确实是被“刮”进来的。被风刮得走路一飘一飘的。看他那样子，甭说遇到八级台风，只要遇上六级大风，就可能把他刮到房上去。因为他实在太瘦了。刘海涛给他屋里的暖壶灌好开水，就对他说，上午要出去约一篇稿子。他要马上去见父亲，所以想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马向前乜斜着老鼠眼问：“找谁？约什么稿子？”刘海涛说，找天津联合准备银行，约一篇关于新旧货币兑换的文章。刘海涛之所以想出这个主意，是因为刘海涛知道马向前一直在忙着兑换货币，写这种文章会对他的胃口，他肯定喜欢。
谁知，马向前拉开抽屉，拿出一沓纸，说：“你甭去约稿了，我这儿有一篇我自己写的稿子，也是事关天津联合准备银行的，你先拿去看看。”刘海涛把稿子接在手里，心里七上八下，事情这么紧急，他怎么能安心坐在屋里呢？可是，找什么借口能够立马脱身呢？
刘海涛回到自己的屋里，心神不定地看起马向前的文章，他是这么写的：“天津联合准备银行是事关天津各界人士长久幸福的权威银行，1937年日本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进入华北大部分地区，扶植有识之士王克敏在北平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了达到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良好战略意图，更为了能全盘掌控和发展华北金融，日本皇军于1938年2月11日，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务总署王时璟出面，在北京创办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另在天津、青岛、济南、开封、太原、徐州、山海关、唐山、石门、临汾、运城、新乡、烟台、威海卫、秦皇岛、日本东京等地设立办事处，省金库代办处设在保定。该行资本额定为5000万元，北平临时政府出资1250万元（从日本兴业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三家借入），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兴业银行、中南银行、河北银行、冀东银行等八家银行共出资1250万元，并将原华北各银行1935年法币改革时未及上缴的发行准备金（白银）一并列入股本之列。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雄心勃勃，立意要将华北地区货币统一，实施联银券为惟一‘法币’的政策，有力出台了多个《旧货币整理办法》，对法币和各种商业银行、地方银行、私帖等纸币加以收兑、限制，直至禁止通行，对日本、朝鲜银行券及满州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也于1941年后禁止在华北流通，为中国外汇和大量物资的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题目是《也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文章并不长，但是以毛笔小楷写的，所以成文写了好几页。说实话，马向前的小楷是写得不错的，结构间架非常讲究，起笔运笔非常流利。看得出来，这篇小文是他一气呵成。但对日军奴颜婢膝卑躬屈膝无耻谄媚的姿态跃然纸上，令人作呕，令人愤慨。
刘海涛看着这沓稿子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便再次找到马向前，说：“您的文章言简意赅，多一字嫌多，少一字嫌少，写得非常出色。但我感觉如果加上总行和天津分行近期成绩的一些数字，可能说服力会更强。”
起初马向前非常得意地摇头晃脑，等到完整听完刘海涛的话，便皱起了眉头：“说到归齐，你还是想跑一趟天津联合准备银行？也罢，你去吧。把我的文章带着，让陈希更看看，把把关。”
刘海涛明白，马向前既想讨好陈希更，更想结识陈希更。便满口答应，立即拿着稿子离开马向前的屋子，来到自己屋里以后，将稿子装进皮包，锁上抽屉。到院里推上自行车就要走，齐有为却突然出现在眼前。
“你要去哪里？”
“去一趟联合准备银行。”
“找陈希更？我也去，让我也认识认识这个银行家。”
“我有重任在肩，不是去闲聊。你去不方便吧。”
“有什么不方便？你们说话，我们在一旁听着，我不插话。”
“算了吧，这样不好。”
“怎么不好？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嫌我无才不够档次？”
“我没这么说，是你自己这么想。”
“那不就结了，走，一起走。”
齐有为硬是推了自行车跟随刘海涛一起出来了。两个人并肩而行，各自想着心事。刘海涛想着怎么甩掉这个尾巴，蹬车的时候就脚下飞快；齐有为却想着如何不被刘海涛甩掉，蹬车的时候就紧追不放。
刘海涛先是气喘吁吁地赶到父亲的商铺，见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正在焦急，一回头，齐有为像个尾巴，就站在身后。暗想你齐有为还不知趣还不打道回府吗？谁知齐有为像个神经病一样跟定了他，一步不拉紧随其后。真真急死了刘海涛。
弟弟梁海山去世以后，父亲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伙计，此时伙计正在屋里站柜台，刘海涛便问他：“周掌柜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见吗？”
伙计点点头说：“是，一直没见。”
刘海涛父亲的商铺是前店后库，后面库房有半间屋是父亲和过去老娘住的地方，老娘去世以后父亲独自住在后面。刘海涛便来到后面，屋里屋外地转悠，还看了床底下。怎么回事呢？
找不到父亲，刘海涛只得再奔天津联合准备银行。心里还在琢磨：如果齐有为非跟着自己去见张志强，如何向张志强做解释？只能说是马向前主任安排的。这么想着，就来到了联合准备银行门口。他们锁好车子，径直向门口走。门厅的侍郎突然伸出胳膊拦住了他们。
“你们找谁？”
“找张志强。”
“有预约吗？
“有。”
侍郎回身抄起身后办公桌上的电话，拨了几个号码，简单核实了一下。回过身说：“你们俩只能进去一位。”
刘海涛便看齐有为，那意思是“你进还是我进？”
齐有为进去显然与张志强无话可说，甚至说不上三句话就可能被撵出来。一个杂志社的编辑在有些人眼里算个人物，在有些人眼里便狗屁不是，尤其《大天津》这样的刊物，很遭血气方刚人士不待见，这一点齐有为心里很清楚。于是，他不得不放弃跟踪，说：“你进去吧，我回杂志社了，记着，回来跟我学学舌啊。”便去开了车锁，骑上车走了。
刘海涛长出一口气。他径直找到襄理张志强的办公室，敲开了门。眼前的一幕让刘海涛悚然一惊：张志强的一只胳膊缠着厚厚的白色纱布，弯曲着吊在胸前！他一见刘海涛进来，便面色疲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刘海涛跟前，说：“咱们不是说好中午见面吗？你怎么提前来了？”
刘海涛把来意说了一遍，就将马向前写的稿子掏出来请他过目，然后就问了他几个数字。他都如实作答了。然后微微一笑说：“周掌柜暂时解脱了，但我还是劝你赶紧告诉周掌柜，让他离开天津，或搬离原地址，适当化妆——不，搬家、化妆都不是长久之计，还是离开天津的好。”
刘海涛一头雾水，对张志强的意思似懂非懂，就说：“周掌柜解脱了？怎么见得？”
张志强按着刘海涛的肩膀，让他坐在沙发上，然后走到门口将门关严，回过身来说：“听我跟你说啊，是这样——昨晚将近七点，我陪同陈希更来到华北大戏院听汪晓秋的京剧《夜深沉》，刚一下汽车，就迎上来几个手持鲜花的便衣，陈希更以为这些人想对他献花，陈希更也不好好想想，你又不是梅兰芳、马连良，大冬天怎么会有人献花？你是银行家，就算有人给你献花，也应该是熟人啊！陈希更笑呵呵地伸手接花，来人不由分说，‘啪、啪、啪’就是一顿乱枪！我伸出胳膊挡了一下，结果，我胳膊上也中了一枪。而陈希更的前胸至少中了五六枪。于是，他当场就摔倒在地，一命呜呼。开枪者转身就跑。我托着伤胳膊大喊‘来人啊，救命啊！’可是，我喊了半天也没人来，好几分钟过后，才跑来几个警察，可是，那几个开枪的便衣早已无影无踪。我和警察一起把陈希更送进医院的太平间，然后赶紧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又报告了日本宪兵队。”
“没有人怀疑你吗？日本宪兵队没扣留你吗？”
“我也是受害者，他们凭什么怀疑我？不过，该审问还是要审问的，该签字画押还是要签字画押的，否则，我也不会这么快就放出来。”
“陈希更惹着谁了，怎么这么大的仇啊？”刘二故意这么问。事实上他也确实对陈希更了解不多。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说天津联合准备银行的陈希更是老奸巨猾为富不仁，算不算汉奸父亲从来没说过。
“你真是个雏儿。我告儿你啊，我们这个联合准备银行虽然挂着中国的招牌，实际是为日本人服务的。自打‘七七事变’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以来，不光搅乱了中国的货币市场，还为日本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掠夺立下汗马功劳。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实际上是由日本顾问室控制的，其印制伪币数量根本就不向政府上报，前年，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就会训令该行上报印制和发行钞票数额，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根本不理。今年，行长王时璟也要求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向华北政务委员会上报印制情况，可是，下面没人敢执行。因为，印制和发行伪钞是日本人控制的。谁敢惹日本人？而‘联银券’的滥发，造成当今物价飞涨，老百姓苦不堪言，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早就有人把此券称为‘汉奸票’或‘走狗票’了。一直为日本人效命的陈希更难道还不应该被枪毙吗？这篇文章你可以写了吧？”
“是，可以写了，”刘海涛说。但刘海涛虽然答应写这篇传单，鉴于前车之鉴，他始终没写。此为后话。“可是，那个周掌柜这两天一直找不到，我应该赶紧通知他搬家，是不是？”
“是这样，你不是周掌柜的儿子吗？”
“我不是他儿子，只和他有过业务关系。”
“我怎么看你们像父子俩？”
“那是你的主观感觉而已。我们杂志社经常到他的商铺采购文具、纸张。因此很熟。”
“不论如何，周掌柜应该搬家，而且，越快越好。因为，陈希更不光有我这一个心腹，还有别人，不能保证他跟别人不说周掌柜和梁海天的事。”
刘海涛点头称是。张志强非常在行地给刘海涛开了一张支票。面额不大，但意思到了。杂志社发这种介绍性的文章，不能不给报酬。
刘海涛收起支票，愁肠百转地离开了天津联合准备银行，推着自行车慢慢走着。突然一声狼嚎一般的警笛声响起，由远而近，一辆站满日本宪兵的卡车急速驶来，“嘎”的一声，停在银行门前。卷起一团尘土。一个中国人和一群宪兵跳下车，快速跑进银行大门。难道张志强出问题了？刘海涛远远地离开银行大门，在路边一个煎饼摊上要了一套煎饼果子。早晨起来，刘海涛因为着急，没吃早点，此时正饿得肚子咕咕叫。
刘海涛面朝煎饼摊，间或偷眼看一眼银行门口。这边摊主往烧得半热的铁板上舀一勺绿豆面糊糊，用一个小竹刮子，把这勺面糊滩成一个圆圆的薄饼，在上面磕一个鸡蛋，然后把鸡蛋也在薄饼上转着圈摊开，此时，一股香味儿悄悄地散发出来，接着，摊主把薄饼翻个，放上两根果子（油条），把薄饼折叠一次，抹上面酱、辣酱、酱豆腐，撒上葱花、香菜。再次折叠薄饼，一套香喷喷、热腾腾的煎饼果子宣告完成。就在摊主用油纸托着煎饼交给刘海涛的时候，刘海涛看到银行大门那边，张志强被戴着手铐押了出来。卡车上放下来一个小梯子，两个日本兵用枪托捣着张志强的屁股，将他催上了车。张志强目光坚定，十分沉着，若无其事一般。
本来香喷喷的煎饼果子，此时被刘海涛吃在嘴里，已经索然无味。眼看着日军卡车响着警笛扬长而去，刘海涛快速吃完，看看左右，也骑上自行车离开了这里。
却说那齐有为走了以后，没有回杂志社，而是来到南门外大街的寓所，去会见日本女人。早些日子，日本女人在街上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了一跤，一时间爬不起来，十分狼狈。恰巧齐有为骑着自行车在身边路过，他急忙滚鞍下车，将日本女人扶起来。齐有为之所以这么好心助人为乐，是因为他早就被日本女人“阿嘎江”、“阿路内”的叫声所吸引，老实说，日本女人长了一双并不好看的小眼睛，但皮肤却异常白净细腻，身材也娉娉婷婷婀娜多姿。齐有为在天津卫还没见过皮肤这么白皙的女人，也没见过身材如此一扭一扭地能扭出节奏的女人。于是，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了，陷入单相思了。及至碰上日本女人跌跤，嘿，天助我也，这不就可以搭话了吗？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不用，我家不远，就在跟前。”
“夫人贵姓？”
“什么叫贵姓？”
“就是问你姓什么，是龟田呀还是山田呀，或者小野呀之类。”
“啊啊，我明白了，我叫山野良子。”
“良子夫人贵庚？”
“什么叫贵庚？”
“就是问你多大岁数。”
“啊啊，明白了，我今年三十二了。”
两个人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山野良子的小院，齐有为神差鬼使地将自行车推进了院里，回手将小院的大门关上了。山野良子客气地把齐有为让进屋以后，齐有为又鬼使神差地突然抱住了山野良子，然后猛烈地狂吻起山野良子。可能是齐有为西装革履仪表堂堂的外貌吸引了山野良子，总之，山野良子丝毫没有挣扎，先是半推半就，接着就紧紧与齐有为抱在一起陷入深度接吻。齐有为亲着亲着，一只手就在山野良子身上摸了起来，摸得山野良子不能自已，完全瘫倒。齐有为正要进一步动作，山野良子突然推开他说：“快放手，我丈夫马上要回来了，你赶紧走吧，过几天咱们再约会。”
齐有为见此急忙点点头，他不能不赶紧走。万一对方有枪呢！他最后摸了一把山野良子的乳房，就到小院里推车走了。但他出了小院却没往远走，而是在小院斜对门的地方站着，他要等那个日本男人回来，看看对方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与山野良子相配。
他掏出烟来，点上，刚抽一口，一辆胶皮车日日地跑了过来，非常利索地停在小院门口，车上下来一个中年汉子——齐有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日本男人充其量只有一米五几，比齐有为矮下去整整一个脑袋的高度，脸也长得像个狗不理的包子！日本男人走进小院去了，齐有为便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暗想，难怪山野良子会接纳自己，她的丈夫实在是差强人意，他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感觉前景非常光明！别人对日本人可能唯恐躲之不及，而齐有为却完全被山野良子的魅力所迷惑。如同两脚插入沼泽和泥潭，不能自拔。
再说刘海涛从联合准备银行回到杂志社以后，把马向前的文章充实了一些数字，又把行文润色了一遍，便连同支票一起给马向前送过去。马向前非常满意，收了支票，在文章上签了字，就让刘海涛送发排室了。刘海涛刚要出门，马向前突然叫住了刘海涛，说：“今晚小野顾问和翟小倩圆房，咱们每人随五块钱份子。”
刘海涛突然感到嗓子发堵，一口黏痰涌到了喉头，而且差一点控制不住将这口黏痰吐到马向前的脸上！翟小倩是刘海涛们屋里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编辑，去年刚从北平一家大学毕业回到天津，还是豆蔻年华；而小野不光日本老婆就在天津，据说还有一个中国银行女职员和一个中学女教师做姘头。现在又把翟小倩弄到了手。因为同在一屋工作，刘海涛对翟小倩还是比较了解的。她父亲是个没什么大本事的洗染店小老板，母亲是个规规矩矩的医院护工，翟小倩继承了父母的特点，是个很随和而又老实巴交的姑娘。以翟小倩的一贯表现，她绝对不是那种主动巴结、讨好日本人的女子。完全可以断定，她答应与小野“圆房”，肯定是被逼无奈。这种没有人性的媾和，怎么有脸叫做“圆房”？
圆房是什么概念？不光干文字的知道，就连不识字的老百姓，也没有不知道的，圆房就是新婚夫妇开始同房，或童养媳及其未婚夫开始同房。小野和翟小倩算什么关系？马向前竟然如此地恬不知耻冠冕堂皇。刘海涛从口袋里掏出了仅有的三块大洋，交给马向前，说：“这个月发薪以后，我再补交两块。”便出了门。他随口将黏痰吐在马向前这屋的墙上了。他这股怒气简直不知道往哪儿出！
刘海涛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二十块大洋，如此说来，小野“圆房”就要刮走刘海涛四分之一。刘海涛拿着马向前的那份稿子，在院子里站了足有半小时，稍稍把气喘匀以后，才走进发排室。《大天津》杂志社的校对室和发排室是合并办公的。校对员一共有三个人，排版设计的也是三个人。他们之间经常互相“串户”（协作）。刘海涛把马向前的稿子交给校对员裴玲的时候，她冷不丁抓住了刘海涛的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电影票，塞进刘海涛的手里。而她的桌子上，正摆着需要校对的广告稿：《唯一灵药：虎牌“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
《大天津》杂志里面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版面是各类广告，伪政府拨给杂志社的经费少之又少，只是象征性的一点点，表明刊物是在伪政府的领导和关照之下。而杂志社基本上是依靠广告和有偿稿件生存的。卖杂志的钱，只够个印刷费的。
刘海涛不明白今天裴玲怎么会突然给他一张电影票，那年月给异性电影票差不多就是无言的昭示——我相中你了。难道翟小倩同意与小野“圆房”这个消息刺激和诱发了裴玲的念想，要在没被小野盯上之前赶紧把自己嫁出去？刘海涛在诧异裴玲的大胆和主动的同时，佩服她内心的爱憎分明！
刘海涛和裴玲经常打头碰面，但说话并不多。裴玲现年有二十四五岁，比刘海涛略小。其父是伪政府职员，刘海涛对她历来是敬而远之。在《大天津》杂志社工作的同仁，有“背景”的占80%，像刘海涛这种纯粹考进来的，是少数。以刘海涛的体会，有“背景”的不一定不是好人，没“背景”的也不一定就是好人。而且，大家都在谋饭碗，在这个大目标下面，很多问题都被掩盖着。
杂志社像刘海涛这种年龄的年轻人，大约有五六个，男女各占一半。天天出出进进的，彼此略知一二，但并无交往。
裴玲身材单薄，面容秀气。说不上有多漂亮，但花季女人的妩媚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各自出身和处境的不同，人和人性格脾气、为人处事的方式差异便很大。翟小倩的无奈与苟且偷安，裴玲的警觉与大胆果敢，反映了她们各自出身与处境以及性格脾气的方方面面。裴玲经过短时间思考，毅然在杂志社的几个年轻人里选中了刘海涛，说明刘海涛除了有点“诗名”，在她们眼里也还不赖。这也使刘海涛对裴玲心存感激。因为，时逢乱世，诗名不能当饭吃，说是一文不值也差不多。当然，那年月女人一般都非常保守，很少有主动找男生交往的。不交往就意味着不能发展关系。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不时有那么几个胆子大的女生间或冒出来，譬如孔德贞之类，但实属凤毛麟角。裴玲本来属于工作稳定、生活闲在闲散闲适的一类人，而刘海涛天天紧紧张张，跑前跑后，进进出出，与她反差极大。她一旦发现刘海涛身后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的让人撕心裂肺的林林总总，会不会一下子就吓得魂飞魄散，还真说不定。
刘海涛把电影票揣进口袋回到自己的屋里，偷眼看看坐在屋角的翟小倩。刘海涛刚刚发现，她今天换了簇新的衣服，一件紫红色的绸子面料的小棉袄。她表情安详地在审看桌子上的稿子，两只手却不停地搅着一条手帕。紫红色绸子棉袄，是天津卫的有钱人家的闺女出门子（出嫁）的时候才穿的衣服，具有特定的内涵。不知此时翟小倩心里在想什么。唉，刘海涛摇摇脑袋一声长叹，就从报架上拿下《东亚晨报》翻看。刘海涛一直不看这种报纸，看也是只扫一眼标题。但刘海涛现在记起作家万家铭的话，应该经常看《东亚晨报》。谁知报纸上为日军侵略行径歌功颂德的无耻文章实在让刘海涛不忍卒读。刘海涛的眼前始终晃动着弟弟梁海山的笑脸，和没有下落的父亲，他怎么能把这种无耻报纸读下去呢？
刘海涛想起来，他的皮包里有万家铭的小说，在心情异常郁闷和烦躁的时候，读一读小说，可能会舒缓一下绷紧的脑神经。可是，他只把万家铭的小说看了三行，就扔到一边去了。
这本书稿的开篇写道：“英国剑桥留学归来的一表人才的银行职员展力觉，活到三十一岁的时候，突然悟出一个道理：男人最喜欢什么？女人。哪里的女人？日本的女人。这是他接触了德高望重的日本顾问松井一郎的温柔女儿松井枝子以后得出的真切体会……”
刘海涛坐在桌前生起闷气，每一个圈里的中国人都知道，甭管是银行里面的日本顾问，还是杂志社里面的日本顾问，都和恶魔差不多。在这些人身上使用“德高望重”的字眼，是不是指鹿为马，信口雌黄，黑白颠倒，睁着眼睛说瞎话？也许，万家铭在有意谄媚，以逃避凶险的文字狱，但也过于无耻、过于赤裸裸了不是？刘海涛点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起来。
眼前的烟雾呛得他对桌的老张猛地咳嗽起来，他便有些歉意地将烟蒂摁死在烟碟里，将其斩立决了。此时他蓦然间茅塞顿开，“展力觉”，不就是“斩立决”吗？展力觉这么无耻的人还不应该斩立决吗？而且，“三十一”，不就是事情缘起于一九三一吗？“展”，自然让人联想到《三侠五义》里面的“玉猫南侠展昭展雄飞”，那个能够飞檐走壁神通广大的侠客；还有春秋时的展禽（展获），他先在柳下做小官，后因秉性刚直，不愿与赃官同流合污，辞官隐居。他足智多谋，才能出众，分析国政，谈论兵法，常做济贫解困之事，人们又称他柳下惠。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不知道“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呢？眼下的中国，不正是应该大量出现展昭展雄飞和柳下惠展禽的时代吗？
刘海涛立即将万家铭的书稿重新抓在手里，继续读了下去。
应该说，万家铭是想象力非常丰富，文笔很漂亮的言情小说作家。写女人也十分到位。当然了，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刘海涛还说不清，只是觉得好女人就是万家铭笔下的这种。假如生活中真的有这个“枝子”，那么，这个枝子还真是挺可爱的。再退一万步说，小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如果让刘海涛碰上枝子，说不定也会爱上她。刘海涛想，这就是万家铭小说的成功之处。万家铭给刘海涛的稿子是整部书稿的前面一部分，按照眼下的惯例，完全可以先把这部分登载出来，后面的几时写完几时继续刊登。当然，前面的这部分也要拉开当子，一期一段进行连载。刘海涛在签稿单上写到：“此稿对中日亲善十分有益，建议连载，请马总编定夺。”就给马向前送去了。
下午临下班的时候，马向前来找刘海涛，没说话，只是把万家铭的稿子放在刘海涛的桌子上了。刘海涛赶紧看签稿单，见上面马向前签了“同意”。刘海涛微微哂笑，这个不学无术的混子。马向前原本是个工厂里的文书，是个经常给《大天津》杂志投稿的业余作者。日军侵入天津以后，不知道他搭上了哪班车，就进了杂志社，先是干编辑，时间不长就调到总编室做副手，前不久总编辑因工作失误，在杂志里出现抗日的言论，被抓进监狱，马向前便开始主持整个杂志社的审稿把关工作，还没当主任，大家就已经开始叫他马总编了。显然，时逢乱世，人人渴望平安。
刘海涛把万家铭的书稿送到了发排室，裴玲见了刘海涛兴奋地挤了一下眼睛。刘海涛装没看见，把书稿交给她们主任就退出来了。此时，刘海涛就想到了孔德贞。她是最近刘海涛涉足男女之情的第一人，她对刘海涛研究了那么多，心里肯定也想着与刘海涛牵手。孔德贞于刘海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裴玲眼下面临的处境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一切，刘海涛都能预见到。哪一方面处理不好，都没有好结果。那么，他该怎么摆布这复杂的关系呢？身后的事情那么紧迫，他还能分出身来与两个女人周旋吗？
下班以后，刘海涛回家先简单做一点吃的，然后快速吃完，就骑自行车到父亲的商铺跑了一趟，打算问完父亲下落再去看电影。谁知父亲仍然没回来，而伙计告诉刘海涛一个情况，直把刘海涛吓得够呛：下午一个叫姜其武的来跟伙计说了这么一件事——冀中行署贸易局采购人员郭宝奎带领人员、车辆进市采购物资，住在同增、同盛、福泉等客栈，物资起运时被日本宪兵和治安军包围，50辆独轮车及药物、纸张、颜料、印油、火药、化学品等物资及8名采购人员均被扣押，将由日本宪兵队处理。父亲因为参与筹集物资，也被牵涉进去了。当时姜其武在场，因为他是赶着大车来的，坚决否认与郭宝奎有染，实际上也确实无涉，便得以逃脱。但却没来得及与父亲交接物资。
刘海涛的脑海里顷刻间便反应过来，姜其武，不就是冀东的游击队长吗？刘海涛在写《桥本伏击战》传单的时候还写过他，他怎么亲自跑到市里采购物资来了，太冒险了啊！但刘海涛转念一想，也许同名同姓。伙计的年龄大约二十五六岁，可是说出话来言简意赅，如果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会是一篇成熟的小文。于是让刘海涛对他起疑。而且，姜其武怎么会对他那么信任，将那么重要的情况都对他说？还有，伙计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刘海涛？他是真的相信刘海涛，还是怀有其他目的？父亲曾经说过，市里有一个地下交通站，被敌特打进内部，牺牲了好几个地下党员。这个伙计会不会……刘海涛不敢往下想，对父亲命运更加担心了！
刘海涛无心去看电影了，便想到这件事应该和“上线”沟通，问题是刘海涛连上线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更不知道。他可能和父亲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和刘海涛却只是不见面的单线联系。怎么办？刘海涛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孔德贞。如果孔德贞肯于帮忙，去找她叔叔孔令诚，也许就可能将父亲放出来。他想起孔德贞经常投稿留下的地址，就在海河边的望海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没有其他选择，病笃乱投医，刘海涛真的骑了自行车奔望海楼了。他到了海河边的望海楼附近，凭记忆不敢完全确定是第几个四合院，就骑着自行车在附近一圈一圈地转悠，期待发生奇迹。结果，半个小时以后，还真发生了奇迹，孔德贞和她老妈两个人牵着手拉着一只小巴狗出来遛弯，她们发现了他。
孔德贞喊了他一声：“海涛，你在这儿转悠什么？难道是丢了东西？”
刘海涛赶紧滚鞍下车，推着自行车跑到她的面前。孔德贞把母亲支开，说：“妈，您回避一下，我跟海涛说两句话。”她老妈便点点头拉着小巴狗离开了有十几米，静静地站在海河边，看着缓缓东流的海河水，小巴狗就在她脚下转来转去。刘海涛抓紧时间赶紧把周掌柜被扣押的事情说了，请求孔德贞务必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请孔令诚出面。孔德贞纳罕地问他：“你和周掌柜是什么关系？”他说：“特殊关系，随你怎么想。”
“是你父亲？”
“不是，但也差不多。”
孔德贞犹豫不决，一言不发。刘海涛又告诉她，昨晚陈希更被不明身份的人除掉了，但今天上午张志强被捕了，也是日本宪兵队抓的。孔德贞低着头揉搓自己的衣角，半天不说话。刘海涛也不敢再催问。过了一会儿，她问：“周掌柜是共产党吗？”
“不是，他只是个老实巴交的买卖人。他开的商铺离这里不远，我可以带你看看去。”
“不用。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就行了。这就有商量。”
孔德贞拍了刘海涛的胳膊一下，让他敬候佳音，就拽着母亲走了。
刘海涛一直看着她们的背影完全消失，才骑上自行车来到电影院。电影早已开演，室内漆黑一团，刘海涛让服务人员帮忙找到座位以后，坐在了裴玲身边，她悄悄告诉刘海涛，今晚的电影放的是《婚变》。刘海涛脑子里一直想象着父亲在日本宪兵队的情况，会不会坐老虎凳，会不会轧杠子，会不会灌辣椒水，会不会被烧红的烙铁烙……对银幕上演了什么一无所知。
散场以后，裴玲紧紧依傍着刘海涛说：“那个男的真成问题！”
刘海涛含含糊糊地说：“是，是成问题。”
裴玲又说：“那个女的也够呛。”
刘海涛又含含糊糊地说：“是，也够呛。”
裴玲呵呵地笑了起来，说：“你倒是随和，我说什么你就跟什么，像个应声虫。我问你，此时此刻翟小倩在干什么？”
不提翟小倩还好，一提翟小倩刘海涛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他不能对裴玲说日本顾问不好，便说：“翟小倩这个女人才真够呛呢！”
裴玲声音变得严肃起来，说：“自古以来贞洁烈女只是极少数，随遇而安苟且偷生的才是大多数。所以贞洁烈女才可贵啊！否则，光给她们立牌坊全中国的地盘都不够用的。”
刘海涛无语。也许裴玲说得有道理。他推着自行车陪裴玲回家。她家住在河北区昆纬路，也是与日本人做邻居。她的邻居是掌管劝业场一带商场的日本顾问。刘海涛冷不丁问了一句：“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
裴玲没有马上回答，想了想才说：“你问这个干嘛？”
刘海涛鼓起勇气，说：“如果他的官大，说不定我请他帮我调调工作呢。”
裴玲这才说了实话：“我爸是市公署社会局副局长。只怕他调不了你的工作。”
啊，刘海涛几乎一惊，职位不低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也像孔令诚那样，多多少少有一点爱国之心。刘海涛说：“咱们杂志刚刚转载了社会局长兰振德的报告《从日常生活谈生活节约的重要性》，我从他的报告看出他实际上是要市民勒紧裤带，以适应日本人经济掠夺的需要。”刘海涛说完这句话就等待裴玲的反应，看她会不会反感。她如果反感，他就与她坚决分手，断然没有继续走动的必要。杂志社的人私下发出这种议论的，绝不止刘海涛一个人。坐刘海涛对桌的老张就经常悄悄说这种话。发不发牢骚，似乎成了好人坏人的分水岭。裴玲也似乎对这种牢骚话听得很多，可能是有同感，也可能是麻木，所以，并没有表示反感，只是“呵呵”笑了两声。
刘海涛又说：“兰振德说对市民实行‘粮食配给’，定量限制，不得多吃。说配给的粮食品种包括白米、白面、玉米面等，他完全是信口雌黄。实际情况是大米、白面都作了日本的军粮之用，一般市民根本不让吃，只能食用花生渣、豆饼和杂和面。让我看，天津的经济完全纳入了日本人的战时经济轨道。这实际是一种殖民经济。‘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种种经济措施只是加强了这种殖民经济的深度而已。”
他的话还没说完，裴玲突然打断了他，说：“你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涉及日本人的事情是你刘海涛左右得了的吗？别说你刘海涛这样的小人物，就连我爸那样的副局长在日本人面前都是小力巴。对了，几时你和我爸见一面啊？”
话音未落，小胡同里钻出一男一女，勾肩搭背哈哈笑着斜着身子就过来了，男的一见裴玲，便说了一句：“花姑娘！”便扑过来将裴玲死死抱住。裴玲奋力挣扎，却怎么也挣脱不开，便喊了一声：“海涛帮我啊！”
刘海涛一时慌乱，手足无措，大脑突然出现空白，他一弯腰，抓起道边的半拉砖头照着这个男人的脑袋就拍了一下子。刘海涛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像拍在空木头盒子上的声音一样，“嗑”的一声。这个人脚下一软就出溜在地上了。刘海涛拉起裴玲就跑，那个女人却突然拽住刘海涛的衣袖愚蠢地问了一句：“先生，请留个名字。”刘海涛一听话音还是个中国人，更加来气了，便说：“我叫里格龙！”拉着裴玲紧跑几步，然后骑上自行车，让裴玲坐在后架上，飞也似地向昆纬路方向驰去。
街上警车呼啸，刘海涛在裴玲家里没法出门了。这次不想见裴玲的父亲也得见了。
夜里十一点钟的时候，裴玲的父亲回来了。看起来伪政府的官员也有加班加点的时候。他见刘海涛坐在屋里，便十分警觉地询问刘海涛：“天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家？”
刘海涛早已想好了说辞，就说：“我和裴玲看完电影，把裴玲送回家以后街上就警车呼啸了，裴玲死拦着我不让我走。”实际情况也真的是裴玲不让刘海涛走。此时裴玲亲热地抱着父亲胳膊撒娇，打岔说：“爸，今晚的电影看得人心里郁闷，敢情这婚姻这么不禁折腾。”
裴玲的父亲叫裴玉光，五十来岁，从其背头梳得很亮、错落有致的五官和干净清爽的西装革履来看，这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脱下外套交给裴玲，坐在刘海涛对面，声音低沉地说：“本来我可以早一点回来，可是刚才我的车正开着，被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拦住，我一看，地上躺着一个男人。我对这种事历来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想马上把车开走。可是，那个女人说：‘受伤的是日本人。’我一听这话，就赶紧打开车门，把日本人架上车来。那个女人告诉我，说是被一辆汽车撞了，撞人的司机留名叫‘里格龙’。这不是扯淡是什么，天津卫自古以来有叫‘里格龙’的吗？最后我不得不把受伤的日本人送到医院。直等到宪兵队来人以后，我才离开。”
以往裴玲肯定对父亲说过刘海涛的情况，所以其父对刘海涛的为人处世有几分知晓，说：“海涛，你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最容易惹事，也最让日本人起疑，今夜你甭回去了，在我这儿将就一宿吧。”刘海涛没有办法，便点点头。
刘海涛对那个女人十分感激，也十分纳罕。她说日本人是被汽车撞了，便把刘海涛撇清了。多聪明的人啊！而且，这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在关键时刻为刘海涛踢了一脚。裴玲给刘海涛拿来点心，端来热茶，他们俩就吃喝起来，她边吃边小声说：“真让人后怕。”刘海涛急忙摆手制止她说下去。过后刘海涛简单洗了把脸，就在客厅沙发上忍着了。而裴玲烧了热水去洗了澡，然后回卧室睡觉了。
那时候，煤球供应紧张，串亲戚送礼的经常是拎着一小篓煤球而不是点心。裴玲家里却不缺煤球。在客厅的一角，有个一米见方的挺大木头箱子，里面全是煤球。客厅里的煤球炉子整宿烧着，因为各屋都没安炉子，所以，夜里各屋都敞着门，依靠客厅的热气漫延过去。夜里，裴玲的母亲亮了灯来续煤，用煤铲铲煤球的声音惊醒了刘海涛。他便急忙起身帮她续炉子。她小声问他：“你是不是昨晚的肇事者？”
刘海涛急忙辩解：“不是，我又没有汽车。”
她说：“你伯父说了，日本人是头顶受伤，汽车怎么会撞到头顶呢？肯定是被人拍了一砖头。”
刘海涛说：“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儿与我无关，也与裴玲无关。我们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根本没碰上日本人。”
伯母疑惑地看了刘海涛一眼，没再继续问。但刘海涛分明看见，她因为心情紧张，拿着土簸箕的手在微微颤抖。刘海涛续好炉子就继续睡了。心想她可能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承受力不强。而他早已经历过那么多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事，拍小鬼子一砖头，算个屁！他估计，伯母这一宿都睡不着。
早晨，天还不亮，伯母就起床为大家做早点了。早点也很简单，烙了几张白面对杂合面的饼，熬了一锅玉米面的粥，煮了两个鸡蛋，菜就是腌制的咸萝卜丝。社会局副局长的家里，出现白面和鸡蛋不足为奇。而且，鸡蛋只煮了两个，也能让人理解，副局长的家里只怕鸡蛋也是稀罕物。吃早点的时候，伯母把鸡蛋分给裴玉光和裴玲，没给刘海涛，也没解释。刘海涛在心里掂出了他在她家的份量。裴玉光快速吃完，抹抹嘴就穿上外套走了。而裴玲把鸡蛋磕了一下就在面前立着，一直没吃。直到伯母也吃完离开了，她才把鸡蛋剥开，掰了一半给刘海涛溜进粥碗里。刘海涛也没说什么，就着喝粥就把半拉鸡蛋吃掉了。他至少十年没吃鸡蛋了，此时，他就细细咂了下嘴里的滋味，那沙沙的蛋黄确实有一股久违的香味儿。其实，那不过是他的心理作用，蛋黄很快被吞下去，根本吃不出滋味。
这时候伯母过来收拾碗筷，时间衔接得刚刚好。于是，刘海涛感觉刚才伯母是有意躲开一下，任裴玲“处理”那个鸡蛋，而裴玲如何处理，伯母却是不闻不问的。但伯母本人是绝不会把鸡蛋给刘海涛吃的。这不光是因为物资紧缺分不过来，也不光是因为娇宠女儿裴玲，他暗自猜想，更有可能是因为伯母怀疑他是肇事者。一个伪政府社会局副局长的老婆倾向伪政府乃至倾向日本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刘海涛和裴玲去上班，他还想让她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她说什么也不坐。他们俩只得推着车徒步而行。路过昨晚出事的地方，刘海涛发现那里站了一个警察。刘海涛和裴玲装没看见，只是说着杂志社的事，就走过去了。
后来裴玲告诉刘海涛，那个女人一直守在医院里，宪兵队曾经提审她让她说出实情，她一口咬定是被一辆汽车撞的，而且那个撞人的人留下的名字叫“里格龙”。考虑到那个女人救了日本人，也算有功，便没有关押她，而罚她在医院里伺候日本人。然后宪兵队就按照“里格龙”的谐音进行分析，顺理成章分析出肇事者可能是梁海天的兄弟刘海涛。他们并不知道天津卫是不是有个叫刘海涛的人，但他们就是那么推导的。敢撞日本人的人除了梁海天的兄弟不会有别人。而且，竟然具备汽车，可见是个庞大的组织，非梁海天的兄弟刘海涛莫属。这可真是，冤家路窄，歪打正着，刘海涛真名正是刘海涛。问题来了，转过天来，警察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布告：通缉撞伤日本人的悍匪刘海涛。悬赏也是一百块大洋。
杂志社里给马向前开车的司机也被警察局叫走审了一通。刘海涛估计，全市的司机都得审过来。他想笑，这是“认认真真走过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日本人根本不是撞伤。真的假的吧，只要动作了，只要把布告贴出来了，你日本人就不能说他警察局不作为，是不是？而且，警察局一直以来穷么哈哈，往哪儿弄一百块大洋去？他们做事历来无赖相，就算你真的抓住“刘海涛”，他们也不可能给你一百块大洋不是？
刘海涛一家是几年前从冀中进入天津的，没进入天津以前，刘海涛一直叫着刘海涛。虽然现在他在户口本和良民证、工作证上都是刘海涛的名字，但他非常担心冀中那边的人到天津来会说走嘴，把他的真名秃噜出来。因为冀中那边经常有人来天津采购。来采购的人并不一定是地下党，大多数还是买卖人。果真如此，他就惨了。
但有一个情况使刘海涛暗喜，那个挨了一砖头的日本人始终没有苏醒过来，裴玲说是严重脑震荡，按后来的说法，应该是因为脑溢血而变为植物人了。反正不久就被运回日本了，再也没有了这个日本人的消息。刘海涛有所不知的是，这个日本人恰恰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特务队长。
还有一个情况让刘海涛半怒半喜，父亲经过孔令诚的运作，被释放了。父亲在拘留所里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买卖人，以赚钱为目的，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这就为他赢得了机会。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是伙计用排子车推回来的。几天后，父亲躺在商铺后院的库房里，有气无力地对刘海涛说：“海涛，组织上再次征求我的意见，要把你送出天津，让你到冀东八路军占领区去经受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