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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山就在那里

真实的细节因为传说的久远而不甚清楚。时间是1852年，地点是印度大三角测量局在台拉登北部山上的测绘站。最可靠的一种说法是，一名职员冲进印度测量局局长安德鲁·沃尔夫爵士的房间，惊呼一位名叫拉德哈纳士·锡克达的孟加拉计算员“发现了世界最高峰”。这座被标为“第15号峰”的山峰，早在3年前就有测量员用24英寸经纬仪测出其高出的角度，使得这座高度尚未确切为人们所知的山峰从位于神秘国度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中跃然而出。

在锡克达汇总并计算出测量数据之前，没人认为“第15号峰”有什么值得注意的。6座专门对其进行三角测量的测绘站位于印度的北部，与它相距160多公里。“第15号峰”除了峰顶之外，其余部分均被前面高大的悬崖遮挡，有几个悬崖甚至看起来更高一些。但是，根据锡克达精细的三角测量（考虑到了诸如地球表面的曲度、空气的折射以及铅垂线测量偏差等因素），“第15号峰”海拔8839.8米，是地球的最高点。

1865年，在锡克达的计算结果得到证实后9年，沃尔夫用该局前局长乔治·埃佛勒斯爵士的姓氏擅自将“第15号峰”命名为“埃佛勒斯峰”。而此时此刻，在这座巨峰北侧居住的西藏人早就给它起了一个甜美的名字——珠穆朗玛，即“女神，世界之母”；而住在南侧的尼泊尔人则称它为“德瓦德宏加”，即“上帝的椅子”。 但沃尔夫执意忽略当地人对它的称呼，并且在西方国家，“埃佛勒斯”这个名字依然沿用至今。

一旦珠峰被确认为地球的最高点，那人们决定登上它就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于1909年到达北极、罗尔德·阿蒙森率领挪威探险队于1911年抵达南极之后，被称为“第三极”的珠峰便成为陆地探险领域中人们最渴求的目标。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登山家和早期喜马拉雅登山史的见证人，冈瑟·迪伦弗斯说过，登临珠峰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是一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退却的事业”。

后人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从1852年锡克达测出珠峰高度，到其最终被登临的101年间，珠峰共夺去了24条生命，挫败了15支探险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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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登山家和艺术鉴赏家的眼中，珠峰算不上特别秀美出众。它的体形过于矮胖宽大，外观也略显粗糙。但是，珠峰所欠缺的建筑学上的美，可以被其压倒一切的总体美弥补。

珠峰地处中尼边界的东段，北坡在中国西藏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它比其山脚下的山谷高出3758米之多，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远远望去，它像一座由闪着银光的冰雪和暗色条纹状的岩石构成的三棱锥。最初的8次探险是英国人发起的，不过都是从北坡即中国西藏一侧开始攀登，这并非因为北坡是令人敬畏的珠峰最为薄弱的一面，而是因为在192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向外国人开放了长期关闭的边界，而尼泊尔人却依然禁止外国人入境。

早先攀登珠峰的人只能取道大吉岭 ，艰苦跋涉644公里陡峭的山路，翻越青藏高原，走到珠峰脚下。当时人们对高海拔地区的致命危险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装备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少得可怜。1924年，第3支英国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费利克斯·诺顿到达了海拔8573米的高度，距离峰顶仅275米之遥。但由于精力耗尽和雪盲症，登顶失败了。然而，这一惊人骄绩在随后的29年里几乎无人突破。

我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在诺顿登顶失败后的第4天发生了一件事。6月8日黎明，另外两名成员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离开营地向峰顶进发了。

马洛里这个名字与珠峰密不可分，他在前3次人类攀登珠峰的尝试中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其走马灯式的全美巡回演讲中，一位难缠的随队记者不断追问他为什么还要来攀登珠峰，马洛里为了打发这位记者没好气地留下了他的传世名言：“因为山在那里！”（Because it is there！）1924年，马洛里38岁，是一位已婚的学校校长，有3个年幼的孩子。出身于英国上流社会的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带有明显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健壮的体格、优雅的举止、迷人的社交风度和漂亮的外貌，成为利顿·斯特雷奇以及布鲁姆伯利区的宠儿。在珠峰海拔极高的地方，他和他的同伴仍然在帐篷里高声诵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中的片段。

1924年6月8日，马洛里和欧文缓慢地奋力向峰顶攀登，珠峰上云浪翻滚，使得山下的同伴无法追踪他们的进程。中午12：50，云团暂时散开，队友诺埃尔·奥德尔瞥见了马洛里和欧文高高在上的身影。他们比原计划晚了大约5个小时，但仍然“不慌不忙、敏捷地”向上攀登着。

那天晚上，两位登山者再也没有返回他们的帐篷，也没人再见过他们。此事引发了关于两人或其中一人在被大山吞没之前是否到达过峰顶成为英雄的激烈争论。1999年，著名的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在海拔8200米高的一个倾斜岩脊上发现了马洛里的尸体，显然75年前马洛里跌落到这里，并长眠于此。安克在马洛里的遗物里找到了几样让人迷惑的物品，这些惊人发现使得此事更加扑朔迷离。人们权衡各方的证据后认为，马洛里和欧文遇难前并未到达峰顶。

1949年，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尼泊尔终于向外部世界打开了自己的边境。一年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入藏。于是，那些攀登珠峰的人们只得将注意力转向珠峰的另一侧。1953年春季，一支满怀激情的英国探险队，带着近乎于军事行动所需的强大装备，成为第三支由尼泊尔境内攀登珠峰的探险队。5月28日，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努力，他们在东南山脊海拔8500米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第二天一早，一位又高又瘦的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一位技艺高超的夏尔巴登山家丹增·诺盖一起，背着氧气瓶向峰顶进发了。

上午9点，他们到达南峰，并望见一条极窄的通向珠峰峰顶的山脊。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来到一块大岩石的脚下。希拉里后来写道：

看起来这是山脊上最难攀登的地方了——一块高达12米的岩石台阶……岩石表面光滑，没有可抓握的地方。对于一群湖区专业登山者来说，这也许是个轻松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凭我们微薄的力量难以逾越它。

丹增紧张地从下面将绳子放松，希拉里则侧身挤进一个介于岩石和岩石边缘呈鳍状垂直的裂缝中，然后一点一点地在后来被称为希拉里台阶的地方攀爬。这次攀登既紧张又艰难，但希拉里还是坚持了下来，正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

我终于爬上了那块岩石，身体从裂缝中钻到了宽阔的山脊上，在地上躺了好半天才使呼吸平静下来。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强大的决心，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我们到达峰顶的决心。我稳稳地站在山脊上，然后示意丹增上来。我用力拽着绳子，丹增则扭动着身体从裂缝中爬出来。最后，当他爬上来的时候，就像一条经过激烈挣扎、而后又被从海里拽出来的大鱼似的瘫软在地上。

与疲劳不断抗争的两位登山者继续沿着起伏不定的山脊向上前进。希拉里觉得：

大脑反应相当迟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气坚持到最后。我翻过了又一座山，看见前面的山脊蜿蜒而下，远处就是中国西藏。我抬起头，头顶上是一个圆形的雪堆。我又挥动了几下冰镐，小心翼翼地向前迈出了几步，丹增和我终于到达了山顶。

就这样，在1953年5月29日接近中午的时候，希拉里和丹增成为世界上最先登上珠峰峰顶的人。

三天后，伊丽莎白女王在加冕典礼前夕得到了登顶珠峰的消息。伦敦《泰晤士报》在6月2日的早间版上率先报道。这条新闻报道是由一位名叫詹姆斯·莫里斯的年轻记者从珠峰上用一台密码无线发报机发出的（为了防止竞争对手抢在《泰晤士报》前面报道）。20年后，这位年轻人成为极负盛名的作家，接受了一次著名的变性手术，并把自己的教名改成了“简”。

40年后，莫里斯在《埃佛勒斯峰加冕：第一次登顶和女王加冕》一文中写道：

现在很难想象，这两件事情的巧合（加冕典礼和登顶珠穆朗玛峰）在英国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欢迎。（英国人）终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痛苦不堪的艰难日子中走出来，但同时也面对着帝国的衰落和世界范围内英国势力不可避免的减弱，英国人还不能完全相信新即位的年轻女王象征着新的开始——报纸所乐称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953年6月2日的加冕典礼是象征希望和欢乐的一天。这一天，所有英国人的全部爱国热诚找到了最佳的释放机会。更让人称奇的是，就在同一天，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消息：这个古老帝国的“开拓者”——一支英国登山队——登上了世界之巅，登上了这个地球上征服与探险的最高目标……

这一时刻唤起了英国人心中全部的复杂而丰富的情感：自豪、爱国主义、对往日战争与英勇的怀旧之情、重现昨日辉煌的期盼之心……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当他们在6月伦敦细雨纷飞的早晨等待加冕典礼仪式开始时，突然听到了这个神奇的消息，人们热烈地谈论着，仿佛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丰功伟绩。

丹增成了夏尔巴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被女王封为爵士后，希拉里的形象被印在了邮票、电影海报以及连环画、图书、杂志的封面上。一夜之间，这位来自奥克兰的面容瘦削的养蜂人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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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和丹增登上珠峰一个月之后我才被孕育，因而无法分享这份让全世界为之自豪和惊叹的激动之情。一位年长的朋友说这件事的深刻影响可与人类首次登月相媲美。10年后，另一起登上珠峰的事实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1963年5月22日，一位来自密苏里州32岁的医生汤姆·霍恩宾和一位来自俄勒冈州的神学教授威利·翁泽尔德一起，沿着未曾有人攀登过的险峻的西山脊到达珠峰峰顶。截止到那时为止，共有11人4次成功登顶，但是从西山脊这条路线攀登，比前两条路线，即南坳与东南山脊和北坳与东北山脊要难走得多。因此，霍恩宾与翁泽尔德的成功登顶，在当时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登山史上的巨大成就。

向峰顶挺进的那天晚些时候，这两位美国人碰到了一段陡峭而易碎的岩石地层——声名狼藉的“黄色地带”。登上这段峭壁需要相当的体力和高超的技巧，而在那种高海拔地区，再也没有比这更严峻的技术挑战了。霍恩宾和翁泽尔德一登上“黄色地带”就开始担心他们能否安全下来。最后他们决定，能活着下山的最大希望就是翻过峰顶，再从东南山脊那条路况良好的路线下山。当时天色已晚，地形又陌生，而氧气瓶里的氧气正在迅速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计划。

霍恩宾和翁泽尔德下午6：15到达峰顶时已是夕阳西下，他们只好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露宿一夜。在当时，那是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临时营地。那天晚上，天气寒冷，好在没有刮风。尽管后来翁泽尔德的脚趾因冻伤而被截掉，但两人总算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了。

那时候我才9岁，住在俄勒冈州的康瓦利斯城，这里也是翁泽尔德的家乡。他和我的父亲相交甚好，而我则与翁泽尔德家的大孩子们一起玩耍。雷冈长我1岁，杰维小我1岁。翁泽尔德准备去尼泊尔的前几个月，我在父亲、翁泽尔德和雷冈的陪伴下第一次登上了位于喀斯喀特山脉一座2743米高的火山山顶，现在那里已安装了索道。毫无疑问，1963年在珠峰上发生的英雄事迹在我尚未成熟的想象中激起了巨大而悠长的回响。当我的朋友们将约翰·格伦 、桑迪·考夫克斯 和约翰尼·尤尼塔斯 奉为偶像的时候，我则把霍恩宾和翁泽尔德当成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我在心中暗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登上珠峰。此后的10多年里，我一直以此为奋斗目标。20岁刚出头的时候，登山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与之相提并论。会当凌绝顶的体验是真实的、永恒的且具体的。不容忽视的危险性赋予了这项运动严肃的目的，而这恰恰是我平凡生活中所缺少的。我因这种看待生活的新视角而兴奋激动，它颠覆了按部就班的平淡生活。

另外，登山赋予人一种团队意识。成为登山者，就意味着加入到一个独立自主、狂热的理想主义团体中，其不受外界影响的程度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登山文化充满挑战、极具阳刚之气，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人留下印象。登上某座山峰的方式比登上这座山峰本身要重要得多，声誉是靠用最少的装备从最不可能的路线以最大胆的方式攀登而赢得的。没有人比所谓的单人徒手登山者（即不用登山绳或大型装备而独自攀登的人）更受人钦佩了。

那时候，我活着就是为了登山，靠每年五六千美元的收入维持生计。为了凑够攀登布加布斯山、提顿山或是阿拉斯加山脉的费用，我曾当过很长时间的木工，捕了很长时间的大马哈鱼。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曾放弃过攀登珠峰的念头。那段时间登山者中流行着将珠峰贬为“矿渣堆”的说法，意指它是一座缺乏技术挑战性和审美吸引力的山峰，以至于“技艺精湛”的登山者对它不屑一顾。我也因此开始轻视这座世界最高峰。

这种偏见的产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珠峰攀登最容易的一条路线，即南坳与东南山脊，已被攀登过不下100次了。我和我的同伴们把东南山脊称之为“牦牛之路”。这种蔑视又因1985年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加深了。当时，一位名叫迪克·巴斯的得克萨斯阔佬，年届50岁，没有什么登山经验，却在一位名叫戴维·布里希尔斯的出色年轻登山者的带领下登上了珠峰。这件事招徕了新闻媒体并非恶意的强烈关注。

在此之前，珠峰可以说是登山精英们的天堂。用《攀岩》杂志编辑迈克尔·肯尼迪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在较低的山峰接受过长期训练后，才会获得被邀请参加珠峰探险队这一殊荣。实际上，只有真正登上这座山峰的登山者才可能跻身登山明星的世界。”然而，巴斯成功的事实却改变了这一切。登上珠峰之后，他便成为第一位登上全部七大洲最高峰的人。 这一伟绩使得他闻名世界，也促使成群的业余登山者们纷纷追随他的足迹，骤然间将珠峰推入了后现代。

“对于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迪克·巴斯的成功令人鼓舞。”在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艰难旅途中，西伯恩·贝克·韦瑟斯用他浓重的东得克萨斯口音向我解释说。韦瑟斯49岁，是位达拉斯病理学家，他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迪克向我们证明，即使是平常人也可以接近珠峰，只要你身体比较健康，手头也比较宽裕。我想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如何挤出时间，并且和家人分开两个月。”

对于大多数登山者来说，从平日里挤出时间并不是多难的事，要得到足够的费用也并非不可能。过去的5年间，在七大洲最高峰上，特别是在珠峰上，人群的拥挤程度以惊人的速度加剧。为了满足需要，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由向导带领攀登的商业登山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96年春季，共有30支探险队蜂拥至珠峰的两侧，其中至少有10支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探险队。

尼泊尔政府意识到，蜂拥而至的人群将会给珠峰带来诸如安全、环境等问题。为此，尼泊尔政府制定了一个既可以控制人数又可以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提高登山许可证的价格。1991年，攀登珠峰的许可证每个售价2300美元，不限定登山队的规模。但到了1992年，每个许可证的价格涨至1万美元，且登山队的人数不得超过9人，每增加一人就要再付1200美元。

尽管收费昂贵，也仍然挡不住攀登珠峰的人群。1993年春季，也就是人类首次登上珠峰40周年，15支探险队中的294人从尼泊尔一侧登上了珠峰。这个人数是史无前例的。那一年的秋季，尼泊尔旅游局再次将许可证的费用提高到惊人的5万美元，且规定每支队伍不得超过5人，每增加一人再交1万美元，但总数最多为7人。此外，尼泊尔政府还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季节只允许4支探险队同时攀登。

但是，让尼泊尔政府始料未及的是，从中国西藏一侧攀登珠峰，不仅费用只需1.5万美元，而且对登山队的规模以及每季探险队的数量也不加限制，于是成群结队的登山者从尼泊尔转移至中国西藏，使得成百上千的夏尔巴人失业。随之而来的抗议和不满迫使尼泊尔政府在1996年春季突然取消对每季4支探险队的限制。但与此同时又再一次提高了收费标准——7人规模的队伍收7万美元，每增加一人再收1万美元。但1996年春季30支攀登珠峰的队伍中有16支是从尼泊尔一侧出发的，从这个事实来判断，高额的登山许可证费用似乎并没有起到明显的遏制作用。

这样看来，即使没有发生1996年的那场灾难，在此之前10年间商业探险活动的日趋频繁仍是一个亟待应对的问题。传统主义者对此很是恼火，因为世界最高峰被出卖给了有钱的暴发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若没有向导的帮助，恐怕连雷尼尔山这样不高的山峰都上不去；而纯粹主义者则认为，珠峰受到了贬低和亵渎。

这些批评家还指出，珠峰不断被商业化，致使从前的圣山被拖进了美国法律纠纷的泥潭。有些登山者交了一大笔钱却没能登上峰顶，将他们的向导告上了法庭。皮特·阿萨斯哀叹道：“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顾客，认为自己买了一张登上珠峰的保票。这些人就是不能理解，远征珠峰不会像坐瑞士火车那样如意。”阿萨斯是位德高望重的向导，曾11次攀登珠峰，4次登顶。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涉及攀登珠峰的官司都是顾客的无理取闹。那些不称职或是信誉不好的公司，不止一次地忘了提供承诺过的诸如氧气等关键性后勤保障，甚至有向导丢下顾客自己登顶去了，使得这些失望的顾客认为他们只是被带上山来买单的。1995年，甚至有一支商业探险队的领队在开始登山之前携带顾客的好几万美元费用潜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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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我接到《户外》杂志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他建议我参加一个原定5天后启程的珠峰探险队，以便撰写一篇文章，报道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商业登山活动以及随之而生的种种争议。杂志社的意图并不是让我去攀登珠峰，仅是希望我待在大本营里，从位于珠峰西藏一侧的东绒布冰川发回报道。我很认真地考虑他的建议，甚至预订好了航班，并注射了攀登所需要的免疫针，但在最后关头还是打了退堂鼓。

过去几年来我对珠峰所表现出来的鄙视，让人很自然地以为我是很有原则的。实际上，《户外》杂志的那通电话将我潜藏已久的渴望激发了出来。我之所以拒绝，只是因为我觉得，花两个月的时间待在珠峰巨大的身影中却不能去攀登比大本营更高的地方，着实让人郁闷。如果让我花8周的时间离开妻子和家到地球的另一端，我倒是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攀登珠峰。

我问《户外》杂志的编辑布赖恩特能否将此项任务推迟12个月，这样我就有时间进行训练，以满足探险的体能需要。我还询问他们，是否愿意给我在一家比较知名的向导服务社登记，并且负担6.5万美元的费用，好给我一个登顶的机会。我本不奢望他们会同意这个计划。毕竟，在过去的15年间，我给他们写了60多篇文章，很少享受过超过两三千美元的出差补贴。

一天之后，布赖恩特跟《户外》杂志的出版商协商后给我回话了。他说杂志社不准备付这笔钱，但他和其他编辑都认为珠峰的商业化是个重要题材。他表示，如果我真有此心，也许可以想点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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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我以登山者自居，也征服过一些困难的目标。在阿拉斯加，我在“魔西之牙”峰上攀爬最困难的地方开辟了一条新路线，还独自一人登上了魔指峰，并在冰雪覆盖的山顶上独自生活了三个星期。我在加拿大和美国科罗拉多州有过多次艰难的攀冰经历。在大风肆虐的南美洲南端（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上帝的扫帚”），我登上了高达数公里凌空竖起、突兀陡峭、令人畏惧的托雷岭花岗岩峰顶。当时狂风大作，风以每小时185公里的速度横扫山顶，我被一层薄薄的冰霜裹住。托雷岭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征服的山峰。

但这些冒险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有些甚至是十几年前我二三十岁时的事情。经过41个春秋，我已过了登山的黄金年龄，只剩一把灰色的胡子和一副烂牙床，腹部还多出了十几斤赘肉。我娶了一位心爱的妻子，并意外地撞上了一份还算合适的工作，平生第一次脱离了贫困线。简而言之，我对登山的渴望已被一些由小小的满足感所组成的类似幸福的东西磨钝了。

而且，在过去的登山生涯中，我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可称之为高海拔的地方。说实话，我还没有到过海拔5300米以上的地方，那甚至还没有珠峰大本营高呢。

作为一个熟悉登山史的人，我知道自英国人1921年首次造访以来，珠峰共夺去了130人的生命（差不多每4个到达峰顶的登山者中就有1人死亡）。在这些死去的人中，有些比我还健壮，也拥有更为丰富的高山经验。但我最终发现，儿时的梦想难以磨灭，而理智已无济于事。1996年2月底，布赖恩特打来电话说，霍尔的珠峰探险队中有个位子等着我，我没有片刻犹豫就回答说愿意。 +fDbv2F4x6OqFmDn49a/fYx99DUPhAjlP5K3Ianx39MNuIYFUoleLPrU2uLksj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