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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生命中无法释怀之重

1996年3月,《户外》杂志派我去尼泊尔,参加并记录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我是8名探险队员中的一员,由来自新西兰的著名向导罗布·霍尔带队。5月10日,我登上峰顶。但是这次登顶却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登顶的5位队友中,包括霍尔在内的4人消逝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我下到大本营的时候,4支探险队中共有9人死亡,另有3人在5月底相继去世。

这次探险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很难用文字加以描述。尽管如此,从尼泊尔回来5周后,我还是把手稿交给了《户外》杂志,并在杂志的9月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刊登之后,我以为有关此次探险的一切就此结束。我试着把珠峰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开始新的生活,但却始终做不到。透过纷繁迷乱的思绪,我不停地想理出一个头绪来,但同伴的逝去总是困扰着我。

《户外》杂志上的只言片语是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最准确的记录,因为截稿日期在即,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又非常复杂,其他幸存者的记忆也因极度疲劳、严重缺氧或受到惊吓而严重扭曲。在一次调查中,我请3位同伴细述一件我们在山上亲眼所见的事情,但是我们当中竟没有任何两人能在诸如时间、对话,甚至谁在现场等关键事实上保持一致。《户外》杂志登出这篇文章几天后,我发现自己的报道中有几处细节上的错误。这当中多数是为了赶稿而不可避免出现的小错,但其中一处疏漏却绝不是小错,它给一位遇难者亲友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相比文章中的错误,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由于篇幅有限,我不得不割舍许多内容。《户外》杂志的编辑马克·布赖恩特及出版商拉里·伯克已经非常厚待我了,这篇文章长达1.7万字,是杂志上普通专栏文章的四五倍。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写得太过简略,无法准确再现这起山难。珠峰彻底震撼了我。对我而言,完整而详细、不受篇幅限制地记录下整个事件,是我生命之重,正因这种冲动此书才得以成型。

人的大脑在高海拔地区产生的记忆是极不可靠的,这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避免过分依赖自己的感知,我在各种场合十分详细地采访了这起山难中的大多数幸存者。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利用大本营保留下来的无线电通话记录来证实一些细节,因为大本营里不乏意识清醒的人。

几位我所尊敬的作家和编辑曾劝我不要急于出书。他们劝我等两三年,好让自己远离这次探险活动,从而找到某些重要视角。他们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最终没有采纳,这可能是因为山上所发生的一切将我的勇气吞噬殆尽。我当时想,写这本书也许能将珠峰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当然,我没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知道,当作者把写作当作一种精神发泄时(正如我所做的那样),读者通常会被怠慢。但是我希望,读者能从山难发生后不久我所进行的痛苦的精神倾诉中得到启迪。我想尽量展现一种原始而冷酷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面临着随时间的流逝和痛苦的淡忘而被过滤掉的危险。

那些忠告我不要匆忙写书的人,也正是以前警告过我不要亲自去攀登珠峰的人。我有很多不去攀登的好理由,但攀登珠峰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是欲望战胜理智的结果。任何真正考虑这样做的人,几乎都不够理智。

明知有危险,我还是去了。但我没想到,这次攀登使我成了谋害善良之人的共犯,这将成为我心中长久的烙印。

人们之所以总在悲剧里扮演角色,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现实生活里存在着悲剧,然而悲剧却真的在文明世界里上演。

奥尔特加·加塞特 cS/ScOvLae+fCnG66S1RyXUMRQE14J3mZnW4o+acf8XftCQkKFfwmFwOs1J1IL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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