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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写作乃百工之一种，不可拔高其地位。其实有一种写作，照此说法，恐怕要排在百工的末等，或等外。因为写作者并未如期领取其工钱，白忙乎，曹雪芹养活后世食客何止千万，他可没拿一文稿酬。吴敬梓穷到米缸叮当响，天冷时，绕着南京城疾走“暖足”，一部字字珠玑的杰作，也没让他晚景小康。
公元十八世纪，中国先后诞生了其漫长王朝时期两部最奇怪的长篇小说，其中尤为惊人者，就是这本《儒林外史》。如果文献资料无大讹错，则此书最迟成稿于一七四九年。最早出版日期约在一七六八年之后，距成稿二十年，距作者逝世十四年，而见于记载的“最早刻本”，迄今未曾发现。
这本书一直被界定为“讽刺小说”，乃是天大的误会。即使说它“以公心讽世”，是第一流的讽刺小说，也不过说明这种误会是善意的。所谓讽刺者，取人类品性之拙劣部分，描而绘之，令观者于滑稽可笑处见其真相。讽刺是留有余地的，甚至显示了极好的“正能量”。倘若作者所见，并非世道人心之局部或侧面而是全部表里，则讽刺将一变而为绝望。
如果硬要将它说成“讽刺小说”，那就无异于说我们的生存方式就是讽刺，而且未必是文学意义上的“自我讽刺”，造物者有时扮演的角色，正是超能的讽刺家。
看《儒林外史》，横看竖看，觉得里面没一个好人，也没一个坏人，都是局限在自己视野中的普通生物。“势利”二字，虽万千变相，或微如毫芒，或大如椽木，终究所向无敌，无人得幸免。作者寄寓深意的先贤祠之建立，及拜祭仪式，虽力求郑重庄严，却丝毫不能让我心生敬意。
也有几个人，似乎不同：书的开头，写了个王冕。中间，冒出一个拿赤金杯子喝酒的杜少卿，别人骂他败家子，说他的杯子不过是铜的。到了结尾，作者似乎想收敛锋芒，下笔极恬淡，说几个市井高人的行径，在我看来，已是于事无补。老话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这几个人说，老子不在乎。世界默默然，泛起一丝微笑，似乎在说：“老子也不在乎！”
如果有人问，这书写了什么呀，我会断然回答一个字：俗。加一个字，庸俗，恶俗。从来没有人将世界写得这么俗，这么猥琐，这么低级，这么荒芜。紧跟其后的曹雪芹，虽然把整个叙事套在无限虚无的框架中，让一切繁华和挣扎，归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没有弄得这么彻底。除此之外，并无其他。
又有人问，只写这些吗？有意思吗？难道他是古代的段子手，说些笑话，让后人开心？说真的，笑话自然不少，有时还挺辛辣，如果拆解原作，断章取义，只看点节选，确实就近乎浅显的段子了。但是，回顾这本书的全部五十五回（我也认为五十六回幽榜太恶搞，恐非文木老人的手笔），在长时间偷笑之余，我不禁要正色告知，看完整本书，就笑不出来了。老话说，哭的日子在后面呢。
不是哭，是比哭还难受。因为这本书告诉我们，世界如此庸俗，如此低级，身为人类已经没有自恋和抒情的余地。要命的是，它的每一句话，都准确到令人魂飞魄散。
这本书，写人如写蝼蚁，没有主人公，没有谁更重要，在叙事者的视野里，那些人不断出现，张牙舞爪，须尾俱全，生动之极，然后不断消失，有的过些时候会再来，有的就不再看见，即所谓“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这种写法，给人的印象，就是事无分巨细，人难辨高低，浑然一体。在我看来，这不是形式层面的写法，而是作者能显示真相的唯一方式。是一种冷峻的哲学。是世界观。
那么，它是一本让人绝望的书？是，至少会让你绝望一时。可是，真正的奇妙之处在于，经过这种深入的绝望之后，你的心不是变得冰凉，从此孤高傲世，而是渐渐在平静中温暖起来。然后，你会爱这个世界，爱上无比庸俗的人类，爱上他们蝼蚁般的纷繁和虚妄——
这是我读《儒林外史》的切身感受。我想说，在斜逸旁出、交错缭乱的各种叙事线索的上方，作者的目光，如朝阳一般，照耀着书中蠕蠕而动的众生，照耀着自以为置身书外的我们，而生活所至之处，都仿佛让我们在不断重温这部伟大的中国小说，了不起的人类之书。
我的耳边，此时悠悠回响着全书的最末一句：“自此，他两人常常往来。当下也就别过了。”
鲁羊
于南京东郊
2017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