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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地下交通站》，是著名作家岩波先生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
看着书名，第一次对岩波作家的小说未读先疑——第一，小说离不开人物，人物离不开性格，从事地下工作的人物应该是多面性格，或者是在他的行为表现中要带有“演员角色”的成分。这样复杂、多元的人物性格，你该怎样表现呀？第二，建国以后，反映中国共产党员战斗在敌人心脏忍辱负重出生入死的文学作品已经各领风骚，近几年的“谍剧”也被影视明星们饰演的出神入化，你怎么能再创新、突破？第三，华北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抗日故事和英雄的原型，被前辈作家们挖掘、表现的差不多了，你还能有“米”做“炊”么？
如果说，以上这些疑问是一团迷雾，那么，拜读的过程，就是迷雾逐渐消散的过程。
开卷，从“题记”领悟到作家的创作初衷。题记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合力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作家就向读者表明了“尊重那段历史事实”的创作初衷。
《地下交通站》描述的是天津及其华北民众在国难当头时抗击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的共同理念和行动，既有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浴血奋战及其地下工作者深入敌穴的里应外合，也有普通百姓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抗战，还有伪政、伪警人员的良心驱使，还有青红帮、下九流之辈的血统使然。更值得点赞的是，直书国民党正面抗战及其城市隐蔽战线的历史事实，是以往文学作品笔锋不曾触及的。所以《地下交通站》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合力抗战的客观真实写照，作家担当了“小说还原历史”的大任。读者仿佛倾听一位亲历者娓娓道来，在倾听的过程中了解了津门社会各界民众凡是中国人的共同良心、抗战到底的决心，尤其是当时大学生们，不管属于哪个党派，都发挥年轻、知识的双重优势，融入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同仇敌忾，奉献出聪明才智乃至生命。
读到接近尾声，迷雾散尽，感慨澎湃。此《地下交通站》非以往的地下交通站。以往的以抗战为题材的反映我党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可歌可泣故事的小说，都是共产党员在党组织严密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敌我阵线分明，非红即黑，即便是那些表面上应付日、伪而实际上为抗日奔走的“红心白萝卜”，读者也一目了然。岩波先生的《地下交通站》不然，当是第一部描写、歌颂中国各界全民抗战、各界都有抗战故事的小说。这是岩波先生对自己创作生涯的突破，是同类题材小说的创新发展。作家通过《地下交通站》，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日寇入侵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事实”做出了还原、恢复。起初有包括党派、团体、个人的“许多单个的意志”，不同党派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对抗战局势的分析、前途的判断、方针政策策略的选择以及践行，在抗战的进程中大浪淘沙，“历史结果”归属于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
《地下交通站》即是岩波先生对自己创作生涯的突破，再一次脱颖，又是在本世纪初创作同类题材小说的标新，一个新亮点。
一个角度是没有以往文学作品那样把日寇的烧杀抢掠重笔浓墨，而是将日寇以“顾问”的身份对天津（实际是日本“以华制华”的总方针）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全面渗透、干预乃至控制，目标就是实现他们的侵略目的，在“大东亚共荣”的幌子下征服亚洲。侵略者的这种手段，比三光政策亡我之国更危险。
另一个角度是挖掘了在日方以“顾问”名义下控制的官居天津各界人物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行为，他们在乱世求生存，有些行为可能有悖常理，但上升到人性层面，他们尚有国人的良知，人之初的本善。《地下交通站》以文学形式印证了一个世界性的理论真理，即当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阶级矛盾相应下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
再一个角度是普通民众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态度。他们起初未曾有什么“组织”领导，也没接受过什么理论性的教育，但在他们与生俱来的或者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家”、“国”理念，也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信仰，国难当头辨忠奸，我以我血写轩辕，表现出民族大义，展现了炎黄风骨。其中精英以后或加入国民党坚持抗战，或与代表中国革命进程主流方向的中国共产党靠拢在一起，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接抗战胜利，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也印证了一个历史事实——一百多年来多少西方列强妄图侵占中国都没有成功，何来？那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独立于世界之林的决心、能力和不畏列强、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
岩波先生虽然在“后记”中说，《地下交通站》“不是纪实文学”，但是笔者认为，他由于哲学硕士专业的优势，丰富的阅历，熟悉中华古今历史，也由于他为人民群众代言的作家高度的责任感，才容易被主人公原型感动下迸发出创作灵感和动力。为此，他又翻阅了全部天津地方志史，把原始的第一手材料输入大脑加工产，进行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判断推理，用“心”创作了这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精品。
《地下交通站》，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秘密交通站宣传抗日、传送情报、为游击区筹备、运送物资等支持、援助抗战武装坚持游击战争的故事。读者在开篇就明了，小说所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所依托的地域环境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的天津及冀中地区，时间是1942年日军的五一大扫荡以后的年底至抗战胜利。其中战争的相持阶段是抗战最艰苦也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关键时期。
作家塑造的主人公梁海涛区别于以往同类题材小说的主人公之处，在于：他不是与生俱来的英雄（其实到最后也不是社会公认的“英雄”），也不是乱世的莽撞蒙童，而是一个“真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勇有谋、敢于、善于在墙头上跑马、坚守道德底线的人物。以他的活动轨迹展现的故事情节、相关人物个性、符合历史规律的结局，是《地下交通站》新突破、新成就的钻石级的元素。
*开篇“凶残日寇”，共产党交通员面对日军的盘查将情报吞入腹中，日军刺刀穿膛并用石磨碾成肉泥。他就是主人公刘海涛（真名梁海涛）的同胞弟弟梁海山。刘海涛如五雷轰顶，骨肉情深，又不能公开表现出来，只好将痛苦深深埋在内心深处。以至看到肉馅就产生条件反射，再也不能吃狗不理包子。进入读者视线的，是一个国难家仇集一身的知识青年，公开身份是被日伪控制的《大天津》杂志的编辑。为他以后在地下交通站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立下功勋埋下伏笔。
*他不是“组织内”（共产党员）的人。这是他老共产党员父亲的意思，一方面考虑儿子年轻，还需要历练。另一方面考虑儿子在组织之外更容易隐蔽身份。他在老交通站站长、父亲周掌柜（梁雨松）——一位民族大义、忠诚老练的老共产党员的引导、教导、潜移默化影响下，凭北洋工学院肄业青年知识分子德识学才的积淀和一腔热血，以《大天津》杂志编辑的公开身份立足。他起初著文赋诗后起之秀成为津门名人。他利用《大天津》杂志的行业特点，广泛结交从政界官员到社会名流到青红帮下九流各界人士，包括“侵略者”日本方面的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或引导或敦促他们为抗日服务。他为游击区筹备、运送了棉布、药品、机械设备等坚持抗战的急需物资，为抗日战争坚持持久战的物质基础的筹措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利用媒体的优势、舆论的力量，运用投射的手法撰写文章，报道战争态势，宣传民族思想，唤醒民众，争取城市各界人士，让他们了解共产党及其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战队伍的抗日决心、策略以及前途，与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靠拢，为发展壮大了抗日队伍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刘海涛虽然不知道自己的“上线”是谁，但他一直在上线的关注、关心下。也正是由于《大天津》的杂志特点，地下党组织运用“投稿”的形式，给刘海涛遥控指示，互通情报，下达任务。刘海涛利用一切有能力为抗战服务的各种人脉关系，开通了天津通到冀中游击区的陆路、水路交通，使“地下交通”站“地上畅通”无阻的。他在完成任何一项任务的时候，都能利用、争取到一些群众支持，并将他们凝聚在抗战大业的群体圈内。
试从主人公活动的轨迹和相关人物的表现，看作家的独具匠心和创作高度。
*刘海涛利用市公署秘书吴友善在抗战立场上“英雄所见略同”的共识，多次机会获取出城通行证。
天津仁义棉纺厂，是日军渗透、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一个缩影，他们由于后方供给战线很长，所以坚持战争的物质都是“就地取材”，下令棉纺厂生产两万匹布。地下党组织通过“投稿”形式，以暗示指示刘海涛，“告诉厂长，第一批货悉听尊便”。刘海涛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可以理解为棉纺厂可以生产两万匹布给日方，也可以理解为将棉布暗度陈仓运到我党的游击区。他正确地解读党组织的意向，又以“采访”的名义多次进棉纺厂，运筹运送棉布的计划。
在这之前不久，市公署秘书、曾任国民党军参谋的吴友善由于欣赏刘海涛的诗文，在画家孔德贞的引荐下来访，两人在杂志社编辑部办公室说话，也算是青梅煮酒。吴对曾参加的国民党与日军的几次战争褒贬兼而有之，对延安方面领导的抗日前景暗自称道，刘海涛尽管没明确表露自己的态度，但发现两人在抗日党的立场上，基点是一致的。于是，他请吴友善开出了运送棉布的出城证，让日军的算盘落空。以后，又多次在吴友善处取得运送棉布、军马到游击区，送宣传抗日的剧社汪家班出城等“出城通行证”的机会。在吴友善这个人物的个性上，笔者看到岩波先生的匠心之处在于表达有良知中国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计较一党一派的恩怨，携起手来（不管明修栈道还是暗度陈仓）共同抗日，乃人心所向、明智之举。
*刘海涛变换角色，挤尽红帮，占码头一脚之地，打通运输水路，难为了书生。
药品，是战争的急需、紧缺物质，从陆路出城没有可能。刘海涛为了打开水上交通，为了打进红帮控制的码头，他不惜结交下九流，与刘向荣结拜把子，学习摔跤，冒着生命危险单刀赴会红帮老大牛万里，凭“义气”为友，牛万里欲将爱女许配与之，凭长幼为亲，使水上交通为我所用，这的确也难为了书生气颇足的主人公。作家给他浓墨的江湖传奇色彩，彰显了他将形势严峻的山重水复转化为柳暗花明的智慧。
*刘海涛深入日军马场夺军马舍生冒死，因稚嫩添家仇遗恨终生。
往返于游击区和交通站的姜其武指示，要搞两匹好马，供游击队与上级领导联系之用。刘海涛请同事、名作家、杂志社日本“顾问”小野的四姨太翟小倩帮助。翟小倩以小野四姨太的名分进军马场，两人又以跃马扬鞭冲出重围。骏马“弃暗投明”，“女伯乐”却被惊心动魄的场景吓晕了。刘海涛慌不择路把翟小倩带到周掌柜——自己父亲的库房。小野对翟小倩动酷刑，翟神志迷糊但潜意识里保护刘海涛，供出了周掌柜。小野使出惯用伎俩，让周掌柜指认八路军方面的人，周掌柜保护儿子兼战友刘海涛，大义凛然，连中数枪以身殉国。刘海涛眼睁睁地看着亲爱的父亲倒下，心中怒火骤升，凭亲情要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但抗日大任在肩，靠理智控制表情木然，这需要多大的家、国向心力啊！
*刘海涛团结了一批有识之士共同从事抗日活动。
他与进步画家孔德贞志互相欣赏，孔引荐他给伪治安军副司令叔叔孔令诚，关键的时候也能“说上话”，后经刘海涛策划，孔令诚回到国民党军走向抗日前线；孔德贞也进入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日投降后国共两党内战不可避免，孔德贞送给刘海涛一份手绘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分布分析图”，说明孔德贞在政治立场上与刘海涛走在了一起；刘海涛引导、培养同事、作家翟小倩，利用与“汉奸”沾边的身份，以文学创作传递抗日思想，为游击区输送情报、物质提供了帮助，翟小倩也获得共产党八路军总部的嘉奖。还有进步作家万家铭，嫉妒心盛的齐有为，都个性鲜活。郭振明是共产党派来接替刘海涛父亲周掌柜的交通站长，他将刘海涛对游击区的贡献隐瞒，将刘海涛在孔德贞那里获取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分布分析图的真伪含糊其辞，欲将功劳据为己有等，一副“小人”嘴脸仿佛就在眼前。
在国民党留在天津的“抗日杀奸团”中，张志强是值得讴歌的，他不以党派论英雄，而是以抗日论忠奸，杀鬼子除汉奸，最终壮士西去。连日本宪兵也畏敬兼之，脱帽鞠躬。
主人公刘海涛在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的历练中成熟了，他把汉奸杂志《大天津》变成了我党地下名副其实的交通站。何止是《大天津》呀，可以说凡是有志士仁人的地方，都是抗战交通站。他也在成熟中升华了，接近而立的血气方刚年，他因抗日的需要与多个女孩都有由相识到相恋的机会，也有感情的基础，但他把握为所爱的人的道德底线，成为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第二。
一直到抗战胜利，刘海涛还没有组织上入党，但读者可鉴，他思想上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为抗日战争敢于牺牲一起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共产党员了。
小说细节描写有很多激动、感人之处，当读到刘海涛因弟弟被鬼子碾成肉泥而不能吃狗不理包子，张志强壮士西去，周掌柜殉国等多处，都禁不住泪水盈眶。也从书中几个出卖民族利益、人格苟且偷生的人物行为看出，他们为求生活在卑躬屈膝靠献媚取宠之中，到头来还是自食其果，难免一死。
长期以来，还没反映抗日战争客观历史原貌的、尤其是国、共两党及其武装为主力军的文学作品，还没有反映一个地区各界基层民众群体以各种形式在共同的社会意识指导下的抗日故事以主人公或者主要人物写进长篇小说的。岩波先生是第一人。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入侵日军进行了多次会展，也是浴血奋战，只是因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逐渐南进，大半个中国沦陷。这是当时不可逆转的。再以后的战争中，国共两党在外敌当前的局势下，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全民抗战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深入敌后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直至人民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并非“长腿将军”，有很多抗日将领留下英名，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与他作战多年的日军钦佩行礼。
天津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共产党、日本、汉奸都有留下的地下组织，“各司其职”。民众抗战人心所向，各行各业的志士仁人都为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在各自公开的社会身份上，也留下了“有色”烙印。这也是小说还原历史原貌的又以成功之处。斡旋于汉奸杂志社的主人公刘海涛，曾经是伪官员、伪警察的朋友，也曾是下九流、红帮的座上客，还曾是“汉奸文人”的恋人，这些在单线联系或者“无线”联系的环境中的作为不亚于战场上的千军万马。过去多少年后，尤其是“运动”到来的时候，谁又能为他说得清呢？翟小倩这种戴着“汉奸”的帽子，忍辱负重为刘海涛提供帮助，良心发现也好，为情使然也罢，又怎能与“忠”“贞”联系呢？孔令诚由国军入伪军再回国军，事后又怎样评说是非功过呢？如此现实社会已经屡见不鲜的“后遗症”，在解放后不是也有一批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英雄”被冤枉吗？不是也有戴着“叛徒”、“特务”、“汉奸”帽子的共产党员最终都没获得脱帽死不瞑目？所以小说中的这些“无名英雄”在现实中都是找到原型的，都是抗日战争中鲜活人物的再现。历史就是这么公正而又残酷，都说大浪淘沙，其实不尽然，金沙也有被掩盖起来变成化石的可能。
话又说回来，历史毕竟是历史，他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金沙被掩埋也变不成污泥。社会进程进也犹如大浪淘沙，正如“题记”中恩格斯通信中的方法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经过“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互相交错”，经过否定之否定，曲折前进，“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人和事，就在这个法则前提下，被澄清了历史事实。近些年，媒体时而传来新发现资料，某“叛徒”系中共地下党员，某地区地下抗日活动回忆等，都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胜利。2013年，国家民政部发布文件，将国民党抗战老兵（在大陆生活的）列入优抚对象，享有与退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同等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这也可以理解为，尊重了那段历史事实。岩波先生率先将这最先一历史事实作为创作素材，以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基本立足点，以崭新的视角观照和描摹峥嵘岁月里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与日寇、汉奸的英勇斗争和光辉业绩，写进文学作品，堪称最先品尝螃蟹的勇士。
正如岩波先生在“后记”中所言，【p267】抗日战争，“更多普通老百姓尽管不在任何党派，但也义无返顾地参加到残酷的抗日斗争当众的事例，也是应该表现的。这本书所重点表现的，恰恰就是一位矢志不渝坚持抗战、出生入死配合我党工作的党的外围组织成员”。“这本书有天津的大背景，但又不囿于天津的一时一地”。作家如此创作理念，便是《地下交通站》精品的动力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