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前90）：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撰著《太史公书》，后世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 报任安书 ◆

司马迁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如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耶？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只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赏析

《汉书·司马迁传》记司马迁生平，至引录《报任安书》后便戛然而止。这封信可以视为司马迁的绝笔。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任益州刺史，是二千石的高官。不过当司马迁给他写这封回信时，他正在狱中，已被判处死刑。任安以前曾写信给司马迁，信中希望司马迁能“推贤进士”。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对司马迁虽处以宫刑，但仍重视他的才能，任命他为中书谒者令，这是宫廷中的机要职务，司马迁得以随侍汉武帝左右。任安向司马迁提出这一希望，便与司马迁此时的地位有关。司马迁收到信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复。一方面如司马迁所说，因为事务繁忙；另一方面，恐怕也因为任安的来信属于泛泛之论，并非必须回复不可。而就在任安被判处死刑且刑期临近的时候，司马迁却想起了给老朋友回信。

在这封长达两千多字的信中，司马迁似乎认为老朋友即将被执行死刑这件事情不值一谈，没有任何安慰、同情之语。信的一开始看上去是对任安提出希望自己“推贤进士”的答复，反复地向任安表示：我没有资格推贤进士。而原因，就在于他遭受过宫刑，受过宫刑的人“无所比数”，“自古而耻之”，是这个世界上最卑贱最被鄙视的人。尽管司马迁口口声声说自己“身残处秽”，说自己居官一无是处，但显然这并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从紧接着的“嗟乎！嗟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的连连长叹中，我们能感受到此时他内心的无比悲愤。

假如司马迁真的认为自己已堕入世界上最卑贱者之列，真的认为自己“尚何言哉”，那么这封信写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他已经解释了不能“推贤进士”的原因。但实际上这封信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司马迁开始述说自己是如何陷入目前这种处境的，也就是他为李陵辩护而得罪的始末。任安既是朝廷高官，又是司马迁老友，对于这件事情当然是清楚的。而司马迁依然在信中详述，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司马迁并非说给任安听的，而是说给后人听的。从司马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第一，司马迁从入仕起就感恩于汉武帝的识拔，对汉武帝一心尽忠；第二，李陵虽兵败投降，但功大罪小，其人可敬，其行可恕；第三，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没有任何私心与私情，更多的是想宽慰汉武帝。

然而，汉武帝却将李陵全家诛杀，将司马迁判了死刑。按照汉朝法律，被判处死刑的人，有两个途径可以免死。其一是缴纳赎金，其二是代之以宫刑。司马迁付不出足够的赎金，只能接受宫刑来换得一条生路。宫刑所带来的耻辱，司马迁内心十分清楚。他知道，身为士大夫的一员，任何损伤身体的刑罚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会使士大夫失去尊严，而失去尊严是比死亡还严重的事情。宫刑，又是所有刑罚中对人的侮辱最严重的一种。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还会选择宫刑呢？

司马迁在这里谈到了他对生命价值的看法和对死亡的态度。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建树就默默无闻地死去，那么他的生命就像一只蝼蚁一般没有任何价值。对于司马迁而言，现在还不能死去。他选择了隐忍苟活，目的就是为了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著述。有一系列前贤给他做榜样，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等等，这些人生前都曾遭受厄运，但都有文化建树存留后世。这些前贤给了司马迁精神上的激励，他希望自己也能通过文化上的建树来达到不朽。为了完成《史记》，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在某种意义上，司马迁肉体的生命自受刑之后可谓苟延残喘，而他的全部生命力已然转入他精神的生命之中。

司马迁付出了比死亡惨重万倍的代价。虽然他并不后悔他的选择，但《史记》的完成并不能抵消他所遭受的奇耻大辱，也丝毫不能减轻他日日夜夜所感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就如他在文章最后所说的：“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如此曝露心声，怕远非仅是说给任安这位老友听的，而更是留给后世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