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悠久而漫长的历史,积淀了中华民族独具魅力且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无数古圣先贤、风流人物、仁人志士对自然、人生、社会的思索、探求与总结,而且一路下来,薪火相传,因时损益。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凝结,更是我们道德规范、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的集中再现。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铸成了我们民族的品格,书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中华文化与西方世界的文明并峙鼎立,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凡此,我们称之曰“国学”,其目的在于与非中华文化相区分。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其重要一点是,源于由国学而产生的民族向心力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因为其有异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
概而言之,国学包括经史子集、十家九流。它以先秦经典及诸子之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观其构成,足见国学之广博与深厚。可以这么说,国学是华夏文明之根,炎黄儿女之魂。
从大的方面来讲,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国家,可能会成为一个大国甚至富国,但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强国;也许它会强盛一时,但绝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一个国家若想健康持续发展,则必然有其凝聚民众的国民精神,且这种国民精神也必然是在自身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本国人民创造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巨龙的跃起腾飞,离不开国学的滋养。从小处而言,继承与发扬国学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同样举足轻重,迫在眉睫。国学之用,在于“无用”之“大用”。一个人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而一个人的思维能力的成熟亦决非先天注定,它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国学作为涵盖经、史、子、集的庞大知识思想体系,恰好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氛围、一个平台。潜心于国学的学习,人们就会发现其蕴含的无法穷尽的智慧,并从中领略到恒久的治世之道与管理之智,也可以体悟到超脱的人生哲学与立身之术。在现今社会,崇尚国学,学习国学,更是提高个人道德水准和建构正确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国学热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兴起,令人欣慰。更可喜的是,很多家长开始对孩子进行国学启蒙教育,希望孩子奠定扎实的国学根基,以此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欣喜之余,我们同时也对中国现今的文化断层现象充满了担忧。从“国学热”这个词汇本身也能看出,正是因为一定时期国学教育的缺失,才会有国学热潮的再现。我们注意到,现今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时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新世纪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这些现象一再折射出一个信号:我们社会人群的国学知识十分匮乏。在西方大搞强势文化和学术壁垒的同时,国人偏离自己的民族文化越来越远。弘扬经典国学教育,重拾中华传统文化,已迫在眉睫。
本套“国学经典”丛书的问世,也正是为弘扬国学传统文化而添砖加瓦并略尽绵薄之力。本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从事中国文化史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有年,对国学文化及国学教育亦可谓体晤深刻。为了完成此丛书,我们从搜集整理到评点注译,历时数载,花费了一定的心血。这套丛书集传统文化于一体,涵盖了读者应知必知的国学经典。更重要的是,丛书尽量把艰难晦涩的传统文化予以通俗化、现实化的演绎,并以大量精彩案例解析深刻的文化内核,力图使国学的现实意义更易彰显,使读者阅读起来能轻松愉悦和饶有趣味。虽然整套书尚存瑕疵,但仍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是怀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深情厚谊和治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来完成该丛书的。希望读者能感受到我们的良苦用心。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陈才俊博士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明初,学者朱右将他们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即始于此。明朝中叶,学者唐顺之辑录《文编》,仅取此八人的文章,这为“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作用。此后不久,学者茅坤根据朱、唐的标准选编了八人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在我们今人看来,“散文”二字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词语。但是,放在“八大家”生活的年代,这两个字更多意味着“离经叛道”和“不合时宜”。因此,“散文”要想立足于世,非经历暴风骤雨似的文化运动,非有力能扛鼎“大家”的摇旗呐喊,而不能实现。而这“八大家”正是唐宋之际两次“古文运动”的发起人物和擎旗斩将的中坚人物,其实这才是“八大家”之为“大家”的真正原因。
唐宋时期,“散文”的正式学名叫做“古文”,是指先秦、两汉时期,以散行单句为主、质朴自由、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作者思想的文体。此概念最早由韩愈提出,是相对于当时的主流文体“骈文”而言的。所谓“骈文”,是指六朝(魏、晋、宋、齐、梁、陈)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骈文始于西汉立国之初,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中虽有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更多的则是形式僵化、内容空洞的作品。这就丧失了作为文字、文章的本来意义:经世致用,言为事作,而沦为一种文字游戏,因此,作为一种文体,骈文于当时已经成了文学发展的严重障碍。
针对这种文道没落的状况,西魏(北朝之一,由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时期的古文,以改革骈文文体,但收效甚微。隋文帝时,曾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朝臣李谔也上书请革“文华”,但都没有扭转这种颓风。唐朝初期,骈文仍占文坛的主导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曾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多用骈体;同一时期,陈子昂也擎起复古的旗帜,但都收效甚微。
唐玄宗天宝年间,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文学主张,史学家刘知几也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这就成为“古文运动”的先声。
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重新进入暂时的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迹象。但是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便继承中唐以来“宗经明道”的文学主张,并身体力行,力图变革社会现实,由此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文化浪潮,其声势第一次压倒了骈文,成为一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这次“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就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革社会合而为一。他首先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口号,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教化世人,变革社会的目的。这便是这次“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这一主张得到好友柳宗元的积极响应,从而形成古文运动中的“双璧”。他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重视作文中的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大力扶持许多后起之秀,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此外,韩柳二人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二,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答李翊书》),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华,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三,鼓励自创新词新意,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因袭模仿,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四,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感文采有余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穽(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五,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实际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大力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们“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古文运动的队伍。
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文起八代之衰”(苏轼语。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重振了我国古代的散文传统,以至于后人将他们二人领导的古文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韩、柳二人故去以后,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但是由于当时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运动逐渐衰微。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乱不堪,整个文人阶层充斥着醉生梦死的情调,因此追求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性灵风尚的骈体文风又死灰复燃,并再次成为文坛的主流。一如前蜀的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所言: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
但北宋立国有先天不足,北有辽国觊觎,西有西夏虎视,无复汉、唐的帝国气象。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这一时期,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文化运动。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
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因此并未形成气候。直到欧阳修出现,并振臂一呼之后,才再次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
这次古文运动直承中唐韩、柳的要旨,主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起阶段。仁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在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文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等。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的声势。
二,高潮阶段。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大力提倡古文,造就了一支高水准的古文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的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他们各树旗帜,身体力行,从而使古文运动再一次掀起高潮。
欧阳修在这次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有以下几点:
1、有意识地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
2、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为革新运动指明了方向。
3、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
4、大兴创作之风,努力奖掖后进。欧阳修积极创作了许多优秀散文,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同时,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保证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
三,完成阶段。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他更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
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人物则是苏轼,他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北宋文坛领袖。苏轼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他的诗文词赋,体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积极奖掖后进,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至此,古文终于以压倒优势,取得了对骈文的最终完胜。
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各代的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比如,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清代桐城派、阳湖派,无一不受到唐宋古文的启发或影响。这样看来,唐宋古文运动,实不啻为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座丰碑。
为了便于今天的读者学习古代优秀散文,了解古代仁人志士的思想情感,我们慎重遴选了八大家中各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详加校勘注译,定名为《唐宋八大家精粹》。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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