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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世界、马孔多、西艾格、约克纳帕塔法县、圣纳西索、纳尼亚 ,快说,什么是它们共有的特点?它们是你(和我)不曾生活过的地方,将来也不会。它们不适合人类居住。而且,不管这些地方细节如何精致,布置如何奢华,还是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乡镇、城市和农场。它们不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不是法雷尔的芝加哥,不是罗迪·道伊尔的巴里镇,也不是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墨西哥城(这章的标题就“滥用”了他的书名 )。不要误解—我喜爱它们。它们是小说带我们领略的了不起的地方;常常很逼真,甚至比真实更真实。但是,它们不是真实的空间。
我一直对学生强调,要去理解小说的首要的技艺。它是虚构,说的是虚构空间里的虚构人物。但一切又都非常真实。它们要求我们相信其存在,把这个明显假想的空间当作可能的真实。头疼吧?
听听下面这件事: 1954年6月16日,五个男人绕着都柏林踏上了一次悲伤的旅程。这是“布卢姆日” 五十周年纪念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就设定在这一天发生。这群人是乔伊斯的堂兄汤姆·乔伊斯,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青年作家安东尼·克罗宁,画家和酒馆老板约翰·莱恩,还有布莱恩·奥诺兰。奥诺兰以麦尔斯·纳·戈卡普兰为笔名给著名报纸专栏《废言》撰稿,还用福兰·奥布莱恩的名字发表过小说《双鸟泳河》(这是后话)。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再现小说人物的漫步之旅。奥诺兰至少正确体会了小说的精神;尽管他们一大早就碰头,他已经烂醉,一贯如此。这个小团体的每个成员都被安排了小说里的一个角色,在他们的旅程中,他们要上演这个角色。他们的目标是要按小说中指定的时间点,到达小说中的每个著名地标。他们略过了早晨的第一个地点“埃克尔斯街7号”,在那里小说的主角利奥波德·布卢姆给自己煎了一个猪腰子。最终,这趟行程中止于里恩的酒馆,对我来说这好像合情合理。这计划当然注定要失败,理由很多,不光光是要把喝醉的奥诺兰从出租车里费劲地挪进扛出。但同时,它又获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功,这几个人都没预料到或期望过会如此。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布卢姆日成了门实实在在的大生意,因为它提供了一年一度的旅游资源。所有痴迷乔伊斯的美国人都可能会去那里吃住,拿着旅游手册一站站进行他们的布卢姆朝圣。到了1990年,这个产业如此庞大,巴塞洛缪·吉尔借机写了一部侦探小说《一个乔伊斯学者之死》,小说里一个好色而贪婪的乔伊斯专家遭遇悲惨结局,虽然他并不完全命该如此。2004年6月16日,为了纪念布卢姆日一百周年,都柏林举办了布卢姆日庆典,格拉夫顿街上卖出了一万份早餐。我不知道那天这份账单有多精确,但只要想一想成千上万份爆腰花,胃里的燕麦片马上就会吐出来。不过,这里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在文学层面上,这些后来的庆典和那杂乱无章的初次尝试一样,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确信商人肯定不这么看,而当我恭维这个“只争朝夕”(这个地方连续好些年举办千年庆,而不去解决当年维京人登陆此地的确切日子的争议)的城市时,我有着文学方面的充分理由。
以下是我的看法。即使你有街道地址,还有乔伊斯同行,你还是走不到斯蒂芬·迪达勒斯、布卢姆、勃克·穆利根以及其他人物到过的地方。它们不是真实的街道。相反,它们是街道的表征。乔伊斯最出名的一点是,他虽离群索居,但又不断向朋友亲戚索要每个最不起眼的文本,关于他的城市,关于他感兴趣的时代,诸如旧节目单、电话号码本、广告传单、剪报、赛马表、任何能够促进“逼真”事业的纸片。他还在酒馆里偷听父亲和朋友们的闲聊,以剽窃他们的谈话片断而臭名昭著。当然,在老一辈的亲朋好友中,他并不是约翰·乔伊斯的孩子中最讨人喜欢的一个。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尽心尽职并稍微有些偏执的传记作者,不过他和传记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所有素材内在化了。如果说传记或历史的目标是要再现其主体的客观现实,那么,小说的目标就是要展现其客体的主观现实。乔伊斯说,他要创造他的民族的良知,但他不是去追踪真实人物的行为,而是转向了虚构,创造出一群生活在都柏林幻景中的人物。他坦然地拒绝选择纪实题材—传记、历史、新闻,而更青睐有布卢姆、摩莉和斯蒂芬的那个虚构世界。他的兴趣不是真的再现这个都柏林,而是创造一个都柏林,一个他的人物可以栖居其间的都柏林。他致力于障眼法,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让读者相信他们能看到这个都柏林,或更确切地说,他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读者可以自行补充剩余的部分。如同大多数作者一样,他也用数不清的特定细节来施展这漂亮诡计,就他而言,用的是街道名称、实际存在的商店、真实的地址,还有国家图书馆。即便缺乏一点绝对牢靠的描绘,这也很有说服力。我们从人物的思想内部,主观地体验着“真实”。在《普洛透斯》一章中,当斯蒂芬在海边行走,他听见石子在靴子底下嘎吱作响;在《埃俄罗斯》一章里,办公室里的人们感到风在刮过;在《瑙西卡》一章里,当布卢姆盯着年轻的格蒂·麦克道尔时,他看见也听到了闪耀的焰火。但本质上,它不可能完全再现那座城市。否则,它会妨碍我们对小说人物的关注。在十分钟的散步中,你会处理更多对自己居住小镇的感官信息,远远要比读上七百六十八页的《尤利西斯》而了解的都柏林多。
这很像玛丽安·摩尔笔下关于诗歌创作的诗句:“想象的花园里面有真实的蛤蟆。”小说家创造了想象的城市和想象的人物,他们有真实的危机、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困境。
谁觉得受不了啦?护士将给大家发阿司匹林。
有多少想象性? 你想要多少想象?
看看以下这个明显的情况吧。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中土世界并不存在。你走遍整个真实地球也找不到夏尔,或者幽谷,或者艾森加德,或者魔多 。许多解释这部小说的人会说夏尔代表了英格兰,魔多代表了德国,小说的整个地理分布反映了二战期间反抗纳粹统治的斗争。毫无疑问,的确如此。J. R. R.托尔金勾画的这个图景强烈暗示着他自己的世界。但要点在于,这不是他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任何人的,而是小说人物的世界。
怎么,这么说,它不重要了?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这正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环境只为故事中的人物负责。他们的世界不必非得是我们的世界,但绝对得是他们的世界。想象一下曼哈顿挤满了霍比特人、巫师、精灵和强兽人的情况。兽人们蜂拥进入华尔街,矮人们住在摩天大楼的地下室里。是啊,这太傻了,听上去就像让你从头到尾笑个不停的低级恐怖电影。或者让这一切发生在内布拉斯加的玉米田里。不,弗罗多、甘道夫需要他们自己的风景,他们自己的地理。史诗传奇需要神话空间。另一方面,如果让亨利·詹姆斯笔下人物居住在同样的神话背景里,也会荒谬可笑。伊莎贝尔·阿彻尔住在艾森加德?米利·谢尔住在魔多?算了吧。相反,萨茹曼住在艾森加德或者索隆住在魔多是对的。以下是对那个荒原入口的描述:
此外,黑暗魔君还建起一道连接两边悬崖的防御石墙,扼守隘口的出口。墙上开有单独一道铁门,墙头的城垛上终年有哨兵巡逻不停。两侧山岭底下的岩石中开凿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洞穴,里面蛰伏着大群的奥克,只要一声令下,他们便会如黑蚁倾巢而出,密密麻麻涌向战场。除了那些应索隆召唤而来的人,或那些知道通关暗语,能让索隆领土的黑门魔栏农敞开之人,没有人能经过摩多之牙而不遭咬噬。
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令人生畏。注意那些严峻、尚武和毁灭的气息:隘口、魔多之牙、咬噬、洞穴、奥克、黑蚁、城垛、哨兵、大群、黑暗魔君、黑门。这全都在一个段落里!这是一个虽生犹死之地,一个没有自由、个体,显然也没有人性的地方。托尔金没有漏过一个戏法,他也不应该漏过。史诗传奇是叙述宏大事件和伟大英雄的鸿篇巨制,作为一个古代语言学者,托尔金非常熟悉它的庞大结构和微妙之处。在《魔戒》三部曲里,他掌控了一切,包括这里环绕着 他者 (也就是 敌人 )的极其邪恶的氛围。显然这不是大部分类型小说里能用得上的环境描写,但它的确有自己的特殊用途。面对眼前凶险的任务,弗罗多和萨姆一定出离恐惧,而读者也需要理解他们的无助和面临的威胁。只看这一段,当然后面还有许多,所有人都明白了事态。
所以,想象终归是想象,即便有些来自真实生活,但它们在自己的语境里仍然发挥作用。听起来我们有了一句格言,不是吗?好吧,这是 “关于虚构地点的法则” :一个虚构作品里的地点绝不是真的地方,但必须表现得真实。
这法则意味着什么?第一,虚构。任何虚构作品的环境都是想象的构造物,不同于任何实际地点,即便它看来像是真有那么一个地方。小说家们即使用真实地点做模本,也会对它们进行选择、增减和修饰,或有时候直接进行篡改。它们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城镇,所有的街道,就是不能。为什么?首先这样的信息量对读者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这样的话,小说会长三倍,没人想看。一些作者,尤其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和自然主义作家,为自己能运用真实场所的准确细节而自豪。在《情感教育》里,福楼拜想让读者切身体验他了解的巴黎—一座真实城市的风景、声音和气味。乔伊斯仿效他的榜样,也在《尤利西斯》中描写了他的都柏林。然而,这两个地方都不是真实的城市,不是完整的城市,只是小说中的城市。对细节的选择—选择这些,排除那些—让这些“实际”的城市变成了艺术的构造。这也不错。几乎没有人,甚至那些最忠心的崇拜者(我就是其中之一),会希望《尤利西斯》比现在更冗长。
此外,不加选择的细节会造成焦点的缺失。如果菲茨杰拉德把从西艾格村到纽约的车程中的所有东西都记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被吸引到那三件重要事情上:灰谷、威尔逊的车库和艾克尔伯格医生的眼睛 。这三件事物至关重要;其余的关系不大。
第二,内在的真实。文学作品如果要在美学上令人满意,要求之一就是整体性。这个观点源自圣托马斯·阿奎那,它被提出来后,几乎每个人都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整体性,部分而言是指拥有让人物存在和采取行动的适当空间。一般来说,传奇式的人物和经历最适合于传奇式的风景。当C. S.刘路易斯的《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的孩子们从衣橱里偷偷进入纳尼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离开了世俗世界(如果纳粹的空袭逼迫他们离开家园可以被认为是世俗的),来到了幻想天地。女巫?会说话的狮子?半人半马?就在衣橱的另一边。另一方面,美国大草原的世俗大自然,却相当适合薇拉·凯瑟小说中的人物和行为。她想要讲述的故事,其本质正需要那些地方,不仅要正常平凡,还需要一定的特质。例如在《迷途的女人》中,她非常简洁地讲述了一个穿越西部的故事,而这故事需要发生在过去的边疆地带上的农场和小镇里。而当她在《大主教之死》中把故事进一步往西延伸到新墨西哥时,叙述的形态变了,转向地理和历史上都更为宽广的视野。凯瑟或者路易斯作品中的那些空间之所以说得通,是因为它们在小说的现实中提供了内在的一致性,一种整体性。
某种程度上,小说的“现实”是由我们完成的。读者参与了这些虚构世界的创建。他们填补了叙述的缝隙,抓住了细节,在想象中让可能的世界变得实实在在,在某个时刻让无法住人的地方住满了人。我在其他地方说过,阅读是两个想象空间的互动,一个是作者的,一个是读者的。在背景方面,这点最为重要。小说家不可能提供他想象世界的每个细节,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读者也不见得会领情。所以读者是被迫(也是心甘情愿)接受那些提供给他们的现实的,甚至会在需要时丰富它们。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局限。我们不能接受那些粗制滥造的虚构世界,以及因为错误或作者的懒惰而造成的逻辑不连贯。请给我们一个制作精良的世界,有着我们可以理解的法则(即使这些法则不是我们的法则),我们会很快乐。毕竟,那些世界会让我们离开自己的世界几个小时,然后又把我们带回来—这不正是我们在寻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