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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南朝宋人虞通之在其所著的《妒记》中讲过一则有趣的故事:东晋谢安的妻子刘夫人生性嫉妒,不许谢安纳妾。谢安的子侄都很替他不平,有一天相约来劝刘夫人。怎么劝呢?他们在刘夫人面前大谈《诗经·螽斯》。《螽斯》不是通过昆虫螽斯的擅长生育来赞美文王的妻子不嫉妒,所以文王才能子孙成行吗?刘夫人听来听去,明白孩子们的意思了,就问:“这首诗是谁写的呀?”孩子们回答:“周公写的。”刘夫人笑着说:“周公是个男人,自然这么说,如果让周姥写,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其实,就唐朝,乃至从古到今的整个中国社会而言,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讲经修史的人,不都是“周公”而非“周姥”吗?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在史册中看到魏元忠激烈地反对安乐公主当皇太女时,会视他为忠臣烈士;而看到祝钦明主张让韦皇后充当祭天亚献时,则斥之为奸佞小人。甚至,这个拥有皇太女和亚献皇后的时代,也被我们称为乱世,打入另册。

然而,所谓乱世,不正是异端思想的发源处吗?在武则天成功打破女子不得称帝的规则后,更多的女性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可以拥有公权力。唐中宗一朝,垂帘听政的韦皇后上表,请求所有不是因为丈夫或儿子的功劳而获得封爵的妇女,都可以把封爵传给子孙;与此同时,姝秀辨敏的安乐公主则要求唐中宗立自己为皇太女!也许,无论是韦皇后还是安乐公主,都只是想循着武则天的足迹成为女皇,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却是一些颠倒乾坤的要求。韦皇后的请求意味着,女性可以传授政治权力;而安乐公主的要求则意味着,女性也可以继承政治权力!这样的要求,其实是想把武则天的超常发挥常规化;这样的想法,也不啻是中古中国的男女平权宣言。

如果女皇成为可能,那么,女性入朝为官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吗?聪明如上官婉儿,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中唐诗人吕温写过一首《上官昭容书楼歌》,诗的起首便是:“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婉儿号称“内宰相”,然而,内外之间的界限一定就如此严格吗?

毫无疑问,韦皇后等人的女性意识与她们的政治企图紧密相关,但这并不代表女权本身的虚妄。事实上,一个与唐代的社会现实相违背的普世价值——男女平权观念正隐藏在丑恶的政治斗争中。同样吊诡的是,也正是政坛红妆们的理想与奋斗,使得当时的政治斗争更加丑恶。

假如她们成功了又如何呢?虽然人们常说历史不容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玄想。我觉得,历史曾经有多种可能,就像人生也可能有多种际遇一样,人类所作出的一切选择,都只能是实然而非必然。但是无论如何,有选择就会有牺牲,牺牲掉的可能风光旖旎——如同那些薄命的红颜;然而,换来的也许更加波澜壮阔——如同令人低回不已的锦绣盛唐。其实,历史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不也正是历史的生命所在吗?

可能有读者注意到了,我的序言中唯独没有提到太平公主。不错,因为正文中有更多她的故事,请您耐心地往下翻。 A5uQ/sFXzRgRE0VWvvivO80UHNjvxh6HcsdlDrIhyWN6eewaiaHPCq+S4PkaRY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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