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记载东汉末至西晋初约百余年的历史。《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于蜀汉任职，蜀汉灭亡之后，回乡隐居。西晋代魏以后，被征入洛阳担任著作郎的职务。

《三国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三书才合为一书，流传至今。

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当时的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共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其进行删改后，成为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

作者介绍——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在今四川南充）人，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233），卒于西晋元康七年（297），年。陈寿出生时，正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对峙、战争频仍之际。在他出生之前，他父亲即已投身军旅，后来逐渐做到了高级统兵将领马谡的参军。街亭之战后，他父亲便退出行伍，回到安汉老家。

陈寿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父母不惜花费家资，于城西果山脚下为他修建读书之所——万卷楼，并聘请当地名儒担任塾师。大致在后主延熙（238—257）中后期，陈寿告别父老，到当时的蜀汉首都成都，进入太学学习。其时，名士秦宓的弟子、蜀中大儒、西充国县（在今四川阆中）人谯周，在成都担任典学从事，并亲自为太学生传道授业。

在太学里，陈寿勤奋修治先秦儒家经典《尚书》和《春秋三传》，学习古代先贤的治民兴国之道。尤其钟情于史学典籍，不厌其烦地阅读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常至夜阑人静，仍独对孤灯。谯周十分器重这位弟子，常常单独施教，因此，他备受太学师生嘉赞，被喻为孔门七十二贤中的子游、子夏。

延熙末，陈寿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先是担任卫将军姜维的主簿，典领文书。之后，又先后调任东观任秘书郎、黄门散骑侍郎。此时，正值蜀汉国力日削，北边曹魏强兵压境的危急之际，而后主终日荒嬉，不理朝政，宦官黄皓借机专擅威权，蜀汉政治陷入空前混乱之中，陈寿不愿趋附，仕途因而受挫。这期间，陈寿的父亲去世。在办理丧事后，陈寿即卧病不起。此间，侍婢亲自为其调药料理，因与侍婢过度亲近（古代讲究，居丧期间，不得近女色），为乡里所讥，以至于累年不得升迁。

蜀炎兴元年（263），司马昭分兵三路大举攻蜀，蜀军无力抵御，最后只得束手称臣。次年，陈寿满怀国仇家恨，返归故里。此后，陈寿在安汉老家度过了近十年幽居生活。

魏咸熙二年（265），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建立西晋，改年号为泰始。为了消灭孙吴，统一全国，西晋朝廷广泛网罗人才，叙用魏、蜀遗臣及先辈子弟。泰始四年（268）春，武陵太守襄阳人罗宪因早年与陈寿同为蜀汉太学同学，极言举荐陈寿等人，晋武帝当即下诏，征陈寿入洛阳叙用。

陈寿入洛阳后，被授佐著作郎职，同时兼领巴西郡中正（负责品评选拨人才）。中书令关内侯和峤奏请晋武帝，把编定蜀汉丞相诸葛亮文集的重任交给陈寿。不久，陈寿受命出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侯相。此时，正值西晋大力督劝重农兴利之际，陈寿一面勤谨于政务，一面挤出余暇闲空编订《诸葛亮集》，历时数年终于编成，“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言”，将诸葛亮生前安民强国，治军振武的成功经验，全面地整理和保存了下来。泰始十年（273）二月，陈寿自平阳回京奏呈此书，晋武帝大加赞赏，下诏授予著作郎职。之后，陈寿由平阳调回京都洛阳，并继续担任巴西郡中正。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中国历经百余年的分裂，复归统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陈寿责无旁贷担当起撰著“三国史”的重任。此后，他勤奋搜集整理三国时期的档案文献，四出访问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民间传闻及歌谣，踏访三国名人遗迹，考核旧史人物的姓氏、年里、官爵、行事，前后经时十年，约于太康十年（290）基本完成《三国志》的撰述工作。

该书共六十五卷，外《叙录》一卷（今佚），总计近40余万字，简明地记叙了自东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之后，陈寿对该书又进行反复修订补正，直到元康七年（297）病死洛阳，方才辍笔。因此，《三国志》的编成，前后历时近二十年。

此外，作为蜀人，陈寿还撰《益部耆旧传》一书。该书记载了上起西汉，下止晋初，前后三四百年间蜀地数百名人的逸闻趣事，广受西晋文士嘉赞。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曾将《益部耆旧传》手书一遍，当作礼物赠与友人。

东晋人常璩不仅盛誉该书可与《史记》、《汉书》媲美，而且著《华阳国志》时，多取材于此。其后常宽著《续益部耆旧传》也沿袭该书体系。后来，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作《水经注》、徐坚辑《初学记》以及宋编《太平御览》等，都曾大量征引该书以注补旧史之阙，或增广旧闻轶事。由此足见世人对该书的重视。

该书的优点——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地选择取材之源。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陈寿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袭击，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这些优点在当时就受到多方面的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欲作《魏书》，看到《三国志》后，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于是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认为，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都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的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人物史实与文字表述的高度统一。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在这里陈寿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吕蒙传》中都记载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另外，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行文简明干净，可读性极强。

例如，《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短短几行字，刘备韬晦隐忍的性格，跃然纸上。《吕蒙传》记曹操听到孙权舍荆州资助刘备立足时，“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数语，曹操对孙、刘联盟的忌惮，跃然纸上。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此外，陈寿在书中还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

该书的不足之处——

《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志”和“吴志”二志只有列传。陈寿作为晋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因此，《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就记事的方法而言，《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修《三国志》在当时属于当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国史料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对当权人物多有袒护。唐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中，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多有袒护。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冲突，实为司马昭的谋篡行为，而陈寿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难怪清人赵翼感叹：“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

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以至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对最高统治者的的袒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自然不足为训的。出于陈寿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以及修当代史的尴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后人认为，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该书其他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

《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宋元嘉六年（429），裴松之奉宋文帝刘裕之命，为《三国志》作注释，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辩等为宗旨，博采群书一百四十余种，保存大量史料，其注文较正文多出三倍，开创了作注的新例。二者相互取长补短，堪使《三国志》屹立于“二十五史”之林。

注译及精粹说明——

由于该书原典卷帙浩繁，作为一般读者，通读全译全注本不仅精力不允，而且也无必要，因此，我们慎重遴选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加以注译，让读者在了解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基本史实的同时，对该书的行文风格，作者的著史观念和立场有个大略的印象。通读此书，读者可以厘清《三国演义》的演绎与正史的出入，当不失为一件有趣和有益的事情。

为保存原著的面貌，我们在编译本书的过程中，一般都录入全文，也有一些诏书、奏章内容空泛，篇幅冗长，文意曲奥，我们做了适当的删节。对于裴松之的附注，本附录于原典之中，由于篇幅体量巨大，我们一般不作收录，只是将史实结果在题解、注释中反映出来。

该书原典中出现有许多通假字，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一一作注，而是在原文中以括号附注的形式直接标出。例如，“琅邪”通“琅琊”，“略”通“掠”，“畔”通“叛”，我们标注为“琅邪（琊）”，“略（掠）”，“畔（叛）”。

我们编译本书的目的，不为供专业研究之用，只为帮助普通读者了解历史真实，因此，注释时不讲究考据，只说明结论；有些常用的典故，也不说明来源。限于笔者水平，书中难免有许多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