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津口述：
修文物是与前任工匠的对话

故宫里的钟表修复从清代传下来一直没断。因为钟表一直在使用，皇上被赶出去了，维修保养的人还是要有，所以徐文璘老先生一直在。他儿子是徐芳洲，在东华门开着一个修表铺，解放后跟着父亲也进了故宫。我的师父叫马玉良，是从故宫警卫队转过来跟老先生当学徒的。

我爷爷在故宫图书馆工作，1973年奶奶去世后，我跟爷爷一起生活，照顾他晚年。1977年我十六岁，初中毕业，那会儿毕业好像还是要上山下乡，就去插队。10月份爷爷去世，院里主动找我们，看你比较小，干脆办个接班来故宫上班。

小时候我很少进故宫，爷爷不让。送饭就送到北门，他出来接。那会儿老人和现在不太一样，故宫里的东西进来怕说不清。故宫重新开放后，那会儿跑故宫比较多，替我爷爷取工资，报销医疗费，上医务室拿药，一个月至少也得来个两趟。但最多就到图书馆，或者北边医务室。没什么心旷神怡，真没那感觉，觉得故宫就是一个单位。

上班前各屋转了转，当时钟表组人最少，遮着帘子挡西晒，屋里暗暗的，就马师父一人。跟师父聊了聊天，给开了两个钟表，问喜不喜欢这一类的，我说喜欢，他说那你就回家等着。后来就来这屋了。那会儿不太懂，感觉别屋人都挺多的，木工室一进门六七个人，地下全是刨花，感觉没有下脚地儿。钟表屋安静。我是有点喜欢安静，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跟一七十几岁的人一起生活，受爷爷的影响挺大。

基本第一年都是拿非文物练习。那会儿我们各个工作室都有一个小座钟看时间，钟坏了帮着修修，或者拿非文物的钟表练手，拆拆装装，里面怎么回事，谁挨着谁，怎么拆怎么装的，就是练个手感。慢慢熟了，第二年开始能接触文物类，也是比较简单的，拆完以后找问题，为什么不走啊，是齿轮间隙磨损大，还是说齿轮有弯齿或者弯尖，基本就是这类。有大活跟着干，打下手。修理这东西师父也没法说这个应该怎么干，那个应该怎么干，关键还是自己动手，自己体会。他不会主动把我们叫过来教，说跟动手是两码事，听完以后不如上手干更直接，练得更方便。

马师父1932年出生，我来时他是四十五岁，一直跟到1992年师父退休。师父对人要求挺严的，也不爱说话，工作时间都没什么交流。他人很正直。我们八点上班，师父七点半就到了。他来了可能先在这屋里巡视一圈，看看我们的工作进展，他虽然不问你，“昨天给你一活儿你干到什么程度了”，但活儿都在桌面上摆着，师父能看到。我们是一个活儿利索了再干一个，这个弄不利索，那个也别沾。我觉得他肯定心里有数，比如我说活儿干完了，“那行，差不多了，搁那儿吧，再拿一个新的活儿。”心里要没谱的话，他会说“你干到什么份上了，成不成啊”，肯定要问一下。所以说我觉得早晨我们没来之前他肯定就转一圈看过了。现在也一样，比方说是亓昊楠干的什么活儿，我有时候过去转一圈，我也能感觉到他干到什么进度了。都是同行，能看出来。

下班的时候，老师傅不洗手，我们也不敢洗。原先这儿有一个盆架子，每天必须把这个水给打好了，洗手水。差一刻钟十二点，一打铃师父洗手，洗完手就下班了。师父先走，我们锁门、关灯、断电什么的，基本就差个五六分钟再走。肯定师父先走。哪能我们先走，师父关灯锁门？打水必须得是徒弟打，哪有师父去给你提水去。家里没教，就是习惯，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也没人说过。你看亓昊楠早上来得比较早，到这儿把水都打好了，就是这样。

那会儿师父给你一个活儿，你老干不出来不成，着急。有什么问题自己先琢磨，实在琢磨不透再说，一般情况下不敢轻易地问，一问，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不知道，不是招师父说嘛。

基本功包括自己做工具。每天弄点铜丝，粗的细的，锉销子什么的，也是练手感，让你掌握手工工具。现在外面有现成销子卖，我们还是手工锉。不爱用外边的。手工的做出来方便，而且也快。锉销子很容易，打一个钢贴儿，锉一个斜的，然后一削。现在有用车床削，我觉得还是手工的更好，车床弄这几下，还得找准，劲大它就弯了，还不如手工快。你看我们桌上，桌沿加装一根竹条，就是为了锉东西。

修复钟表流程，第一步先做记录照相，拍下原始情况；第二步除尘；下一步拆解；第四步清洗，清洗当中看看有哪里需要修的，需要补的；第五步，修补；然后是组装，一步步调试，恢复它的部分机能，最后再整体组装。要一步步的，底层中层上层，最后总体组装咬合。

宫廷钟表都是特制的，恢复演艺功能是最难的，因为它表演功能多，稍微差一点都不成，没法凑合。有的东西差不多就行了，这钟表的东西差一点儿都不成，本身比较精密，你差一点儿，你要糊弄它，到最后肯定给你搁这儿了，转不了。这个从底层开始干，就是精细地一步一步往上，最后出了问题你还好找点，要是说底下就想凑合的话，将来它给你处置。

难度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前几年修的魔术钟 ，东西不是特别大，六七十厘米高，但是结构紧密，又表演又变魔术。据说原来提出过修，后来没修，是赶上“文革”了还是什么，又退回库。听老师傅说那东西破得比较厉害，时间长了。2007年跟荷兰合作，荷兰看见它想展览用，我就给它提出来，修了小一年。

当时荷兰也参与修，他们修的是比较简单的，几个小的，我们这个魔术钟他们没参与。一开始也想修，小道消息是他们想请俄罗斯专家修，俄罗斯人开价比较高。而且那会儿也没决定让他们修，因为这种复杂钟表很稀少，他们拿走几件小东西，像升降塔钟，故宫升降塔挺多的，魔术钟有代表性，我觉得还应该咱们自己修。

它一共有七套传动装置，走时一套，音乐一套，鸟叫一套，开门一套，底下联动变魔术一套……每一套，都有自己的运转模式，这七套还有一个联接，不能说这门没开就开始变魔术，应该是门打开同时变魔术，开这个碗，出什么样的球，什么情况下，中间碗一开，小鸟飞出来，都是要有时间联动性，错一个都不行。

开始修时，也没有图纸，一步步拆下来一大片东西，拆得挺散的。发条不行了，配几盘发条；表演的小鸟什么的，里面都坏了，有的杆都是折的，接起来；小鸟交换的气囊全糟了，虫子打烂了，从荷兰买皮子，重新糊。当时咱们国内还没有这么薄的皮子；里面那些小气门都是重新做的。

调试最费工夫。这么点小地方里有四个东西在互相变，这个起来那个上来，差一点就互相打起来，一打架就卡那儿出不来了。还不敢轻易下手，不是说觉得不合适就调，动错一点，将来恢复起来更难，所以必须看准了，才能调试。

整个修复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没有修不下去的时候，就是难点，就是慢，一点一点琢磨，干时间长了，性子也就磨出来了，你越急它越不转，以前师父说急了就别干，你再干有可能还出娄子。上周边转转，安安心，接着干。所以在这儿最大的基本功就是耐心，坐不住的人干这个比较困难。时间长了，要是喜欢，再急的性格也能磨出来。

建院九十周年展览，我们挑了一对儿乾隆时期的大型钟，这些钟一直在库房里搁着，一百多年也没有修过。按原设计有五个面，底下跑人，正面是两层的四开门，第一道第二道门打开，里边有转花表演，中层以上有十几只小鸡翅膀拍动，还有一盆水，水上面有一只鸭子在游，然后两个小水溪，一只大鸡带着一些小鸡在捡食，中间自开门跟底下是同步，打开后这个人在纺线。挑它也是因为观赏性比较强。

机芯打开一看，可能是皇上身边的工匠修过，没修好，零件拆完以后又合上了。里面又是尘土又是锈，零件全是散的，还有些坏了。好赖他还不错，给你扔里头，没有拿出来搁别地儿，那缺几个件修起来更麻烦了，这个基本没有缺大件，个别的轮坏了，你还能补能修，四周也比较严实。这么多年搬家、调库什么的，零件也没掉出去，底下要有镂空，零件掉出去两三个小的，那修起来难度更大了。

这次修我们就是从底下一步步修的，发条断了，新配盘发条。调和齿轮也不行。这个钟所有零部件全坐落在木板上，当时欧洲可能空气潮湿，不像北方这么干，这木头经过一百多年二百年热胀冷缩什么的，变形挺厉害的。有的齿轮咬合也就是两到三个毫米的量，那木座一变形，就达到五六个毫米，修复起来，也是挺难的。目前调合适了，但是就看看伏天有什么变化。

过去修大多是为了展览，都挑外形完整，缺失较少的修。你想经过建国以后，成立科技部，包括前面老先生们修了七八十年，外形完整的基本都修完了。现在为什么修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挑不出来好的了，说实话，越来越破；最近这几年没太多展览，时间比较充裕，就进行抢救性修复，都是挑外形破损，机芯复杂的。这些东西锈损得越来越厉害，再不修复，越往后修起来难度越大。从破的开始修，将来就能越修越容易。

文物修复必须有参照物，不能创造性修复。如果是一对儿钟表，可以相互参照，缺什么可以配。没有确切参照物，外形缺就缺了，零件坏了就自己修补。我们不会轻易说一个零件“坏得不能用了”，比如这齿轮，这个尖断了给它补一下，断几个补几个，这一个尖0.3毫米，不算特别小，有比它还小的。如果所有齿都掉光了，那我们就把轮片摘下来换一个，保留轴承，这就是最小干预原则。如果因为尖断了、齿折了就换一个新轮，这是不允许的，换个新轮搁上就不叫最小干预了。因为这是原件，换的是新的啊。

郭（福祥）老师说我修过写字人钟吗？哦，那是瑞士的写字人钟，那里面的人写出来的字儿是英文。当时瑞士在北京办一个活动，钟摔坏了。他们有修复师过来，但可能时间紧，晚上发现，第三天早上就要用，就请故宫帮一下忙，地方在金融街，离我家特别近。那时晚上十点多了，我从家过去干了半宿，损坏的小零件做了做，第二天中午又去，弄到晚上十二点。

其实也没什么，它有一个链断了，不够长。我说你干脆摘掉这个，买根0.5（号）的钓鱼线。那个线粗细合适，韧性好，力量够，新闻发布会能用。救急你没办法。它应该是这种链，这种链我们故宫有一些，不多，不能给他用呀，两码事。只能拿这个代替一下。他也同意，他说行行，达到效果就行。

用民国的纸币代替羊皮补气囊，我们师父那一代就用。那种纸币韧性好，比纸要强。后来我们发现前人修复中也有拿那纸币粘的。那种羊皮是国外做的，挺薄，跟纸似的，国内没有。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零件）没有啊。现在我们钱（纸币）也没了，也没法用了。

修文物是跟古人对话，他们那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的确感觉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有交流，你打开一个钟，你能感觉到有的修得很敷衍，有的做得非常细。这人手艺怎样，活糙活细，有感觉。可能很多钟上一次修都还在清朝。包括桌上这个钟，它上一次修是什么时候？解放后修过的钟肯定不会损坏得这么厉害。距离上次修应该百八十年了。

我一共修过多少钟表不是很确切了，一年平均七八个，五六个。大型的，一年也就一两个，还有小型的，估计怎么也得有二百多件三百件。

故宫的写字人钟我没修过，师父修时我们看了一眼。它写出来的毛笔字还带笔锋，比有的人写得还好。据说现在写不了了，可能有什么问题。我当然想修了，谁不愿意修没修过的东西。但它还在展览，除非换展或改陈。据说好像有那种想法，可能会在屋里搭个玻璃房子，达到恒温恒湿，现在那个殿太高，防尘啊、恒温恒湿啊不好做到。如果改陈的话应该有机会，这些钟表展了几十年，应该做一个保养。

修好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的心情？原来你不知道它什么样，修好恢复功能，看到它的表演原来是这样，心里挺有成就感。别人知不知道谁修的无所谓。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这东西修好了，搁库里，或者将来展览，再想这么大修不太可能，有的人一辈子赶不到一次。像章一类的，上代人修过，下一代人你就没机会干，因为百八十年的东西，不见得让你再过手。一个人在这儿能工作多少年，我们干得早的也就干个四十年，这件东西修完了四十年之内还能再修吗？不可能。咱们现在保存环境那么好，恒温恒湿，展览也就摆着，不像过去皇室天天玩，玩坏了，那咱们再修。现在保护得这么好，很少有机会再动，动也就是简简单单地上上弦，演示一下，或者有点小毛病，简简单单地修，简单调试一下，不会彻底修。我觉得修好一件东西的机缘很复杂，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有的人这一辈子能赶上一件，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见得修得上。现在这库里还有好多待修的，一直没动，上次修，可能还是清代。

1979年故宫进来一批年轻人，我们经常一拨人，王有亮、杨泽华我们一起，中午吃完饭急急忙忙骑车去游泳。荷花市场原来是游泳区，前海西岸底下那一大片，一直快到小岛那儿，底下是水泥的底儿，那是游泳池，体校也在那儿游泳。买张票，那会儿是二分钱，后来五分钱，上了岸有个大喷头，露天的大水管子，水管子全是眼，一开就喷水，跟洗车房似的。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现在我还有冰鞋呢。那时候站在银锭桥能看到西山。我们家窗户那儿，往西边一看也能看到西山，现在好天儿的时候还能看到。

2016年5月份跟我爱人旅游，在多伦多一个老城广场上，有两个小孩，留学生，直接就走过来问，您是那故宫王老师吧？这么老远还有人认识我？！网红什么的我真没感觉，只不过可能在街上有时候被认出来了，那也只是对这个片子感兴趣，可能对这种工作环境还有节奏感兴趣，喜欢故宫里面的东西。对我来说，每天坐这儿一上班还是跟以前一样。

微博我没有，他们年轻人都开微博。开了以后，你说老不理人家也不合适是吧，天天老看，耽误工夫，眼睛也难受。前年体检发现眼压高，上限24，当时25点多，“青光眼，你去查吧”。后来我到医院查了查，医生说还行，问题不太大，现在又到20了。现在我比较注意，不太敢那什么了。我习惯左眼戴放大镜，还真是左眼眼压高，换右眼不习惯。

从十六岁开始，我在这屋待了三十九年了。科技部这些老的工作室，基本都是在老地儿，一干就几十年，都差不多。离退休还有五年多点，干这么多年了，如果真哪天退休了，到时候想干应该还可以干的，故宫的老师傅退休以后好多都返聘。几十年了，有感情。

我带了一个徒弟，小亓，来了十年，现在干得也不错了，再有新人就他带了。干十年经验挺丰富，现在带徒弟应该没问题，我们这个慢慢就传下去了。 yvQ50K0PjMkalqdlxgypqPM4hKuHkh2rZYPJhldmWGlkNaI8n4Ua9XXxFk2U2l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