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钟表室
从清代一直传承至今

早上七点钟，103路公交车上，突然有一个姑娘穿过车厢走到最后一排座位前面：您是王老师吗？对不起，看您半天了，我实在憋不住，马上就下车了……能不能合个影？

五十五岁的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因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意外成为“男神”“网红”。在骤然降临的声誉面前，他异常淡定，仍然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遇到合影就坦然接受。这份定力是近四十年文物修复生涯带给他的，也是许多九〇后喜欢他的原因。

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中非常特殊的藏品，堪称世界博物馆同类收藏中的翘楚。清朝皇帝酷爱钟表收藏，顺治、康熙、乾隆三位皇帝嗜爱钟表的程度，一代胜过一代。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传教士到中国来，他们钻研皇帝的喜好，把当时最新、最好的钟表送到宫里，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收藏。当时欧洲的钟表工匠们，为了大清皇帝的喜好，千方百计在钟表上动脑筋：车马人物、花鸟虫鱼做装饰，日月星辰通过发条变成斗转星移。清宫的一千多件钟表藏品，制作年代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既有英、法、瑞士等名家制作，也有广州生产的精品，以及皇帝设计由做钟处完成的“御制钟”，制作精美，功能复杂，代表了当时钟表制造的最高水准。到乾隆时期，清宫钟表的制作形成一条从西洋传教士、工匠到做钟太监的非常稳定的基础梯队，这些能工巧匠在做钟处共同工作，技术上不断融合，形成了故宫现有的古代钟表修复技术。

钟表的修复技艺是唯一在故宫里一直绵延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钟表都是实用器，需要持续维护，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部下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时，钟表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内。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原做钟处的工匠徐文璘成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培养了徐芳洲、白金栋、马玉良、陈贺然四位弟子。1977年王津师从马玉良。在老师傅们退休以后，王津和他的徒弟亓昊楠，如今是故宫仅有的两位宫廷钟表修复师。至今，清宫钟表修复，已经传了三百多年。

明末到清末是中西方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这种交流与碰撞呈现在清宫钟表上，是它的纹饰、色彩等既非纯正中国的，也非完全西洋的，因此而一变，丰富而琳琅满目。中西融合，以一种物化的形态呈现，包括它的修复理念，中与西之不同也是泾渭分明。西方尊重大师作品，在整个修复过程中一定保持大师的思路，以及整件作品的完整性。而这一点，并不是清宫造办处工匠考虑的重点。他们会把大师作品拆分、重组，对它进行改造，使它能够适应皇帝的需求。看似是东西方工匠的不同，却也呈现两种文化的差异。

王津延续了故宫钟表修复的传统。2011年，瑞士某钟表品牌在大陆举办展览，带来了十八世纪钟表大师雅克·德罗父子制作的写字人钟 （又名“作家钟”），运输过程中钟表出现故障，发条断裂。按照西方修复理念，发条需要专门工具做，但写字人钟隔天就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演，显然来不及。主办方找到故宫请求帮助，王津紧急受命。到了场地，他看了很长时间，谁都没有想到他会用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用0.5号钓鱼线代替发条，借助余弦力度，可以起到发条的作用，写字人钟开始书写；再比如，某宫廷钟表机芯里的气囊原料为进口羊皮，轻薄如棉纸，时间久了原料用光，可是展览迫在眉睫，怎么办？王津用以修复气囊的，居然是韧度很强的民国纸币，“这个简直是太有意思了”。

故宫钟表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了当时人们对钟表机械的想法、工匠的想象力，整个加起来折射出民族工艺的灵活性。打开一座钟，就是与历代的工匠对话，你看得出他们的手艺高低，态度是谨慎老实，还是敷衍糊弄。就像民歌，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这些文物所承载的大量的历史信息，借着修复工艺，也一代代地保存了下来。

钟表修复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和清宫工匠的不同在于，第三代修复者王津和第四代的亓昊楠拥有更开阔的眼界，他们不断和国外的钟表制作者、钟表修复者、钟表历史研究者交流，看似一个简单的修复，实际上它的参照体系和知识体系已跟过去完全不同。他们的成长，也是故宫博物院不断与世界接轨的历程。中国和世界的融合和碰撞仍在继续，故宫的钟表修复工艺，也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而一出故宫，是另一个世界。

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收藏行业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手艺人王津与收藏家黄嘉竹形成一组有意思的映照。那是一个民间的钟表展览会，收藏家与品牌商蜂拥，现场富丽堂皇如联合国会场。黄嘉竹是台湾著名钟表收藏家，会场上，众人争睹他收藏的维多利亚女王送给爱女的怀表，一片赞叹。听说王津是故宫钟表修复师后，他反复追问故宫有没有这样的表，听到否定的答案后，黄嘉竹心满意足。

收藏家重视的，是女王签名为怀表带来的附加值，这不是整日与发条、齿轮、坏掉的鸟翅膀打交道的手艺人王津看重的。故宫的皇家收藏俱是世界各地顶级孤品，过眼、经手都是文物，但又日复一日沉浸于精确到0.1毫米的机械修复中，这为王津这样的修复者带来一种超脱的精神。事实上，与那个富丽堂皇会场中大多数人相比，王津都显得不同，他像用清水洗过，格外朴素。

超脱于物质层面，专注于工艺的价值。盛世收藏的喧嚣，对照出手艺人的本真，所以面对收藏家也好，富丽堂皇的商业会场也好，王津既不逢迎也不失落，他知道自己是谁。这大概是故宫中一个普通的钟表修复师成为网络男神的真正原因：在尘土飞扬万众创业的年代，在网络把成功者更粗暴更快速地推到我们面前的成功学的时代，人们内心仍然渴望一些更加长久不变的事物，像海水泡沫下的岩石。王津在故宫西三所钟表室的这间屋里度过了近四十年，像他这样的修复师在故宫还有很多，王津和他同事们的职业生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定力与专注，隐隐安慰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

从神武门进，顺着建福宫西墙拐进一个长夹道，穿出去，就到了文保科技部所在的西三所，这是故宫博物院整个工作区唯一设有门禁、须刷卡进入的部门。

西三所与寿康宫只有一墙之隔，这个在很多宫廷剧中屡屡出现的院落，是野史和传说中清朝冷宫的所在地。因为年久失修，灰瓦红墙慢慢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是不经意间，栋梁上明代的彩绘得以保留，与清代的明艳繁复相比，它们更为简约清丽。

小院里绿植葱茏，有木器组史连仓父亲种下的枣树，金石组恽小刚种的君子兰，漆器组闵俊嵘的漆树，摹章组沈伟的玉米和茄子，以及清代的杏树与枣树。小院也生态丰富，文物部门不加班，五点下班以后，巨大的空间留给了动物，有兴许是御猫后代的流浪猫、黄鼠狼，还有木器组收养的各种鸟。每天，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和摹章高手沈伟自觉地担当起喂猫职责，连《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剧组人员都知道，想逗猫，可以去摹画室所在的第四进小院找找看；而木器组屈峰虽貌似委屈地抱怨收留了许多“别人养着养着不要了送给我们，最后慢慢养着养着就成负担了”的动物，但下班时他不会忘记拎鸟笼回屋，否则“第二天你可能见到的只有几根毛”。

打杏是文保科技部的大事。每年五六月份，御杏树上的青杏慢慢变成了甜软的蜜黄色，年轻人暗暗兴奋起来：又可以打杏了。但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大展，每个组都领有大量修复任务，满树的杏子熟了无人采摘，密密麻麻地落了一地，引来黑压压的蚂蚁。一个清晨，上班前的一刻钟，木器组的人领头，办公室的姑娘拿出了盖文物的强韧度白纸来接着，工人登上梯子打下来许多黄杏。大家嬉笑着来分，没赶上的还特意来要。

这是西三所难得的喧声笑语的时刻，随着八点钟的到来，这里像被施了魔法的空间，时间、人声，都冻结起来。

“静”，是这里给人最深的印象。在钟表室采访王津，除了我们的说话声，就只有自鸣钟整点报时的钟鸣，悠扬，悦耳。他的徒弟亓昊楠安静得仿佛不存在，虽然他明明在房间另一隅修理钟表。“静”，变成一个整体的气场，人不由自主也静下来，感觉大声说话、用力走路都显得浮躁。那一瞬，你突然明白这里面的人反复提到的“磨性子”“静下心”“沉住气”是什么意思。任何一门宗教都把修静入定、获得专注作为入道的途径，静者心不妄动，专注已包含身心合一，修道如此，修文物何尝不如此。

技艺容不得欺骗，技艺里没有捷径。一座宫廷钟表层层组装，上千个零件必须从最底下开始每一个零件都严丝合缝，错零点一到两毫米都可能导致最后的整体罢工；一件青铜器碎成毫无规则的一百多片，有一块碎片位置不对都拼不起来；在三伏天的深夜一个漆农忙碌一晚上只能采漆八两，“百里千刀一斤漆”；修复太和殿龙椅用的鱼鳔胶，年轻小伙儿轮流着一刻不停地砸，一天下来顶多能砸半斤；一块木雕要手持穿着牙签的锉草手工打磨三遍以上才会有圆润细腻的岁月感；古字画修复揭命纸有时靠指搓，一幅画揭一两个月，过程枯燥，只能拼耐心；临摹一幅画的周期是一年起，一个临摹师一辈子临不了几张很成功的作品……手工艺是时间的艺术，修复师的世界安静而诚实，双手与心的创造，流露出的不只是高超技巧，还有人手的温度，心的高洁。正心诚意才能做出正确工艺，格物致知深入物的本质，当匠人的本真与物的本质相遇，物我两忘，日复一日，修缮文物，擦亮器具的过程中，他们自己的面貌气质也发生改变，仿佛有什么在他们身体内部也被日复一日地擦亮。他们沉入工匠无名无我的广阔的时空中，面目变得沉静，在此时空中，个人变得渺小，但以另一种方式接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