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儒家经典之一。

在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来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它虽然使用的是鲁国的纪年，却记录了各国的史事，可以说是一部通史。

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的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五家。后来《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亡佚，只有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榖梁赤的《春秋榖梁传》流传至今，被合称为《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在“《春秋》三传”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左传》。尽管《左传》是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的体例上却要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学的价值上也远远超过了《春秋》。以至于有很多学者认为，《左传》本是独立的编年体史书，虽然其内容与《春秋》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但却不是解经之作。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的时候改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12代国君、254年间的历史。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史实，而且还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关于《左传》的作者，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相传这部书的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但是，书中已经涉及战国初年的史实，它应该成书于战国早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此书非成于一人之手，大概是儒家一派学者杂采各国史料及传闻编纂而成。其成书约在战国初年。

《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17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它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的政治与道德倾向是比较鲜明的。其观念与儒家的很相似，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尽管书中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然而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像这一类的议论，作者都是持赞同态度的。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因此，它的叙事必然要从大处着眼，把最能代表历史发展趋向的重大事件写入史书。其所选择的重大题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王朝衰落史，二是诸侯称霸史，三是诸侯宫廷内乱史，四是卿大夫家族兴衰史。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如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

《左传》中记载的外交辞令也是精彩纷呈。按说这一类文字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肯定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精炼、严密而有力。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整篇说辞不足二百字，但是却抓住了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只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秦晋两大国的联盟就轻而易举地被瓦解了，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让人心潮澎湃。

《左传》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有“情韵开美，文采照耀”的美誉。它是对纷乱的春秋时代的记录，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春秋时期诸侯们的金戈铁马和雄心壮志，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大时代的社会文化。

为使今天的读者对这部名著有所了解，本书精选了《左传》里的一些经典篇目，加以简明的注释。此外，编者还给每篇作品都写了个题解及评析，或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相关背景，间或也作一些文学评点。本书还配有一些插图，以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一些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左传》的编著资料，谨向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限于笔者水平，书中难免有许多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