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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回到自己的屋里，心神不定地看起马向前的文章，他是这么写的：“天津联合准备银行是事关天津各界人士长久幸福的权威银行，1937年日本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进入华北大部分地区，扶植有识之士王克敏在北平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了达到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良好战略意图，更为了能全盘掌控和发展华北金融，日本皇军于1938年2月11日，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务总署王时璟出面，在北京创办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另在天津、青岛、济南、开封、太原、徐州、山海关、唐山、石门、临汾、运城、新乡、烟台、威海卫、秦皇岛、日本东京等地设立办事处，省金库代办处设在保定。该行资本额定为5000万元，北平临时政府出资1250万元（从日本兴业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三家借入），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兴业银行、中南银行、河北银行、冀东银行等八家银行共出资1250万元，并将原华北各银行1935年法币改革时未及上缴的发行准备金（白银）一并列入股本之列。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雄心勃勃，立意要将华北地区货币统一，实施联银券为惟一‘法币’的政策，有力出台了多个《旧货币整理办法》，对法币和各种商业银行、地方银行、私帖等纸币加以收兑、限制，直至禁止通行，对日本、朝鲜银行券及满州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也于1941年后禁止在华北流通，为中国外汇和大量物资的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题目是《也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文章并不长，但是以毛笔小楷写的，所以成文写了好几页。说实话，马向前的小楷是写得不错的，结构间架非常讲究，起笔运笔非常流利。看得出来，这篇小文是他一气呵成。但对日军奴颜婢膝卑躬屈膝无耻谄媚的姿态跃然纸上，令人作呕，令人愤慨。
刘海涛看着这沓稿子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便再次找到马向前，说：“您的文章言简意赅，多一字嫌多，少一字嫌少，写得非常出色。但我感觉如果加上总行和天津分行近期成绩的一些数字，可能说服力会更强。”
起初马向前非常得意地摇头晃脑，等到完整听完刘海涛的话，便皱起了眉头：“说到归齐，你还是想跑一趟天津联合准备银行？也罢，你去吧。把我的文章带着，让陈希更看看，把把关。”
刘海涛明白，马向前既想讨好陈希更，更想结识陈希更。便满口答应，立即拿着稿子离开马向前的屋子，来到自己屋里以后，将稿子装进皮包，锁上抽屉。到院里推上自行车就要走，齐有为却突然出现在眼前。
“你要去哪里？”
“去一趟联合准备银行。”
“找陈希更？我也去，让我也认识认识这个银行家。”
“我有重任在肩，不是去闲聊。你去不方便吧。”
“有什么不方便？你们说话，我们在一旁听着，我不插话。”
“算了吧，这样不好。”
“怎么不好？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嫌我无才不够档次？”
“我没这么说，是你自己这么想。”
“那不就结了，走，一起走。”
齐有为硬是推了自行车跟随刘海涛一起出来了。两个人并肩而行，各自想着心事。刘海涛想着怎么甩掉这个尾巴，蹬车的时候就脚下飞快；齐有为却想着如何不被刘海涛甩掉，蹬车的时候就紧追不放。
刘海涛先是气喘吁吁地赶到父亲的商铺，见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正在焦急，一回头，齐有为像个尾巴，就站在身后。暗想你齐有为还不知趣还不打道回府吗？谁知齐有为像个神经病一样跟定了他，一步不拉紧随其后。真真急死了刘海涛。
弟弟梁海山去世以后，父亲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伙计，此时伙计正在屋里站柜台，刘海涛便问他：“周掌柜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见吗？”
伙计点点头说：“是，一直没见。”
刘海涛父亲的商铺是前店后库，后面库房有半间屋是父亲和过去老娘住的地方，老娘去世以后父亲独自住在后面。刘海涛便来到后面，屋里屋外地转悠，还看了床底下。怎么回事呢？
找不到父亲，刘海涛只得再奔天津联合准备银行。心里还在琢磨：如果齐有为非跟着自己去见张志强，如何向张志强做解释？只能说是马向前主任安排的。这么想着，就来到了联合准备银行门口。他们锁好车子，径直向门口走。门厅的侍郎突然伸出胳膊拦住了他们。
“你们找谁？”
“找张志强。”
“有预约吗？
“有。”
侍郎回身抄起身后办公桌上的电话，拨了几个号码，简单核实了一下。回过身说：“你们俩只能进去一位。”
刘海涛便看齐有为，那意思是“你进还是我进？”
齐有为进去显然与张志强无话可说，甚至说不上三句话就可能被撵出来。一个杂志社的编辑在有些人眼里算个人物，在有些人眼里便狗屁不是，尤其《大天津》这样的刊物，很遭血气方刚人士不待见，这一点齐有为心里很清楚。于是，他不得不放弃跟踪，说：“你进去吧，我回杂志社了，记着，回来跟我学学舌啊。”便去开了车锁，骑上车走了。
刘海涛长出一口气。他径直找到襄理张志强的办公室，敲开了门。眼前的一幕让刘海涛悚然一惊：张志强的一只胳膊缠着厚厚的白色纱布，弯曲着吊在胸前！他一见刘海涛进来，便面色疲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刘海涛跟前，说：“咱们不是说好中午见面吗？你怎么提前来了？”
刘海涛把来意说了一遍，就将马向前写的稿子掏出来请他过目，然后就问了他几个数字。他都如实作答了。然后微微一笑说：“周掌柜暂时解脱了，但我还是劝你赶紧告诉周掌柜，让他离开天津，或搬离原地址，适当化妆——不，搬家、化妆都不是长久之计，还是离开天津的好。”
刘海涛一头雾水，对张志强的意思似懂非懂，就说：“周掌柜解脱了？怎么见得？”
张志强按着刘海涛的肩膀，让他坐在沙发上，然后走到门口将门关严，回过身来说：“听我跟你说啊，是这样——昨晚将近七点，我陪同陈希更来到华北大戏院听汪晓秋的京剧《夜深沉》，刚一下汽车，就迎上来几个手持鲜花的便衣，陈希更以为这些人想对他献花，陈希更也不好好想想，你又不是梅兰芳、马连良，大冬天怎么会有人献花？你是银行家，就算有人给你献花，也应该是熟人啊！陈希更笑呵呵地伸手接花，来人不由分说，‘啪、啪、啪’就是一顿乱枪！我伸出胳膊挡了一下，结果，我胳膊上也中了一枪。而陈希更的前胸至少中了五六枪。于是，他当场就摔倒在地，一命呜呼。开枪者转身就跑。我托着伤胳膊大喊‘来人啊，救命啊！’可是，我喊了半天也没人来，好几分钟过后，才跑来几个警察，可是，那几个开枪的便衣早已无影无踪。我和警察一起把陈希更送进医院的太平间，然后赶紧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又报告了日本宪兵队。”
“没有人怀疑你吗？日本宪兵队没扣留你吗？”
“我也是受害者，他们凭什么怀疑我？不过，该审问还是要审问的，该签字画押还是要签字画押的，否则，我也不会这么快就放出来。”
“陈希更惹着谁了，怎么这么大的仇啊？”刘二故意这么问。事实上他也确实对陈希更了解不多。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说天津联合准备银行的陈希更是老奸巨猾为富不仁，算不算汉奸父亲从来没说过。
“你真是个雏儿。我告儿你啊，我们这个联合准备银行虽然挂着中国的招牌，实际是为日本人服务的。自打‘七七事变’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以来，不光搅乱了中国的货币市场，还为日本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掠夺立下汗马功劳。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实际上是由日本顾问室控制的，其印制伪币数量根本就不向政府上报，前年，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就会训令该行上报印制和发行钞票数额，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根本不理。今年，行长王时璟也要求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向华北政务委员会上报印制情况，可是，下面没人敢执行。因为，印制和发行伪钞是日本人控制的。谁敢惹日本人？而‘联银券’的滥发，造成当今物价飞涨，老百姓苦不堪言，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早就有人把此券称为‘汉奸票’或‘走狗票’了。一直为日本人效命的陈希更难道还不应该被枪毙吗？这篇文章你可以写了吧？”
“是，可以写了，”刘海涛说。但刘海涛虽然答应写这篇传单，鉴于前车之鉴，他始终没写。此为后话。“可是，那个周掌柜这两天一直找不到，我应该赶紧通知他搬家，是不是？”
“是这样，你不是周掌柜的儿子吗？”
“我不是他儿子，只和他有过业务关系。”
“我怎么看你们像父子俩？”
“那是你的主观感觉而已。我们杂志社经常到他的商铺采购文具、纸张。因此很熟。”
“不论如何，周掌柜应该搬家，而且，越快越好。因为，陈希更不光有我这一个心腹，还有别人，不能保证他跟别人不说周掌柜和梁海天的事。”
刘海涛点头称是。张志强非常在行地给刘海涛开了一张支票。面额不大，但意思到了。杂志社发这种介绍性的文章，不能不给报酬。
刘海涛收起支票，愁肠百转地离开了天津联合准备银行，推着自行车慢慢走着。突然一声狼嚎一般的警笛声响起，由远而近，一辆站满日本宪兵的卡车急速驶来，“嘎”的一声，停在银行门前。卷起一团尘土。一个中国人和一群宪兵跳下车，快速跑进银行大门。难道张志强出问题了？刘海涛远远地离开银行大门，在路边一个煎饼摊上要了一套煎饼果子。早晨起来，刘海涛因为着急，没吃早点，此时正饿得肚子咕咕叫。
刘海涛面朝煎饼摊，间或偷眼看一眼银行门口。这边摊主往烧得半热的铁板上舀一勺绿豆面糊糊，用一个小竹刮子，把这勺面糊滩成一个圆圆的薄饼，在上面磕一个鸡蛋，然后把鸡蛋也在薄饼上转着圈摊开，此时，一股香味儿悄悄地散发出来，接着，摊主把薄饼翻个，放上两根果子（油条），把薄饼折叠一次，抹上面酱、辣酱、酱豆腐，撒上葱花、香菜。再次折叠薄饼，一套香喷喷、热腾腾的煎饼果子宣告完成。就在摊主用油纸托着煎饼交给刘海涛的时候，刘海涛看到银行大门那边，张志强被戴着手铐押了出来。卡车上放下来一个小梯子，两个日本兵用枪托捣着张志强的屁股，将他催上了车。张志强目光坚定，十分沉着，若无其事一般。
本来香喷喷的煎饼果子，此时被刘海涛吃在嘴里，已经索然无味。眼看着日军卡车响着警笛扬长而去，刘海涛快速吃完，看看左右，也骑上自行车离开了这里。
却说那齐有为走了以后，没有回杂志社，而是来到南门外大街的寓所，去会见日本女人。早些日子，日本女人在街上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了一跤，一时间爬不起来，十分狼狈。恰巧齐有为骑着自行车在身边路过，他急忙滚鞍下车，将日本女人扶起来。齐有为之所以这么好心助人为乐，是因为他早就被日本女人“阿嘎江”、“阿路内”的叫声所吸引，老实说，日本女人长了一双并不好看的小眼睛，但皮肤却异常白净细腻，身材也娉娉婷婷婀娜多姿。齐有为在天津卫还没见过皮肤这么白皙的女人，也没见过身材如此一扭一扭地能扭出节奏的女人。于是，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了，陷入单相思了。及至碰上日本女人跌跤，嘿，天助我也，这不就可以搭话了吗？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不用，我家不远，就在跟前。”
“夫人贵姓？”
“什么叫贵姓？”
“就是问你姓什么，是龟田呀还是山田呀，或者小野呀之类。”
“啊啊，我明白了，我叫山野良子。”
“良子夫人贵庚？”
“什么叫贵庚？”
“就是问你多大岁数。”
“啊啊，明白了，我今年三十二了。”
两个人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山野良子的小院，齐有为神差鬼使地将自行车推进了院里，回手将小院的大门关上了。山野良子客气地把齐有为让进屋以后，齐有为又鬼使神差地突然抱住了山野良子，然后猛烈地狂吻起山野良子。可能是齐有为西装革履仪表堂堂的外貌吸引了山野良子，总之，山野良子丝毫没有挣扎，先是半推半就，接着就紧紧与齐有为抱在一起陷入深度接吻。齐有为亲着亲着，一只手就在山野良子身上摸了起来，摸得山野良子不能自已，完全瘫倒。齐有为正要进一步动作，山野良子突然推开他说：“快放手，我丈夫马上要回来了，你赶紧走吧，过几天咱们再约会。”
齐有为见此急忙点点头，他不能不赶紧走。万一对方有枪呢！他最后摸了一把山野良子的乳房，就到小院里推车走了。但他出了小院却没往远走，而是在小院斜对门的地方站着，他要等那个日本男人回来，看看对方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与山野良子相配。
他掏出烟来，点上，刚抽一口，一辆胶皮车日日地跑了过来，非常利索地停在小院门口，车上下来一个中年汉子——齐有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日本男人充其量只有一米五几，比齐有为矮下去整整一个脑袋的高度，脸也长得像个狗不理的包子！日本男人走进小院去了，齐有为便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暗想，难怪山野良子会接纳自己，她的丈夫实在是差强人意，他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感觉前景非常光明！别人对日本人可能唯恐躲之不及，而齐有为却完全被山野良子的魅力所迷惑。如同两脚插入沼泽和泥潭，不能自拔。
再说刘海涛从联合准备银行回到杂志社以后，把马向前的文章充实了一些数字，又把行文润色了一遍，便连同支票一起给马向前送过去。马向前非常满意，收了支票，在文章上签了字，就让刘海涛送发排室了。刘海涛刚要出门，马向前突然叫住了刘海涛，说：“今晚小野顾问和翟小倩圆房，咱们每人随五块钱份子。”
刘海涛突然感到嗓子发堵，一口黏痰涌到了喉头，而且差一点控制不住将这口黏痰吐到马向前的脸上！翟小倩是刘海涛们屋里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编辑，去年刚从北平一家大学毕业回到天津，还是豆蔻年华；而小野不光日本老婆就在天津，据说还有一个中国银行女职员和一个中学女教师做姘头。现在又把翟小倩弄到了手。因为同在一屋工作，刘海涛对翟小倩还是比较了解的。她父亲是个没什么大本事的洗染店小老板，母亲是个规规矩矩的医院护工，翟小倩继承了父母的特点，是个很随和而又老实巴交的姑娘。以翟小倩的一贯表现，她绝对不是那种主动巴结、讨好日本人的女子。完全可以断定，她答应与小野“圆房”，肯定是被逼无奈。这种没有人性的媾和，怎么有脸叫做“圆房”？
圆房是什么概念？不光干文字的知道，就连不识字的老百姓，也没有不知道的，圆房就是新婚夫妇开始同房，或童养媳及其未婚夫开始同房。小野和翟小倩算什么关系？马向前竟然如此地恬不知耻冠冕堂皇。刘海涛从口袋里掏出了仅有的三块大洋，交给马向前，说：“这个月发薪以后，我再补交两块。”便出了门。他随口将黏痰吐在马向前这屋的墙上了。他这股怒气简直不知道往哪儿出！
刘海涛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二十块大洋，如此说来，小野“圆房”就要刮走刘海涛四分之一。刘海涛拿着马向前的那份稿子，在院子里站了足有半小时，稍稍把气喘匀以后，才走进发排室。《大天津》杂志社的校对室和发排室是合并办公的。校对员一共有三个人，排版设计的也是三个人。他们之间经常互相“串户”（协作）。刘海涛把马向前的稿子交给校对员裴玲的时候，她冷不丁抓住了刘海涛的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电影票，塞进刘海涛的手里。而她的桌子上，正摆着需要校对的广告稿：《唯一灵药：虎牌“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
《大天津》杂志里面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版面是各类广告，伪政府拨给杂志社的经费少之又少，只是象征性的一点点，表明刊物是在伪政府的领导和关照之下。而杂志社基本上是依靠广告和有偿稿件生存的。卖杂志的钱，只够个印刷费的。
刘海涛不明白今天裴玲怎么会突然给他一张电影票，那年月给异性电影票差不多就是无言的昭示——我相中你了。难道翟小倩同意与小野“圆房”这个消息刺激和诱发了裴玲的念想，要在没被小野盯上之前赶紧把自己嫁出去？刘海涛在诧异裴玲的大胆和主动的同时，佩服她内心的爱憎分明！
刘海涛和裴玲经常打头碰面，但说话并不多。裴玲现年有二十四五岁，比刘海涛略小。其父是伪政府职员，刘海涛对她历来是敬而远之。在《大天津》杂志社工作的同仁，有“背景”的占80%，像刘海涛这种纯粹考进来的，是少数。以刘海涛的体会，有“背景”的不一定不是好人，没“背景”的也不一定就是好人。而且，大家都在谋饭碗，在这个大目标下面，很多问题都被掩盖着。
杂志社像刘海涛这种年龄的年轻人，大约有五六个，男女各占一半。天天出出进进的，彼此略知一二，但并无交往。
裴玲身材单薄，面容秀气。说不上有多漂亮，但花季女人的妩媚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各自出身和处境的不同，人和人性格脾气、为人处事的方式差异便很大。翟小倩的无奈与苟且偷安，裴玲的警觉与大胆果敢，反映了她们各自出身与处境以及性格脾气的方方面面。裴玲经过短时间思考，毅然在杂志社的几个年轻人里选中了刘海涛，说明刘海涛除了有点“诗名”，在她们眼里也还不赖。这也使刘海涛对裴玲心存感激。因为，时逢乱世，诗名不能当饭吃，说是一文不值也差不多。当然，那年月女人一般都非常保守，很少有主动找男生交往的。不交往就意味着不能发展关系。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不时有那么几个胆子大的女生间或冒出来，譬如孔德贞之类，但实属凤毛麟角。裴玲本来属于工作稳定、生活闲在闲散闲适的一类人，而刘海涛天天紧紧张张，跑前跑后，进进出出，与她反差极大。她一旦发现刘海涛身后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的让人撕心裂肺的林林总总，会不会一下子就吓得魂飞魄散，还真说不定。
刘海涛把电影票揣进口袋回到自己的屋里，偷眼看看坐在屋角的翟小倩。刘海涛刚刚发现，她今天换了簇新的衣服，一件紫红色的绸子面料的小棉袄。她表情安详地在审看桌子上的稿子，两只手却不停地搅着一条手帕。紫红色绸子棉袄，是天津卫的有钱人家的闺女出门子（出嫁）的时候才穿的衣服，具有特定的内涵。不知此时翟小倩心里在想什么。唉，刘海涛摇摇脑袋一声长叹，就从报架上拿下《东亚晨报》翻看。刘海涛一直不看这种报纸，看也是只扫一眼标题。但刘海涛现在记起作家万家铭的话，应该经常看《东亚晨报》。谁知报纸上为日军侵略行径歌功颂德的无耻文章实在让刘海涛不忍卒读。刘海涛的眼前始终晃动着弟弟梁海山的笑脸，和没有下落的父亲，他怎么能把这种无耻报纸读下去呢？
刘海涛想起来，他的皮包里有万家铭的小说，在心情异常郁闷和烦躁的时候，读一读小说，可能会舒缓一下绷紧的脑神经。可是，他只把万家铭的小说看了三行，就扔到一边去了。
这本书稿的开篇写道：“英国剑桥留学归来的一表人才的银行职员展力觉，活到三十一岁的时候，突然悟出一个道理：男人最喜欢什么？女人。哪里的女人？日本的女人。这是他接触了德高望重的日本顾问松井一郎的温柔女儿松井枝子以后得出的真切体会……”
刘海涛坐在桌前生起闷气，每一个圈里的中国人都知道，甭管是银行里面的日本顾问，还是杂志社里面的日本顾问，都和恶魔差不多。在这些人身上使用“德高望重”的字眼，是不是指鹿为马，信口雌黄，黑白颠倒，睁着眼睛说瞎话？也许，万家铭在有意谄媚，以逃避凶险的文字狱，但也过于无耻、过于赤裸裸了不是？刘海涛点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起来。
眼前的烟雾呛得他对桌的老张猛地咳嗽起来，他便有些歉意地将烟蒂摁死在烟碟里，将其斩立决了。此时他蓦然间茅塞顿开，“展力觉”，不就是“斩立决”吗？展力觉这么无耻的人还不应该斩立决吗？而且，“三十一”，不就是事情缘起于一九三一吗？“展”，自然让人联想到《三侠五义》里面的“玉猫南侠展昭展雄飞”，那个能够飞檐走壁神通广大的侠客；还有春秋时的展禽（展获），他先在柳下做小官，后因秉性刚直，不愿与赃官同流合污，辞官隐居。他足智多谋，才能出众，分析国政，谈论兵法，常做济贫解困之事，人们又称他柳下惠。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不知道“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呢？眼下的中国，不正是应该大量出现展昭展雄飞和柳下惠展禽的时代吗？
刘海涛立即将万家铭的书稿重新抓在手里，继续读了下去。
应该说，万家铭是想象力非常丰富，文笔很漂亮的言情小说作家。写女人也十分到位。当然了，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刘海涛还说不清，只是觉得好女人就是万家铭笔下的这种。假如生活中真的有这个“枝子”，那么，这个枝子还真是挺可爱的。再退一万步说，小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如果让刘海涛碰上枝子，说不定也会爱上她。刘海涛想，这就是万家铭小说的成功之处。万家铭给刘海涛的稿子是整部书稿的前面一部分，按照眼下的惯例，完全可以先把这部分登载出来，后面的几时写完几时继续刊登。当然，前面的这部分也要拉开当子，一期一段进行连载。刘海涛在签稿单上写到：“此稿对中日亲善十分有益，建议连载，请马总编定夺。”就给马向前送去了。
下午临下班的时候，马向前来找刘海涛，没说话，只是把万家铭的稿子放在刘海涛的桌子上了。刘海涛赶紧看签稿单，见上面马向前签了“同意”。刘海涛微微哂笑，这个不学无术的混子。马向前原本是个工厂里的文书，是个经常给《大天津》杂志投稿的业余作者。日军侵入天津以后，不知道他搭上了哪班车，就进了杂志社，先是干编辑，时间不长就调到总编室做副手，前不久总编辑因工作失误，在杂志里出现抗日的言论，被抓进监狱，马向前便开始主持整个杂志社的审稿把关工作，还没当主任，大家就已经开始叫他马总编了。显然，时逢乱世，人人渴望平安。
刘海涛把万家铭的书稿送到了发排室，裴玲见了刘海涛兴奋地挤了一下眼睛。刘海涛装没看见，把书稿交给她们主任就退出来了。此时，刘海涛就想到了孔德贞。她是最近刘海涛涉足男女之情的第一人，她对刘海涛研究了那么多，心里肯定也想着与刘海涛牵手。孔德贞于刘海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裴玲眼下面临的处境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一切，刘海涛都能预见到。哪一方面处理不好，都没有好结果。那么，他该怎么摆布这复杂的关系呢？身后的事情那么紧迫，他还能分出身来与两个女人周旋吗？
下班以后，刘海涛回家先简单做一点吃的，然后快速吃完，就骑自行车到父亲的商铺跑了一趟，打算问完父亲下落再去看电影。谁知父亲仍然没回来，而伙计告诉刘海涛一个情况，直把刘海涛吓得够呛：下午一个叫姜其武的来跟伙计说了这么一件事——冀中行署贸易局采购人员郭宝奎带领人员、车辆进市采购物资，住在同增、同盛、福泉等客栈，物资起运时被日本宪兵和治安军包围，50辆独轮车及药物、纸张、颜料、印油、火药、化学品等物资及8名采购人员均被扣押，将由日本宪兵队处理。父亲因为参与筹集物资，也被牵涉进去了。当时姜其武在场，因为他是赶着大车来的，坚决否认与郭宝奎有染，实际上也确实无涉，便得以逃脱。但却没来得及与父亲交接物资。
刘海涛的脑海里顷刻间便反应过来，姜其武，不就是冀东的游击队长吗？刘海涛在写《桥本伏击战》传单的时候还写过他，他怎么亲自跑到市里采购物资来了，太冒险了啊！但刘海涛转念一想，也许同名同姓。伙计的年龄大约二十五六岁，可是说出话来言简意赅，如果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会是一篇成熟的小文。于是让刘海涛对他起疑。而且，姜其武怎么会对他那么信任，将那么重要的情况都对他说？还有，伙计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刘海涛？他是真的相信刘海涛，还是怀有其他目的？父亲曾经说过，市里有一个地下交通站，被敌特打进内部，牺牲了好几个地下党员。这个伙计会不会……刘海涛不敢往下想，对父亲命运更加担心了！
刘海涛无心去看电影了，便想到这件事应该和“上线”沟通，问题是刘海涛连上线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更不知道。他可能和父亲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和刘海涛却只是不见面的单线联系。怎么办？刘海涛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孔德贞。如果孔德贞肯于帮忙，去找她叔叔孔令诚，也许就可能将父亲放出来。他想起孔德贞经常投稿留下的地址，就在海河边的望海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没有其他选择，病笃乱投医，刘海涛真的骑了自行车奔望海楼了。他到了海河边的望海楼附近，凭记忆不敢完全确定是第几个四合院，就骑着自行车在附近一圈一圈地转悠，期待发生奇迹。结果，半个小时以后，还真发生了奇迹，孔德贞和她老妈两个人牵着手拉着一只小巴狗出来遛弯，她们发现了他。
孔德贞喊了他一声：“海涛，你在这儿转悠什么？难道是丢了东西？”
刘海涛赶紧滚鞍下车，推着自行车跑到她的面前。孔德贞把母亲支开，说：“妈，您回避一下，我跟海涛说两句话。”她老妈便点点头拉着小巴狗离开了有十几米，静静地站在海河边，看着缓缓东流的海河水，小巴狗就在她脚下转来转去。刘海涛抓紧时间赶紧把周掌柜被扣押的事情说了，请求孔德贞务必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请孔令诚出面。孔德贞纳罕地问他：“你和周掌柜是什么关系？”他说：“特殊关系，随你怎么想。”
“是你父亲？”
“不是，但也差不多。”
孔德贞犹豫不决，一言不发。刘海涛又告诉她，昨晚陈希更被不明身份的人除掉了，但今天上午张志强被捕了，也是日本宪兵队抓的。孔德贞低着头揉搓自己的衣角，半天不说话。刘海涛也不敢再催问。过了一会儿，她问：“周掌柜是共产党吗？”
“不是，他只是个老实巴交的买卖人。他开的商铺离这里不远，我可以带你看看去。”
“不用。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就行了。这就有商量。”
孔德贞拍了刘海涛的胳膊一下，让他敬候佳音，就拽着母亲走了。
刘海涛一直看着她们的背影完全消失，才骑上自行车来到电影院。电影早已开演，室内漆黑一团，刘海涛让服务人员帮忙找到座位以后，坐在了裴玲身边，她悄悄告诉刘海涛，今晚的电影放的是《婚变》。刘海涛脑子里一直想象着父亲在日本宪兵队的情况，会不会坐老虎凳，会不会轧杠子，会不会灌辣椒水，会不会被烧红的烙铁烙……对银幕上演了什么一无所知。
散场以后，裴玲紧紧依傍着刘海涛说：“那个男的真成问题！”
刘海涛含含糊糊地说：“是，是成问题。”
裴玲又说：“那个女的也够呛。”
刘海涛又含含糊糊地说：“是，也够呛。”
裴玲呵呵地笑了起来，说：“你倒是随和，我说什么你就跟什么，像个应声虫。我问你，此时此刻翟小倩在干什么？”
不提翟小倩还好，一提翟小倩刘海涛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他不能对裴玲说日本顾问不好，便说：“翟小倩这个女人才真够呛呢！”
裴玲声音变得严肃起来，说：“自古以来贞洁烈女只是极少数，随遇而安苟且偷生的才是大多数。所以贞洁烈女才可贵啊！否则，光给她们立牌坊全中国的地盘都不够用的。”
刘海涛无语。也许裴玲说得有道理。他推着自行车陪裴玲回家。她家住在河北区昆纬路，也是与日本人做邻居。她的邻居是掌管劝业场一带商场的日本顾问。刘海涛冷不丁问了一句：“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
裴玲没有马上回答，想了想才说：“你问这个干嘛？”
刘海涛鼓起勇气，说：“如果他的官大，说不定我请他帮我调调工作呢。”
裴玲这才说了实话：“我爸是市公署社会局副局长。只怕他调不了你的工作。”
啊，刘海涛几乎一惊，职位不低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也像孔令诚那样，多多少少有一点爱国之心。刘海涛说：“咱们杂志刚刚转载了社会局长兰振德的报告《从日常生活谈生活节约的重要性》，我从他的报告看出他实际上是要市民勒紧裤带，以适应日本人经济掠夺的需要。”刘海涛说完这句话就等待裴玲的反应，看她会不会反感。她如果反感，他就与她坚决分手，断然没有继续走动的必要。杂志社的人私下发出这种议论的，绝不止刘海涛一个人。坐刘海涛对桌的老张就经常悄悄说这种话。发不发牢骚，似乎成了好人坏人的分水岭。裴玲也似乎对这种牢骚话听得很多，可能是有同感，也可能是麻木，所以，并没有表示反感，只是“呵呵”笑了两声。
刘海涛又说：“兰振德说对市民实行‘粮食配给’，定量限制，不得多吃。说配给的粮食品种包括白米、白面、玉米面等，他完全是信口雌黄。实际情况是大米、白面都作了日本的军粮之用，一般市民根本不让吃，只能食用花生渣、豆饼和杂和面。让我看，天津的经济完全纳入了日本人的战时经济轨道。这实际是一种殖民经济。‘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种种经济措施只是加强了这种殖民经济的深度而已。”
他的话还没说完，裴玲突然打断了他，说：“你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涉及日本人的事情是你刘海涛左右得了的吗？别说你刘海涛这样的小人物，就连我爸那样的副局长在日本人面前都是小力巴。对了，几时你和我爸见一面啊？”
话音未落，小胡同里钻出一男一女，勾肩搭背哈哈笑着斜着身子就过来了，男的一见裴玲，便说了一句：“花姑娘！”便扑过来将裴玲死死抱住。裴玲奋力挣扎，却怎么也挣脱不开，便喊了一声：“海涛帮我啊！”
刘海涛一时慌乱，手足无措，大脑突然出现空白，他一弯腰，抓起道边的半拉砖头照着这个男人的脑袋就拍了一下子。刘海涛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像拍在空木头盒子上的声音一样，“嗑”的一声。这个人脚下一软就出溜在地上了。刘海涛拉起裴玲就跑，那个女人却突然拽住刘海涛的衣袖愚蠢地问了一句：“先生，请留个名字。”刘海涛一听话音还是个中国人，更加来气了，便说：“我叫里格龙！”拉着裴玲紧跑几步，然后骑上自行车，让裴玲坐在后架上，飞也似地向昆纬路方向驰去。
街上警车呼啸，刘海涛在裴玲家里没法出门了。这次不想见裴玲的父亲也得见了。
夜里十一点钟的时候，裴玲的父亲回来了。看起来伪政府的官员也有加班加点的时候。他见刘海涛坐在屋里，便十分警觉地询问刘海涛：“天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家？”
刘海涛早已想好了说辞，就说：“我和裴玲看完电影，把裴玲送回家以后街上就警车呼啸了，裴玲死拦着我不让我走。”实际情况也真的是裴玲不让刘海涛走。此时裴玲亲热地抱着父亲胳膊撒娇，打岔说：“爸，今晚的电影看得人心里郁闷，敢情这婚姻这么不禁折腾。”
裴玲的父亲叫裴玉光，五十来岁，从其背头梳得很亮、错落有致的五官和干净清爽的西装革履来看，这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脱下外套交给裴玲，坐在刘海涛对面，声音低沉地说：“本来我可以早一点回来，可是刚才我的车正开着，被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拦住，我一看，地上躺着一个男人。我对这种事历来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想马上把车开走。可是，那个女人说：‘受伤的是日本人。’我一听这话，就赶紧打开车门，把日本人架上车来。那个女人告诉我，说是被一辆汽车撞了，撞人的司机留名叫‘里格龙’。这不是扯淡是什么，天津卫自古以来有叫‘里格龙’的吗？最后我不得不把受伤的日本人送到医院。直等到宪兵队来人以后，我才离开。”
以往裴玲肯定对父亲说过刘海涛的情况，所以其父对刘海涛的为人处世有几分知晓，说：“海涛，你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最容易惹事，也最让日本人起疑，今夜你甭回去了，在我这儿将就一宿吧。”刘海涛没有办法，便点点头。
刘海涛对那个女人十分感激，也十分纳罕。她说日本人是被汽车撞了，便把刘海涛撇清了。多聪明的人啊！而且，这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在关键时刻为刘海涛踢了一脚。裴玲给刘海涛拿来点心，端来热茶，他们俩就吃喝起来，她边吃边小声说：“真让人后怕。”刘海涛急忙摆手制止她说下去。过后刘海涛简单洗了把脸，就在客厅沙发上忍着了。而裴玲烧了热水去洗了澡，然后回卧室睡觉了。
那时候，煤球供应紧张，串亲戚送礼的经常是拎着一小篓煤球而不是点心。裴玲家里却不缺煤球。在客厅的一角，有个一米见方的挺大木头箱子，里面全是煤球。客厅里的煤球炉子整宿烧着，因为各屋都没安炉子，所以，夜里各屋都敞着门，依靠客厅的热气漫延过去。夜里，裴玲的母亲亮了灯来续煤，用煤铲铲煤球的声音惊醒了刘海涛。他便急忙起身帮她续炉子。她小声问他：“你是不是昨晚的肇事者？”
刘海涛急忙辩解：“不是，我又没有汽车。”
她说：“你伯父说了，日本人是头顶受伤，汽车怎么会撞到头顶呢？肯定是被人拍了一砖头。”
刘海涛说：“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儿与我无关，也与裴玲无关。我们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根本没碰上日本人。”
伯母疑惑地看了刘海涛一眼，没再继续问。但刘海涛分明看见，她因为心情紧张，拿着土簸箕的手在微微颤抖。刘海涛续好炉子就继续睡了。心想她可能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承受力不强。而他早已经历过那么多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事，拍小鬼子一砖头，算个屁！他估计，伯母这一宿都睡不着。
早晨，天还不亮，伯母就起床为大家做早点了。早点也很简单，烙了几张白面对杂合面的饼，熬了一锅玉米面的粥，煮了两个鸡蛋，菜就是腌制的咸萝卜丝。社会局副局长的家里，出现白面和鸡蛋不足为奇。而且，鸡蛋只煮了两个，也能让人理解，副局长的家里只怕鸡蛋也是稀罕物。吃早点的时候，伯母把鸡蛋分给裴玉光和裴玲，没给刘海涛，也没解释。刘海涛在心里掂出了他在她家的份量。裴玉光快速吃完，抹抹嘴就穿上外套走了。而裴玲把鸡蛋磕了一下就在面前立着，一直没吃。直到伯母也吃完离开了，她才把鸡蛋剥开，掰了一半给刘海涛溜进粥碗里。刘海涛也没说什么，就着喝粥就把半拉鸡蛋吃掉了。他至少十年没吃鸡蛋了，此时，他就细细咂了下嘴里的滋味，那沙沙的蛋黄确实有一股久违的香味儿。其实，那不过是他的心理作用，蛋黄很快被吞下去，根本吃不出滋味。
这时候伯母过来收拾碗筷，时间衔接得刚刚好。于是，刘海涛感觉刚才伯母是有意躲开一下，任裴玲“处理”那个鸡蛋，而裴玲如何处理，伯母却是不闻不问的。但伯母本人是绝不会把鸡蛋给刘海涛吃的。这不光是因为物资紧缺分不过来，也不光是因为娇宠女儿裴玲，他暗自猜想，更有可能是因为伯母怀疑他是肇事者。一个伪政府社会局副局长的老婆倾向伪政府乃至倾向日本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刘海涛和裴玲去上班，他还想让她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她说什么也不坐。他们俩只得推着车徒步而行。路过昨晚出事的地方，刘海涛发现那里站了一个警察。刘海涛和裴玲装没看见，只是说着杂志社的事，就走过去了。
后来裴玲告诉刘海涛，那个女人一直守在医院里，宪兵队曾经提审她让她说出实情，她一口咬定是被一辆汽车撞的，而且那个撞人的人留下的名字叫“里格龙”。考虑到那个女人救了日本人，也算有功，便没有关押她，而罚她在医院里伺候日本人。然后宪兵队就按照“里格龙”的谐音进行分析，顺理成章分析出肇事者可能是梁海天的兄弟刘海涛。他们并不知道天津卫是不是有个叫刘海涛的人，但他们就是那么推导的。敢撞日本人的人除了梁海天的兄弟不会有别人。而且，竟然具备汽车，可见是个庞大的组织，非梁海天的兄弟刘海涛莫属。这可真是，冤家路窄，歪打正着，刘海涛真名正是刘海涛。问题来了，转过天来，警察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布告：通缉撞伤日本人的悍匪刘海涛。悬赏也是一百块大洋。
杂志社里给马向前开车的司机也被警察局叫走审了一通。刘海涛估计，全市的司机都得审过来。他想笑，这是“认认真真走过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日本人根本不是撞伤。真的假的吧，只要动作了，只要把布告贴出来了，你日本人就不能说他警察局不作为，是不是？而且，警察局一直以来穷么哈哈，往哪儿弄一百块大洋去？他们做事历来无赖相，就算你真的抓住“刘海涛”，他们也不可能给你一百块大洋不是？
刘海涛一家是几年前从冀中进入天津的，没进入天津以前，刘海涛一直叫着刘海涛。虽然现在他在户口本和良民证、工作证上都是刘海涛的名字，但他非常担心冀中那边的人到天津来会说走嘴，把他的真名秃噜出来。因为冀中那边经常有人来天津采购。来采购的人并不一定是地下党，大多数还是买卖人。果真如此，他就惨了。
但有一个情况使刘海涛暗喜，那个挨了一砖头的日本人始终没有苏醒过来，裴玲说是严重脑震荡，按后来的说法，应该是因为脑溢血而变为植物人了。反正不久就被运回日本了，再也没有了这个日本人的消息。刘海涛有所不知的是，这个日本人恰恰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特务队长。
还有一个情况让刘海涛半怒半喜，父亲经过孔令诚的运作，被释放了。父亲在拘留所里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买卖人，以赚钱为目的，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这就为他赢得了机会。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是伙计用排子车推回来的。几天后，父亲躺在商铺后院的库房里，有气无力地对刘海涛说：“海涛，组织上再次征求我的意见，要把你送出天津，让你到冀东八路军占领区去经受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