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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司马迁 (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前90):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撰著《太史公书》,后世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报任安书

司马迁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 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 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 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 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 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 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 夫以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如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耶! 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 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 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 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 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 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 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 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传曰:“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 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 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 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 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耶? 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只适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赏析

《汉书·司马迁传》记司马迁生平,至引录《报任安书》后便戛然而止。这封信可以视为司马迁的绝笔。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任益州刺史,是二千石的高官。不过当司马迁给他写这封回信时,他正在狱中,已被判处死刑。任安以前曾写信给司马迁,信中希望司马迁能“推贤进士”。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对司马迁虽处以宫刑,但仍重视他的才能,任命他为中书谒者令,这是宫廷中的机要职务,司马迁得以随侍汉武帝左右。任安向司马迁提出这一希望,便与司马迁此时的地位有关。司马迁收到信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复。一方面如司马迁所说,因为事务繁忙;另一方面,恐怕也因为任安的来信属于泛泛之论,并非必须回复不可。而就在任安被判处死刑且刑期临近的时候,司马迁却想起了给老朋友回信。

在这封长达两千多字的信中,司马迁似乎认为老朋友即将被执行死刑这件事情不值一谈,没有任何安慰、同情之语。信的一开始看上去是对任安提出希望自己“推贤进士”的答复,反复地向任安表示:我没有资格推贤进士。而原因,就在于他遭受过宫刑,受过宫刑的人“无所比数”,“自古而耻之”,是这个世界上最卑贱最被鄙视的人。尽管司马迁口口声声说自己“身残处秽”,说自己居官一无是处,但显然这并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从紧接着的“嗟乎!嗟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的连连长叹中,我们能感受到此时他内心的无比悲愤。

假如司马迁真的认为自己已堕入世界上最卑贱者之列,真的认为自己“尚何言哉”,那么这封信写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他已经解释了不能“推贤进士”的原因。但实际上这封信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司马迁开始述说自己是如何陷入目前这种处境的,也就是他为李陵辩护而得罪的始末。任安既是朝廷高官,又是司马迁老友,对于这件事情当然是清楚的。而司马迁依然在信中详述,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司马迁并非说给任安听的,而是说给后人听的。从司马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第一,司马迁从入仕起就感恩于汉武帝的识拔,对汉武帝一心尽忠;第二,李陵虽兵败投降,但功大罪小,其人可敬,其行可恕;第三,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没有任何私心与私情,更多的是想宽慰汉武帝。

然而,汉武帝却将李陵全家诛杀,将司马迁判了死刑。按照汉朝法律,被判处死刑的人,有两个途径可以免死。其一是缴纳赎金,其二是代之以宫刑。司马迁付不出足够的赎金,只能接受宫刑来换得一条生路。宫刑所带来的耻辱,司马迁内心十分清楚。他知道,身为士大夫的一员,任何损伤身体的刑罚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会使士大夫失去尊严,而失去尊严是比死亡还严重的事情。宫刑,又是所有刑罚中对人的侮辱最严重的一种。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还会选择宫刑呢?

司马迁在这里谈到了他对生命价值的看法和对死亡的态度。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建树就默默无闻地死去,那么他的生命就像一只蝼蚁一般没有任何价值。对于司马迁而言,现在还不能死去。他选择了隐忍苟活,目的就是为了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著述。有一系列前贤给他做榜样,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等等,这些人生前都曾遭受厄运,但都有文化建树存留后世。这些前贤给了司马迁精神上的激励,他希望自己也能通过文化上的建树来达到不朽。为了完成《史记》,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在某种意义上,司马迁肉体的生命自受刑之后可谓苟延残喘,而他的全部生命力已然转入他精神的生命之中。

司马迁付出了比死亡惨重万倍的代价。虽然他并不后悔他的选择,但《史记》的完成并不能抵消他所遭受的奇耻大辱,也丝毫不能减轻他日日夜夜所感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就如他在文章最后所说的:“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如此曝露心声,怕远非仅是说给任安这位老友听的,而更是留给后世的遗言。 q3C/rE14SZeAhrCg3hH6mwircweFANc0ueMsWNVFN2i/LJje8MBVKtpqRxdUMQ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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