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漫长的一天

双脚跨越世界之巅，一只脚在中国境内，另一只脚在尼泊尔境内。我抹去氧气面罩上的冰，紧抱着双肩以抵御寒风，茫然地凝视着广袤无垠的青藏高原。我的反应有些迟钝，只觉得脚下绵延的大地是如此壮美。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都憧憬着这一刻的到来，憧憬着这一刻的豪情满怀。然而现在，当我真的站在这里，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却提不起一点劲儿来感慨抒怀。

此时是1996年5月10日中午刚过一会儿，我已经连续57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唯一的一次进食是三天前强迫自己咽下去的一碗面汤和一把M&M花生巧克力豆。连续几周猛烈的咳嗽快把我的肋骨震断了，每次呼吸都犹如受刑般痛苦。在海拔8848米的对流层，大脑只能得到极少的氧气，我的智力严重下降。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我比阿纳托列·布克瑞夫（一位为美国商业探险队担当登山向导的俄罗斯人）晚几分钟到达峰顶，但比安迪·哈里斯早到。哈里斯是我所在的探险队的新西兰向导。我与布克瑞夫仅有一面之交，可是在过去的6周里我与哈里斯渐渐熟悉起来，并喜欢上了他。我在峰顶上为哈里斯和布克瑞夫拍了4张照片，然后折返下山。我看了看表，时间是下午1：17，我在世界屋脊上停留的时间总共不超过5分钟。

后来，我停下来拍摄一张俯瞰东南山脊我们上山那条路线的照片。当我将镜头对准两个正在接近峰顶的登山者时，才注意到之前没有发现的某些变化。在南边，一个小时前还清澈的天空，现在却有一层厚厚的云挡住了普莫里峰、阿玛达布拉姆峰以及珠峰周围较小的山峰。

在付出6人死亡、寻找另外两人的努力被迫放弃、队友贝克·韦瑟斯坏死的右臂被切除等惨痛代价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开始变天时，靠近峰顶的登山者却没有留意到任何迹象呢？为什么经验丰富的向导还不停地向上攀登，将一群毫无经验的业余登山者带入一个明显的死亡陷阱呢？他们可是每人交了6.5万美元以换取安全登顶的呀！

没人能替这起山难中两支探险队的领队讲话，因为他们俩都已经死了。但我可以证明，5月10日中午刚过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预示致命的暴风雪正在逼近的迹象。凭我缺氧的大脑的记忆，从西库姆冰斗升起的云团看起来细微飘渺并无危险。云团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泛着微光，与山谷中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升起的普通对流凝聚云团并无区别。

我匆忙下山的原因与天气并无多大关系，当时我查看了一下氧气瓶的示数，发现氧气快没了。我必须下山，而且要快。

珠峰东南山脊的山巅部分是细长而厚重的石檐，峰顶和较低的南峰之间覆盖着被疾风堆砌起来的绵延400多米的积雪。通过这段锯齿状的山脊并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但是这段路程是完全暴露毫无遮掩的。从峰顶下来之后，我小心翼翼地拖着双脚走了15分钟，绕过一个2100多米深的深渊来到臭名昭著的希拉里台阶。这是山脊中一个明显的凹槽，需要一些攀登技巧才能通过。当我将自己扣到固定绳上准备下山时，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在我下面10米左右的地方，早已有十几个人在希拉里台阶脚下排队等候了。有三人正拉着那条我准备用来下山的登山绳往上爬。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自己从公用的安全绳上解下来，退到一旁。

拥堵的人群由三支探险队组成：一支是我所在的探险队，由新西兰著名向导罗布·霍尔和一群付费的顾客组成；另一支以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为领队；还有一支是非商业的中国台湾队。登山者们在海拔7900米以上的地带缓慢移动着，一个接一个吃力地向希拉里台阶攀登，而我则焦急地等着下山的机会。

我从峰顶上下来后不久，哈里斯也下来了，并很快追上了我。为了节约氧气，我让他把手伸进我的背包关上流量调节阀的阀门。后来的10分钟里，我的感觉莫名其妙地好，大脑清醒，也没有那么累了。再后来，我突然感到窒息，视线变得模糊不清，头开始发晕，眼看就要失去知觉。

原来，受缺氧的影响，哈里斯也昏头昏脑的，他非但没有帮我关上阀门，反而错误地将它开到最大，使我仅有的一点儿氧气被过快地消耗掉了。虽然在下面76米的南峰上我还有一个备用的，但要走到那儿，我就得在无氧状态下通过那段完全暴露的地段。

而且，我还要等这群拥挤的人先过去。我摘下已经没用的氧气面罩，把冰镐凿进大山冰冻的表层，然后蹲坐在山脊上。当我和身边鱼贯而过的人群互用毫无新意的语言表示祝贺时，其实心急如焚。“快点吧！快点吧！”我暗自祈祷，“你们这群人在这儿磨磨蹭蹭，我的脑细胞都死了几百万个了！”

从我身边经过的人大多数来自费希尔的探险队，队伍的后面终于出现了我的两名队友——霍尔和难波康子。再过40分钟，47岁娴静而内向的康子便可成为登上珠峰最年长的妇女，同时也是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第二位日本女性。虽然她只有41公斤，但娇小的身体里却蕴藏着令人敬畏的坚韧，在一种惊人的、不可动摇的强烈欲望驱使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再后来，道格·汉森也登上了希拉里台阶。汉森也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这位来自西雅图郊区的邮政工人成为了我在珠峰上最亲密的朋友。我在风中冲他大喊“胜利在望！”，并极力显得很高兴。筋疲力尽的汉森在氧气面罩后面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继续沉重而缓慢地向上攀登。

走在队尾的是费希尔。我们都住在西雅图，并在那儿偶然相识。费希尔的力量和魄力颇具传奇色彩。1994年，他无氧登上珠峰。所以，当我看到他如此缓慢地向上移动，摘下氧气面罩向我打招呼时竟显得如此疲劳，我颇感意外。他喘着粗气，极力高兴地用他特有的孩子气式的友好方式向我打招呼：“布——鲁——斯！”我问他感觉如何，费希尔坚持说感觉还不错：“不知为什么，今天有点儿精力不济，但没什么大碍。”当希拉里台阶上的人群散去时，我把自己扣挂在橙色的登山绳上，在费希尔被自己的冰镐突然绊倒时迅速绕过他，从悬崖边垂降下去。

等我终于下到南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此时，卷须状的云雾正飘过海拔8516米的洛子峰，向珠峰金字塔形的峰顶围拢过去。天空不再晴朗。我抓起一个新的氧气瓶，把它接到流量调节阀上，然后冲进山下聚拢的云雾中。等我下到南峰脚下的时候，天上已开始下起了小雪，视线一片模糊。

在距我垂直高度122米的地方，洁净湛蓝的天空下，珠峰依然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我的那些朋友们嬉戏成一团，为登上这个星球的最高点而欢呼雀跃。他们挥舞着旗帜，拍着照片，用光了宝贵的分分秒秒。谁都不曾想到会有一场可怕的严峻考验正在逼近。毋庸置疑，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之际，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