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7日,纽约市发生了一起史无前例的通缉案,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经过数周紧锣密鼓的侦查抓捕行动,这位滴酒不沾人称“双枪手”的科洛利,终于在西区大街的情人住所落入法网。
警方共出动150名警察和刑侦,在科洛利藏身的顶楼布下天罗地网,屋顶被凿开一个大洞,四周建筑物上架满了机关枪,并动用了催泪瓦斯,警方时刻准备将这位“警察杀手”科洛利逼出缴械。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在纽约这座高档住宅小区,震耳欲聋的手枪声和“突突”的机关枪声此起彼伏。科洛利拿一把堆满杂物的椅子作掩护,躲在后面,不断向警方开枪还击。一万多名市民紧张而兴奋地观看了整个交火过程,如此盛况在纽约街头绝无仅有。
科洛利被捕后,警务处长E.P.穆罗尼对外宣称:这位“双枪亡命之徒”是纽约有史以来最危险的犯罪分子。“他杀人,连眼都不眨一下。”警务处长补充说。
让我们听听“双枪手”科洛利怎样看待他的罪行。事实上,当警方向科洛利藏身之处开火时,他写下一封致公众的信,写信时他中弹受伤,鲜血正从伤口涌出,信纸染上一道道殷红的血迹。他写道:“在我衣服下藏着一颗疲惫的心,一颗仁善的心,一颗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心。”
回到事发不久前。在长岛一条乡村公路上,科洛利正和女友亲热,突然一名警察走到他的车前说:“请出示一下驾照。”
科洛利连想都没想,立即拔枪连发数弹,放倒了警察。随后,科洛利又迅速跳出车,拔出警察身上的左轮枪,朝尸体补了一枪。这就是那位自称“在我衣服下藏着一颗疲惫的心,一颗仁善的心,一颗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心”的科洛利。
科洛利最终被处以电击死刑。当身处纽约兴格监狱行刑室的那一刻,他会说:“这是我杀人应得的下场吗?”不。他却这样说:“我不过是自我防卫而已。”
这个案件令人匪夷所思的关键点在于“双枪手”科洛利自始至终,坚决不认为他做错过任何事。
或许您会认为,这是个反常特例?如果是,请看下面另一段话:
“我将生命最宝贵的年华致力于取悦他人、帮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然而我苦苦换来的却是被羞辱、被通缉和被围剿的结局。”
讲这段话的是阿尔·卡彭,美国最臭名昭著的全民公敌,他曾是黑帮头目,罪孽深重,让整个芝加哥鸡犬不宁。卡彭发表的言论丝毫没有自我谴责的意思,事实上,他自视为公众利益的捍卫者,只是不幸被人们误解,到头来恩将仇报。
在黑帮火并倒地前的达基·舒尔茨,也曾这样评价自己。达基·舒尔茨,是纽约臭名远扬的恶棍,他在一家纽约报纸的采访中,却把自己描述成造福公众的大英雄,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
路易斯·劳斯是位资深典狱官,多年服务于声名狼藉的纽约兴格监狱。我和他曾有一段时间的信件往来,所谈内容发人深思。路易斯在信中坦言:在纽约兴格监狱,极少有罪犯会把自己看成罪人。他们自认为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会极力为自己辩护,开脱罪名。他们会告诉您,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打开手枪保险,然后扣动扳机。他们大多数人会使用一套理论、谬论或逻辑,为反社会的行径进行辩护,并深信自己绝对不该进监狱。
倘若阿尔·卡彭、“双枪手”科洛利、达基·舒尔茨以及其他高墙之内的囚犯,至死都不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责,那么你我,以及普通人会怎样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
连锁百货公司的创始人约翰·沃纳梅克曾坦言:“30年前,我就明白指责别人是愚蠢的做法。上帝赐予人类的智慧是不平等的,我能克服自身缺陷就已经不错了。”
沃纳梅克早就深谙此理,而我在故步自封的世界里寻觅了几十年,才终于领悟到99%的人,无论做错什么事情,都不会批评自己。
世界著名心理学家——B.F.斯金纳,通过实验证明:通过奖励,动物学习好行为的效率,远比通过惩罚习得坏行为的效率高得多。后来研究发现,这个规律也适用于人类。 指责和批评,不能让人长久地改变,反而会招来怨恨。
另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汉斯·赛利也说过:我们渴望获取认同的欲望,和我们畏惧斥责一样多。
指责和批评会引起怨恨,让员工士气低落、亲朋好友反目成仇,却丝毫不会改善现状。
乔治·B·庄世顿是俄克拉荷马州恩尼德市一家工程公司的安全协调员。他有项职责是查看施工现场的工人是否佩戴安全帽。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看见工人没有佩戴安全帽,他立刻会搬出公司规章制度,并用权威的口吻告诉他们立即改正。结果呢?工人会带着不满情绪,勉强重新戴上安全帽,但等他一转身,工人还是我行我素。
于是,他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当再次碰见没有戴安全帽的工人,他开始关心地问工人,是否帽子戴着不舒服,还是大小不合适?然后他用关切、温暖的口吻提醒工人,安全帽是专为避免意外受伤而设计的,工作期间一定要坚持佩戴。这样一来,坚持戴安全帽的工人变得越来越多,也没有谁为此产生抵触情绪。
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您不难发现,批评无用的例子比比皆是。
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之间有过一次著名的争吵。其结果导致共和党内部分裂,伍德罗·威尔逊趁机入主白宫,给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极大冲击,改写了历史进程。
简单梳理一下这个事件:1908年罗斯福从白宫卸任,当时他力挺塔夫脱竞选总统。不久,罗斯福就去非洲猎狮度假。等他归来时却大发雷霆,极力指责塔夫脱是保守主义,并成立了公麋党,试图第三次连任总统。这一错误举动,严重创伤了共和党。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共和党仅仅得到佛蒙特和犹他州的选票支持,造成共和党史无前例的灾难。
西奥多·罗斯福指责塔夫脱,那么塔夫脱会买账吗?当然不会。塔夫脱含着泪水辩解道:“我不明白,我哪些地方做得和以前有任何不同。”
谁应该受到指责?罗斯福还是塔夫脱?显然,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我想说的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指责并没有证明塔夫脱是错的,只不过换来塔夫脱竭尽全力的自我辩护。他满腹哀怨,含着泪水,不断重复着“我不明白,我哪些地方做得和以前有任何不同”那句话。
再说说举国震撼的茶壶山油田丑闻。当年美国公众还从未见识过如此丑闻,报纸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前期把这件丑闻炒得沸沸扬扬,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阿尔伯特·B·福尔时任哈定内政部长,主持位于埃尔克山和茶壶山地区政府的海军石油储备招标工程。
福尔竞标是否公开透明?没有。他直接将这份肥差转交给他的好友爱德华·多希尼。多希尼怎么做?他给福尔献上一笔10万美元的巨款。之后,福尔令美国海军陆战队高调进入该地区,驱赶油田附近其他采油的竞争者。在枪炮和刺刀的威逼下,这些竞争者只好逃离。穷途末路的他们,一气之下冲进法院,将茶壶山贿赂案揭发于众。
这件丑闻引发极其恶劣的影响,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声讨,甚至威胁到哈定组建的政府,险些断送了共和党,福尔也锒铛入狱。公众人物很少有像福尔那样遭到如此唾弃的先例,福尔悔恨了吗?不。他没有半点悔恨之意!赫伯特·胡佛总统在一次对外演讲中,透露出哈定总统之死。他将一切归咎于朋友的出卖,导致总统精神极度不安和焦虑。
福尔夫人闻讯后,气得从椅子上一下子跳起来,她愤怒地大声哭泣,挥动拳头,大声嚷叫:“一派胡言!福尔出卖了哈定吗?不!我丈夫从未出卖过任何人。即便一屋子的黄金也不能引诱我丈夫做任何错事。事实是他(哈定)出卖了别人,才招来杀身之祸。”
瞧瞧,这就是人类的天性。做错事的人,从来不会自责,反而指责所有人的不是,每个人都不例外。
下一次,当我们试图责备他人前,先想想阿尔·卡彭,“双枪手”科洛利或是阿尔伯特·福尔。我们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指责别人就像家鸽,总会飞回到我们身边。当我们要纠正、批评别人,别人同样会辩护,会反过来批评我们。
抑或,换来谦谦君子塔夫脱的那句话:“我不明白,我哪些地方做得和以前有任何不同。”
1865年4月15日清晨,福特剧院。约翰·沃克斯·布斯枪袭了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将要撒手人寰,人们把他放置在剧院对面一家廉价公寓大厅的床上。这张床十分窄小、寒碜,林肯修长的身躯只能斜躺在上面。一幅罗莎·邦赫著名画作《马市》的廉价复制品挂在床头正上方,煤气灯散发出昏黄、惨淡的光晕。
目睹此情此景,陆军部长斯坦顿慨叹道:“躺在这里的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完美无缺的领袖。”
那么,完美无缺的林肯是如何驾驭人际关系的?
我花费了足足10年时间,来研究林肯的生平,再用整整3年时间写成一本书,叫“不为人知的林肯”。我自认为已经竭尽心力,对林肯的个性、工作、家庭等方方面面做了详尽、系统的研究,特别对林肯的人际关系方面做了重点研究。
林肯是否热衷于批评别人?
一点不假,当林肯年轻时,他住在印第安纳州彼金湾,不仅喜欢指责别人,甚至写信、写诗讽刺挖苦别人。为了引人注意,他把这些信故意丢在容易被人发现的路上。然而其中一封信,招致了仇恨,让对方终生难以释怀。
甚至在林肯成为伊利诺伊州斯普林斯的执业律师期间,他故伎重演,依旧通过报纸公开指责对手,而且不止一次。
1842年秋,林肯招惹了一位自大又好斗的政客——詹姆斯·谢尔兹。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日报》以匿名信的方式对这位政客冷嘲热讽,整个城市都因为这篇文章笑得人仰马翻。
敏感而骄傲的谢尔兹被搞得恼羞成怒。他查出信的始作俑者后便立即跳上马,直奔林肯而去,他要和林肯决斗。林肯对决斗很反感,不想动手,但他一时不能摆脱决斗这个僵局以保全颜面。对手要林肯选择决斗的武器。林肯手臂长,于是选了一把骑士用的长刀,同时向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请教了几招。
最后,他和谢尔兹将决斗地选在密西西比河岸的一处沙滩。庆幸的是,决斗即将开始的前一分钟,他们两人被人们劝阻住了。
这是林肯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页,恰恰也给林肯在人际关系方面上了一课。自此,林肯再没有写信侮辱别人,没有对任何人有过指责或冷嘲热讽。
美国内战期间,林肯多次派不同将领指挥波多马克军队,包括麦克莱伦、波普、伯恩赛德、胡克、米德等人,但每次都败北而归,急得林肯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国内大多数人都强烈谴责这些将领的无能,而林肯却不置一词,没有任何表态。
他喜欢一句话:不去非议他人,他人也就不会非议你。
在听到夫人和其他人诅咒南方敌军时,林肯总是说:“用不着批评这些人。倘若我们是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说实话,最有资格批评的人当林肯莫属。我们来看下面的故事:1863年7月3日,葛底斯堡战役爆发。7月4日晚,罗伯特·李将军率领南方军向南部撤退。时逢乌云密布,大雨如注。李将军率部败退至波托马克,一条泛滥汹涌的河流挡住去路,紧随其后的是乘胜追来的联军,李将军身处绝境。
林肯知道此时是击溃敌军的天赐良机。他信心十足地命令米德将军,无须召开军事会议,直接发起进攻。林肯发出电报后,又追派特使专程要米德立即执行命令。
米德的反应呢?他的所作所为恰恰背道而驰。他完全违背了林肯的命令,竟然召开军事会议,对进攻的部署一拖再拖,甚至还找来一大堆借口直接抗命。结果,河水退去,李将军率部逃脱。
林肯震怒:“为什么?!”他冲着儿子罗伯特大吼,“老天啊!为什么?敌人已经无路可逃,歼灭他们易如反掌!无论我说什么,就是没人听;无论我说什么,军队就是不进攻!任何一个人派上战场都能取胜。我要是在场,非得狠揍他一顿。”
绝望之余,林肯还是决定坐下来给米德写信。要知道,盛怒下的林肯此时表现得已经相当克制。这封写于1863年的信,在措辞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严厉。
亲爱的将军:
放走李将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觉得您肯定没有意识到。他本来已经落入我军囊中,擒了李将军,加上我们连胜的战绩,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而今,战争又要无限期拖延。如果上周一您拿下李将军,怎么会等敌人过了河之后才发起进攻?是当时您只有现在三分之二兵力的原因吗?
寄希望于您,是不理智的。我再也不对您抱有任何希望。
您贻误战机,让人痛惜。
我们会问,米德是怎么回复的?
事实上,米德从未看到过这封信,因为林肯从未将该信寄出。人们是在整理林肯遗物的时候,才发现这封信的存在。
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林肯写完信,向窗外望去,对自己说:“等一等,或许我不应该这么鲁莽。身处安逸的白宫,给米德下个命令很简单。但若我身处葛底斯堡,像米德将军一样亲临血流成河的战场,亲耳听见伤员的哀号,或许我就不会急于进攻。假如,我的性格和米德一样仁慈,我也会做此决定。不管怎样,事已至此,寄出这封信,即使能暂时发泄怒火,但保不准米德也会为自己辩护,甚至招致他反过来指责我。这样做只能引起不快,对将来他作为军中统帅发挥更大作用毫无意义。甚至这样做,或许会导致他辞职隐退。”
或许正如我的猜想,林肯将写好的信收了起来。他从之前痛苦的教训中早已领悟到:任何刻薄的指责和批评都毫无意义。
西奥多·罗斯福曾谈到,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每当遇到棘手的问题,总会后倾身体,抬头仰视白宫墙壁上挂着的那张巨幅林肯画像,自问道:“如果林肯面临同样的处境,他会怎么做?怎么解决难题?”
下一次,当我们准备要责怪别人时,让我们从口袋里翻出一张5美元钞票,仔细看看上面的林肯头像,自问:“假设林肯也遇到这样的事,他会怎么处理?”
作家马克·吐温性情火暴,激烈的措辞甚至能把信纸点燃。
有一次,他给让他大动肝火的人写信:“你死去吧!你只要开口,我立刻送你上西天。”另一回,他给一位编辑回信:“校对竟胆敢帮我修改拼写和标点符号。我命令你,以后出现此类情况,必须一字不漏地按我原稿发表,让那个校对把他的建议烂在他的榆木脑袋里吧。”
马克·吐温写了如此刻薄的信,发泄之后,心情自然会好一些。事实上,这些信并未造成任何感情伤害。因为,马克·吐温的夫人在寄信的时候已经私下把这类信扔掉,根本没有寄出去。
您曾想过,要劝诫您熟悉的人改掉一些坏毛病吗?这个想法不错,我很赞同,但为什么不从自我做起?自私点说,以身作则比改变别人更有益,且不会有风险。
孔子说过:“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我年轻时,总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
当时,我为一家杂志社写关于作家的文章,我曾愚蠢地向美国文坛的风云人物理查德·哈丁·戴维斯写过一封信,请他介绍写作方法。写信之前的几周,我收到过一封信,信末写道:“根据口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这件事启发了我,觉得写信的一定是位日理万机的大人物。
尽管我当时并不忙,但迫切为了给查理·哈丁·戴维斯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在信末也留下“根据口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的字样。
戴维斯根本没有理睬,只是把原信退回给我。他在信底下潦草地写了一行字:“你的态度狂傲至极。”
的确,我把事情搞砸了。这是我应得的。个人而言,我非常懊恼,以致十年后,我得知戴维斯的死讯,这种情绪依旧萦绕心头。我只是一直羞于承认,他带给我尊严上的伤害。
不管您多么正确,如果明天想要引起怨恨,并让这种怨恨延续几十年,一直到死,那么就说些刻薄的、批评的话好了。
人际交往中,您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和理性打交道,而是和有情感、有偏见、骄傲、虚荣、活生生的人在打交道。
尖刻的批评,让敏感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放弃写作,给英国文学带来巨大损失;也让英国诗人托马斯·查特顿饮恨自尽。
本杰明·富兰克林年轻时笨手笨脚,年长后逐渐圆滑,善于人际交往,后来竟然成为美国驻法大使。
他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他曾说过:“我不会说任何人的坏话……对每个人都赞扬有加。”
批评、指责和抱怨,傻子都懂,且大多数傻子还会做;理解和宽容则需要良好的修养和自制力。
卡莱尔说:“伟人,通常体现在对待小人的态度和方法上。”
鲍勃·胡佛是一位有名的试飞员,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种飞行表演中。《飞行杂志》记载:一天他正从圣地亚哥飞行表演后返航飞回洛杉矶,在300英尺高空,两个引擎突然熄火。他以精湛的飞行技术让飞机顺利着陆,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是飞机严重损坏。
迫降后,胡佛立即检查了燃油。不出所料,这架“二战”时的螺旋桨飞机的油箱里装的是喷气飞机燃油,而不是汽油。
返回机场,他找到为这架飞机服务的机械师。年轻的机械师正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伤心欲绝。看到胡佛向他走来,他泪流满面,因为他的疏忽不仅毁坏了一架昂贵的飞机,而且险些让三个人丧命。
我们会自然地认为:一向爱惜荣誉、做事严谨的胡佛肯定会对机械师大发雷霆。但事实不是。胡佛没有一句批评的话,相反他张开双臂,给机械师一个大大的拥抱。他说:“我相信,你以后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一点,明天你给我的F-51飞机做一次保养。”
父母总免不了对子女进行批评教育。
也许您会认为,我要鼓励大家这么做。但我想说,在您准备批评子女之前,请读一篇美国名作——《父亲的错误》。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大众家庭》杂志。经作者允许,我摘抄《读者文摘》上发表的一段。
《父亲的错误》感情真挚,感动了无数读者,不断被转载,深受大众喜爱。作者W·利文斯顿·拉尼德说:“自文章初版后,《父亲的错误》被美国成百上千家杂志、家庭组织、报纸竞相转载,甚至被翻译为多国语言。我允许成千上万家学校、教堂和演讲当中使用这篇文章,还有电台、电视台,在数不尽的节目中都引用过,连大学期刊和中学刊物也转载过。有时候,一篇神奇的小文章,竟可以出人意料地走红。”
W·利文斯顿·拉尼德
儿子,请听:当你熟睡的时候,我想对你说几句。你的小手枕在脸下,金色鬈发贴在汗津津的额头上。我刚独自轻声地来到你的房间。几分钟前,我在书房看报,一种莫名的懊悔袭来,我现在是怀着愧疚之心来到你的身边。
儿子,我想了许久,对待你,我确实太简单粗暴了。你急着穿衣上学,随便用毛巾抹了把脸,我就立刻呵斥你;你鞋子没有擦干净,我就立刻呵斥你;你把东西掉在地板上,我也同样立刻呵斥你。
早餐,我挑你的毛病:食物撒得到处都是,不懂吃饭礼仪,胳膊肘放在桌上,面包上的黄油涂得太厚……你出门玩耍,我正要赶火车。你对我转身挥手说:“再见,爸爸!”而我皱起眉头,回应说:“直起腰板!”
晚上,又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路上,我远远看见你跪在地上玩弹球,长袜上磨出好几个洞。我二话不说,当着小伙伴的面就把你押回家,故意让你当众丢人。我训斥道:“袜子很贵的,要是下次你再不珍惜,就自己掏腰包买!”很难想象,这话竟然出自一位父亲之口!
记得吗?我在书房阅读,你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满眼委屈地向我张望。我移开报纸,带着不满情绪,抬头看你。你退回门口,显得犹豫不决。“你想干什么?”我没有好气地问。
你一句话也不说,径直向我跑来,搂住我的脖子亲我。你的小臂膀把我搂得紧紧的。那种上帝赋予的深情在你幼小的心灵绽放,即使不被珍视也不曾凋零。之后,你快步跑开,上了楼。
儿子啊,当你离开不久,报纸从我的手里滑落。一种难以言喻的、强烈的愧疚感涌上我的心头。我的那些恶习真可恨啊!无端挑剔、动不动就训人。无法想象我竟然把这些恶习用在你——一个小孩子——的身上。这不是我爱你的表现。这是我错误地用我这个年龄的人的标准,要求你。
你幼小的心灵,充满真、善、美。你无邪地冲进来,拥抱我,亲吻我,向我道晚安。你像晨曦般,照亮整座阴郁的大山。今晚,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了。儿子,黑暗里,我正跪坐在你的床边,羞愧难当!
这不过是无用的忏悔。我明白,即使当你醒来我告诉你刚才的一切,你也不会懂得其中的深意。但从明天起,我应该做一名合格的父亲!与你一起分担痛苦,与你一起分享欢笑,对你不再说那些没有耐心的话。我会一直对自己说:“你只是一个小孩,一个小小的孩子。”
以前,我错误地把你当作成人。但看着你疲困地蜷缩在小床上睡觉,我才发现,你还是一个小宝宝,那个依偎在母亲怀里,把头趴在她肩上的小宝宝。这一幕幕恍如昨日。我对你的要求太高,太苛刻了。
不要指责别人,努力去理解别人。努力去想,为什么别人会那么做?那么做的意义是什么?理解比指责更有益,更有意义。理解会催生同情、宽容与善意。“宽容一切,就是理解一切。”
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上帝,即使上帝,不到末日,也不会轻易评判世人。”
我们为何做不到?所以请大家记住——
法则1:避免批评、指责或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