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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信任

从曼谷飞往加德满都的泰航311航班起飞两个小时后，我起身走到飞机尾部右侧的洗手间附近，弯下身子从齐腰高的小窗户望出去，希望能瞥见一些山峰。我没有失望：在高出地平线的地方，耸立着犬牙交错的喜马拉雅山脉。我就像着了魔似的，一直待在装满空汽水瓶和食物残渣的垃圾袋旁，把脸紧紧贴在冰冷的舷窗上。

突然，我认出了绵延而巨大的干城章嘉峰，它高出海平面8586米，是世界第三高峰。15分钟后，世界第五高峰马卡鲁峰映入我的眼帘。最后，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珠峰的身影。

浓黑如墨的山峰巍然耸立，傲视着周围的山脊。山峰直冲云霄，将飞机以每小时220公里极速喷出的气流撕开一道裂缝。气流掀起的一缕冰晶向东蔓延开来，宛如一条长长的丝巾。我凝视着空中这道飞机划过的轨迹，突然意识到，珠峰的最高点恰好与这架载着我穿越苍穹的飞机的飞行高度一样。猛然间，一个令我震惊的念头跃入脑海：我要攀登的高度与空客300喷气式客机的飞行高度一样，登顶珠峰近乎异想天开，甚至比这还糟。一想到这儿，我不禁手心冒汗。

40分钟后，飞机在加德满都降落。我办完通关手续走到机场大厅，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整洁的年轻人注意到我带的两个硕大的背包，于是朝我走来。“你是乔恩吧？”他用轻快的新西兰口音问道，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印满了霍尔顾客的护照相片复印件。他和我握了握手，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安迪·哈里斯，是霍尔手下的一名向导，负责送我去旅馆。

还有一位客人也是坐同一架班机从曼谷飞来的，这人是来自密歇根州布卢姆菲尔德山的律师，53岁的卢·卡西希克。卡西希克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自己的行李，而我和哈里斯则利用等他的时间交流彼此在加拿大西部都曾有过的几次艰苦的攀登经历，并且还讨论起滑雪技巧和滑雪板的长短。哈里斯对登山充满了挚爱，他对大山的真正痴迷，激起了我对自己生命中一段时光的渴望：登山成为我可以想象的最重要的事情——在自己攀登过的以及希望有朝一日攀登的山峰上留下足迹。

卡西希克个子很高、体格健壮、头发灰白而略带贵族气质。就在他从机场海关出来之际，我问哈里斯登上过几次珠峰。“实际上，”他兴奋地回答，“和你一样，这将是我的第一次。看看自己到底能爬到多高肯定很有意思。”

霍尔为我们在简陋但还算舒适的加鲁达旅馆预订了房间。旅馆坐落在加德满都杂乱的泰美尔旅游区的中心，狭窄的街道挤满了黄包车和小摊贩。加鲁达一直以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探险活动而闻名于世，旅馆的墙上贴满了曾在这里住宿过的著名登山家的签名照片，包括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 、彼得·哈伯勒 、基蒂·卡尔霍恩、约翰·罗斯克力 和杰夫·洛 。我走上通往房间的台阶时，经过一张名为“喜马拉雅三部曲”的巨幅四色海报，上面印着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和洛子峰，它们分别是地球上的最高、次高和第四高山峰。在这些山峰之上，是一个身着全副登山装备、露齿微笑的大胡子男人，名叫罗布·霍尔。这幅海报展示了霍尔在1994年的两个月内登上这三座山峰的辉煌胜利，为霍尔的冒险顾问公司招揽生意。

一个小时后，我亲眼见到了霍尔。他大概有1米93，瘦如竹竿。虽然他面带天真，但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35岁成熟许多，这或许是因为眼角深深的鱼尾纹的缘故，抑或是他的气质显得很有权威。他身着夏威夷衬衫，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的一边膝盖上绣着八卦图案，一头乱糟糟的浓密棕发盖住前额，跟灌木丛似的胡须也有待修理。

霍尔生性合群，博闻健谈，充满了新西兰人的睿智。他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关于一个法国旅行者、一个佛教徒和一头特别的牦牛的故事。他妙语连珠，顽皮地斜视着我们，时而制造一下紧张的气氛，时而又抑制不住喜悦，将头向后一仰，发出一阵爽朗而极具感染力的笑声。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

霍尔出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一个天主教蓝领家庭，是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头脑灵活、思维敏捷，但因得罪了一位专制的教师，15岁那年就辍学了。1976年，霍尔为当地一家登山设备制造商高山运动公司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干一些杂活，踩缝纫机什么的。”比尔·阿特金森回忆到。阿特金森现在是著名的登山者兼向导，他当时也在高山运动公司工作。“霍尔十六七岁时就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很快就管理起公司的整条生产线。”

霍尔当时就已经是有几年经验的山丘攀登迷了。大概就在他为高山运动公司工作期间，他又开始了攀岩和攀冰。“他学得很快，”阿特金森说，他后来成为了霍尔最亲密的登山伙伴，“他具有从任何人身上学习技巧、采纳建议的本领。”

1980年霍尔18岁，参加了攀登阿玛达布拉姆峰北坡的探险队。此峰位于珠峰南侧24公里，海拔6812米，风景秀美无比。这是霍尔第一次攀登喜马拉雅山脉，这次征途中他绕道去了珠峰大本营。他发誓，总有一天他要登上这世界的最高峰。这一夙愿的实现历时十载，经历了三次尝试，终于在1990年的5月，霍尔以探险队领队的身份登上了珠峰峰顶。探险队员包括希拉里爵士之子彼得·希拉里。在峰顶，霍尔和希拉里用无线电对新西兰全国作现场直播，在海拔8848米的地方得到了杰弗里·帕尔默总理的祝贺。

直到那时，霍尔才成为一名职业登山者。和许多同行一样，他只能从公司赞助商那里获得支付喜马拉雅山脉探险的高额费用。霍尔明白，媒体对他的关注越多，他就越容易劝诱公司打开它们的支票簿。事实证明，霍尔非常善于在平面媒体上扬名立万并在电视媒体中抛头露面。“是的，”阿特金森说，“霍尔还是有些公关才能的。”

1988年，一名来自奥克兰的向导加里·鲍尔成了霍尔主要的登山伙伴和最亲密的朋友。霍尔和鲍尔在1990年共同登顶珠峰。他们返回新西兰后不久，制订了一个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迪克·巴斯式计划。不同的是，他们将这一计划的难度提高为在7个月内征服全部山峰。 由于珠峰——七重奏中最艰难的一章已经成功完成，霍尔和鲍尔争取到了一家名为“动力源泉”的大型电力公司的赞助。他们踏上了征程。1990年12月12日，就在离7个月的最后期限仅几个小时之际，他们登上了第7座山峰——海拔4897米的南极洲最高点文森峰。这一壮举让新西兰人引以为傲。

尽管大获成功，霍尔和鲍尔不得不开始考虑他们登山事业的长远之计。“要想从公司得到源源不断的赞助，”阿特金森解释道，“登山者就必须加大赌注。下一次的登山计划必须比上一次的更有难度、更具吸引力。这就好比上紧的发条，直到力竭而死为止。霍尔和加里明白，如果不改变策略，总有一天他们要不就是不能再攀登陡峭的山峰，要不就是葬身于意外事故。”

“所以他们决定改变方向，转入高山向导这一行业。成为向导之后，攀登不再是唯一的目标。挑战来自让顾客上山、下山，这是另一种满足感。比起为得到赞助而无止境地奔波，这确实是一种更稳定的职业。如果你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顾客的数量将是无限的。”

在“7个月7座山峰”的疯狂探险中，霍尔和鲍尔制订了一个合伙开办公司的计划，带领顾客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他们深信，那些钱袋殷实但缺乏独自攀登世界级高峰经验的梦想者大有人在，于是成立了一家公司，取名为“冒险顾问”。

紧接着，他们创造了一个惊人的成绩。1992年5月，霍尔和鲍尔带领6名顾客登上了珠峰峰顶。一年之后的一个下午，他们率领一支7人探险队到达珠峰峰顶，那一天共有40人先后登顶。当他们从那次探险归来，却始料未及地遭到希拉里爵士的公开批评。他谴责霍尔在珠峰商业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收取费用护送那些新手登上峰顶，”希拉里爵士怒斥道，“是对这座山峰的大不敬。”

在新西兰，希拉里爵士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5元钞票上。由于受到这位领袖人物，这位在孩提时代就视之为英雄的登山前辈的当众斥责，霍尔感到既沮丧又尴尬。“在新西兰，希拉里被视为活着的国宝，”阿特金森说，“他说的话非常有分量，受到他的指责的确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霍尔曾想公开声明为自己辩护，但他意识到，在媒体上与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对着干，他永远也占不了上风。”

就在希拉里爵士燃起讨伐之火5个月后，霍尔遭受了另一个打击。1993年10月，鲍尔死于脑水肿，即由高海拔引起的脑容积增大。意外发生在他们攀登世界第七高峰——海拔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时。鲍尔在霍尔的臂弯中咽下最后一口气，长眠于山顶上的一个小帐篷里。第二天，霍尔将他的朋友埋葬于冰裂缝中。

此次探险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霍尔伤心地描述了他用登山绳将鲍尔的尸体送入深不见底的冰河的过程。“登山绳是为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而设计的，你永远都不应该放开它，但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我的手中滑落。”

“加里死后，霍尔悲痛欲绝。”海伦·威尔顿说，她分别在1993年、1995年和1996年担任霍尔大本营的总管。“但他很快就战胜了悲痛。这就是霍尔的方式——让生活继续。”霍尔决定独自支撑起冒险顾问公司。他很有条理地重整了公司的结构和服务，继续护送业余登山爱好者登上巨大而遥远的山峰。

1990—1995年间，霍尔共将39名登山者送上珠峰峰顶，比埃德蒙·希拉里首次登顶珠峰后的头20年间的所有登顶者还要多3人。因此，霍尔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冒险顾问公司称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领导者，比任何其他组织都具有更丰富的实际登山经验”。他在宣传册上这样写道：

你渴望冒险吗？你梦想游历七大洲或者站在高山之巅吗？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不敢将梦想付诸实践，甚至不敢与人分享梦想，更不敢承认内心强烈的渴望。

冒险顾问公司致力于组织并带领登山探险活动。我们善于将梦想变为现实，我们将与您一起实现您的目标。我们不会将您拽着上山，您必须自己付出努力，但我们保证会最大限度地为您提供安全和成功的机会。

对于那些敢于面对梦想的人来说，这一经历将带给您无法言表的感受。我们邀您与我们共攀您向往的山峰。

1996年，霍尔收取每位顾客6.5万美元作为带领他们登上世界之巅的费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我在西雅图的房屋抵押款。这笔费用还不包括去尼泊尔的机票钱和个人的装备费。事实上，没有哪家公司的收费比这更高了，霍尔的一些竞争对手甚至只收取1/3的费用。但由于霍尔的成功系数高，他不愁没人上钩。如果你执意要攀登这座山峰，并且还有一些资金的话，冒险顾问公司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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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31日清晨，也就是到达加德满都后两天，集合在一起的冒险顾问公司珠峰探险队员们登上了一架韩亚航空公司的米格-17直升机。这架历经阿富汗战争的伤痕累累的古董，跟一辆校车差不多大，有26个座位，看上去像是在谁家的后院拼凑而成的。随机工程师关上舱门，并发给每人一副棉球塞住耳朵，随后，这架巨兽般的直升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轰隆隆地划入空中。

机舱内的地板上堆满了行李装备、登山背包和纸箱子。像货物一样被运送的人们挤在机舱四周的活动座椅上，他们面朝舱内，膝盖顶着胸口。螺旋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让人无法交谈。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没人抱怨。

1963年，汤姆·霍恩宾从距加德满都十几公里的贝内派开始攀登珠峰的探险，花了31天才到达大本营。像现在的许多人一样，我们选择跳过这段陡峭而尘土飞扬的路程，坐直升机直接飞到喜马拉雅山脚下海拔2800米的偏僻小村卢卡拉。如果不坐直升机，我们得沿着霍恩宾走过的路消磨三周的时间。

环顾宽敞的机舱，我努力将记忆中的人名与眼前的队友一一对号。海伦·威尔顿，这位39岁有4个孩子的母亲，正返回大本营担任第三任大本营总管；卡罗琳·麦肯齐，一位年近30岁的出色登山者兼医生，她是探险队的队医，跟威尔顿一样，也只到大本营；卢·卡西希克，我在机场遇到的那位具有绅士风度的律师，已经攀登了七大洲最高峰中的6座；47岁沉默寡言的难波康子也是如此，她是联邦快递东京分部的人事主管；贝克·韦瑟斯，49岁，来自达拉斯的病理学家；34岁的斯图尔特·哈奇森穿着T恤衫，是一位睿智而略带书生气的加拿大心脏病专家，刚从某个科研机构请假而来；约翰·塔斯克，56岁，最年长的一位，是来自布里斯班的麻醉师，从澳大利亚军队退役后便开始爬山；弗兰克·菲施贝克，34岁，精明儒雅的中国香港出版商，曾三次随霍尔对手组织的探险队攀登珠峰，1994年他一口气登上了南峰，距山顶的垂直距离仅百米；道格·汉森，46岁，美国邮政工人，曾在1995年随霍尔攀登珠峰，跟菲施贝克一样，也只到达了南峰。

我不知该如何评价我的队友们，从外表和经历来看，他们丝毫不像那些酷爱爬山的登山者。但他们看上去友好而有教养，整个队伍中没有谁看上去像个笨蛋——至少在旅程之初还没有人露出本色。不过直觉告诉我，除了汉森之外，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汉森身材瘦长结实，不善言谈，饱经风霜的脸让人想起放了气的足球。他做了27年邮政工人，为了支付这次旅程的费用，他没日没夜地干，白天在建筑工地干活，晚上加夜班。我曾干过8年木匠活，或许是因为我们同属于一个纳税级别，很自然地就将我们与其他顾客区分开来。我跟汉森在一起有一种默契。

我渐感不安，因为从未与这样一大群陌生人共同攀登。除了21年前的阿拉斯加之行，我以前的探险都是独自一人，或与一两个信任的朋友一起。

在登山活动中，对同伴的信任至关重要。每一名登山者的行为都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利益。一个松动的绳结、一次意外的失足、一块摇动的岩石，或者其他不小心的行为，都会给自己和队友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对于登山者而言，谨慎选择，不与不明底细的人合作，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对于由向导带领登山的顾客来说，信任同伴并不容易办到，他们只能把信任寄托在向导身上。当直升机嗡嗡地驶向卢卡拉时，我猜想队友们都和我一样，真心希望霍尔已经谨慎地将能力不足的顾客淘汰出局，并有办法保证我们免受彼此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危害。 h3h4Cz2h8ftL/O81qdZy9pqgrOfO8QRXgJGpqGjlDTBlYpe4RDCfqWoBfgO0/p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