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吃完早餐以后，坦尼娅·德沃尔金离开了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世界上最冷的城市。她乘坐一架苏联空军的图-16运输机返回三千英里以外的首都莫斯科。机舱被设计成能装下六个军人，但飞机的设计者没顾上考虑乘客的舒适度——座椅用扎人的铝合金制成，而且没有任何防噪音措施。航程历时八个小时，中间有一次降落加油。因为莫斯科和雅库茨克相差六个时区，所以抵达后坦尼娅正赶上另一顿早餐。

尽管莫斯科是夏天，但坦尼娅仍然带上了大衣和绒帽。走出机场以后，她打了辆车，让司机把她送回苏联特权精英所住的政府公寓。坦尼娅和妈妈安雅，以及通常被昵称为德米卡的双胞胎哥哥德米特里住在一起。她们家有三个卧室，但安雅却总说只有以苏联标准这才算是大：她小时候随外祖父格雷戈里住在柏林的外交官公寓，那时他们住的房子比这要豪华许多。

今早家里非常安静：妈妈和德米卡都上班去了。他们的外套都挂在大厅里：坦尼娅的父亲二十多年前在墙上敲了一排钉子。天气很暖和，哥哥的黑色雨衣和妈妈的棕黄色外套都留在了家里。坦尼娅把大衣挂在这些衣服旁边，把手提箱放进了自己的卧室。她原本就没指望他们在，但对母亲不能为自己烧茶，以及德米卡不能听自己的冒险经历而微微有些失望。她想过要不要去看看外祖父母，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他们住在这个公寓的另一层。但她马上又想到自己没有这个时间。她冲了个澡，换了套衣服，然后乘公共汽车前往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 的总部。她是这里的千多名记者之一，但像她这样能够在空军喷气机上飞来飞去的并不多。她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的文章能在不触碰当局底线的情况下吸引年轻读者的心。知名度高也为她带来了坏处——上面经常给她分派一些难度很大的采访任务。

坦尼娅在餐厅里吃了一碗加了酸奶油的荞麦粥，然后去了自己所在的特别报道部。尽管已经名声在外，但她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她和同事们打了招呼，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把纸和墨桶放进打字机，接着开始写起了报道。

飞机上很颠簸，根本写不了字，不过她已经在脑子里构思好了。因此现在可以根据笔记本上记录的要点飞快地写。报道鼓励苏联年轻夫妇移居到西伯利亚从事采矿和钻探业：这可不是项容易的任务。西伯利亚的监狱提供了足够的壮劳动力，但文化水平不高。西伯利亚需要的是地质学家、工程师、测量员、建筑师、化学家和管理人员。坦尼娅在报道中刻意避开了当地的男人，而是把笔墨放在了他们的妻子身上。报道一开头，她就描绘了一个在零度以下的艰苦环境里仍然能谈笑风生的年轻母亲克拉拉。

快到中午的时候，坦尼娅的编辑达尼尔·安托诺夫拿起放在托盘里的稿纸读了起来。他个子很矮，带着新闻界里不常见的礼貌优雅。“报道非常棒，”看了一会儿，他说，“剩下的什么时候能给我？”

“我已经尽量打得很快了。”

安托诺夫吞吞吐吐地说：“你在西伯利亚的时候，听到乌斯丁·波蒂安的消息了吗？”波蒂安是个男高音歌唱家，他在意大利演出完回国的时候，被查出私带了两本《日瓦戈医生》 ，现在被关在了劳改营。

坦尼娅的心因罪恶感而紧张地跳动着。安托诺夫怀疑她了吗？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直觉异常灵敏。“没有。”她撒了个谎，“为什么这样问？你听说了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说完，安托诺夫走回了自己的办公桌。

快写完第三篇报道时，彼得·奥普特金走到她的桌旁，叼着根烟看起她写的报道来。奥普特金身材矮胖，皮肤粗糙，是特别报道部的总编。和达尼尔不同，他没有编辑的资历，而是作为党代表出现在这个部门的。他的任务是确保报道不违背克里姆林宫的准则，而他立足的唯一资本是刻板的教条主义。

看了前几页以后，奥普特金对坦尼娅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写天气的。”他来自于莫斯科以北的一个村庄，仍然带着浓厚的苏联北方口音。

坦尼娅叹口气说：“彼得，有关西伯利亚的系列报道不可能不谈到天气。人人都知道那里很冷，没人会被糊弄的。”

“但你的报道通篇都是有关天气的描写。”

“这篇报道描写的是一个来自莫斯科，有理想有追求的苏联妇女。讲述她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养活全家——重点刻画的是她在西伯利亚的伟大经历。”

安托诺夫加入了对话。“彼得，她说得对，”他说，“如果对西伯利亚的寒冷避而不谈，读者就会知道这篇报道全是在瞎说，他们就不会相信。”

“我不喜欢这样。”奥普特金固执地说。

“你必须承认，”安托诺夫据理力争，“坦尼娅把西伯利亚的生活描绘得非常激动人心。”

奥普特金想了一会儿，“也许你是对的，”他把报道放回托盘，“周六晚上我家有个聚会，”奥普特金转换了个话题，“庆祝我女儿大学毕业。不知道你和你哥哥能来参加吗？”

奥普特金常用这种无聊的聚会来结交高层，却总是达不到目的。坦尼娅知道自己可以替哥哥回答。“我和哥哥都很想去参加你的聚会，但不巧那一天正好是家母的生日。真是很可惜。”

奥普特金看起来像是受到了冒犯。“太糟糕了。”说完，他就走开了。

等他走远后，安托诺夫问：“那天不是你母亲的生日吧？”

“当然不是。”

“他会去查的。”

“那他就会知道我是为不想去找了个礼貌的托词。”

“你应该去亮个相。”

坦尼娅不想就这件事和他进行争论。她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写完这些报道以后，她要马上离开通讯社大楼，对乌斯丁·波蒂安展开营救。但丹尼尔是个开明的好上司，所以她克制住了自己的不耐。“彼得才不在乎我去不去呢，”坦尼娅说，“他是想要目前正在为赫鲁晓夫工作的我哥去。”坦尼娅经常会碰到些为了结交她家里的大人物而和她交朋友的人，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她已故的父亲是克格勃上校，舅舅沃洛佳是红军情报机关的将军。

安托诺夫有着记者的坚持。“彼得在西伯利亚的报道上让了步，你最好适当地表达一下谢意。”

“我不喜欢彼得的聚会。他的那班朋友喝醉以后，就开始对别人的老婆动手动脚。”

“我不想让他对你生恨。”

“为什么他要恨我？”

“你很有魅力。”安托诺夫并不是在和坦尼娅调情。他和一个男性朋友同居，坦尼娅知道他是不会对女人感兴趣的那种人。他采取了一种就事论事的语调。“你漂亮、能干，还很年轻，彼得有一万个理由恨你。尝试着对他更好一点吧。”说完，安托诺夫就离开了。

坦尼娅意识到他也许是对的，但她决定之后再去想这件事，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打字机上。

午饭时她去食堂弄了盘腌鲱鱼拌的土豆色拉，在自己的位子上吃了。

坦尼娅很快就完成了第三篇报道。她把打字纸递给安托诺夫。“我要回家睡觉，”她说，“别给我打电话。”

“写得非常好。”他说，“好好睡一觉。”

她把笔记本放进挎包，离开了通讯社大楼。

这时她必须确保没有人跟踪。她很累，这意味她很可能会犯低级的错误。这让她有点担心。

她走过楼下的公共汽车站，沿着公共汽车的线路经过几个街区走到前一站，在那上了车。这不是合理的举动，因此任何和她一样做的人肯定是在跟踪她。但没人这么做。

她在因革命改建成民宅的前王宫下了车。她先沿着住宅绕了一圈，为了确认她又担惊受怕地绕了第二圈。接着她走进阴暗的大厅，登上残破的大理石楼梯，向瓦西里·叶科夫的公寓走去。

正要把钥匙放进锁孔时，公寓门开了，一个十七八岁的苗条金发女孩站在门口。瓦西里站在女孩身后。坦尼娅在心里骂了一句。她既来不及转身就跑，也来不及假装走错了门。金发女孩审视了一眼坦尼娅，把坦尼娅的发型、体态和衣着尽收眼底。她亲了亲瓦西里的嘴，得胜似的看了眼坦尼娅，然后走下了楼梯。

瓦西里三十岁了，但还贪恋年轻的女孩。年轻女孩则被他的高大身材、雕塑般的长相、稍微有点长的浓密黑发，以及一对棕黄色的性感眼睛所吸引。坦尼娅对他的欣赏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她爱他的聪明、勇敢，还敬他是世界级的作家。

坦尼娅走进瓦西里的书房，把包放在一把椅子上。瓦西里是电台的文稿编辑，生性不擅整理。瓦西里的办公桌上铺满了纸张，地板上放满了各类书籍。他似乎正在根据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第一部剧本《非利士人》编写广播剧，他那只名叫小姐的灰色的猫正睡在沙发上。坦尼娅把小姐放在地上，自己坐上沙发。“那个小妞是谁？”她问瓦西里。

“是我妈。”

尽管很生气，但坦尼娅还是笑了。

“抱歉，让她来这儿了。”尽管这么说，但瓦西里没有太懊悔的样子。

“你知道我今天要来的。”

“我本以为你还会再晚一点。”

“她看见了我的脸。不应该让任何人知道你我有联系。”

“她在加姆百货商店上班，叫瓦瓦拉，不会对你起疑的。”

“拜托，瓦西里，别再让这种事发生了。我们的工作已经够危险了，别再增加多余的风险了。你哪天都能搞上年轻姑娘。”

“你说得对，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我给你倒些茶吧，你看上去很累。”说完，瓦西里忙着泡茶去了。

“我是很累，但乌斯丁·波蒂安都快要死了。”

“天杀的，他怎么了？”

“他得了肺炎。”

坦尼娅和波蒂安没有私交，但在他惹上麻烦以前采访过他。除了天赋异禀以外，他还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波蒂安是个享誉世界的苏联艺术家，他的生活中处处都享有特权。但他仍能够惹怒那些不如他幸运的、受到不公待遇的公众——这正是他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的原因。

瓦西里问：“狱方仍然在让他劳动吗？”

坦尼娅摇摇头。“他已经动不了了，但狱方就是不送他去医院。他整天躺在牢里，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你见到他了吗？”

“当然没有。问到他的情况就相当危险。去劳改营的话我多半也出不来了。”

瓦西里把糖和茶包递给她。“他得到任何治疗了吗？”

“没有。”

“你觉得他也许还能活多久？”

坦尼娅摇头。“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了。”

“我们得把这件事传出去。”

坦尼娅非常认同。“要救他的命，就只有把他的病情公之于众。然后指望着政府能在被羞辱的时候保持大度。”

“那么我们出个号外？”

“是的。”坦尼娅说，“今天就出。”

瓦西里和坦尼娅合作出版一份名为《异议》的非法出版物。这份出版物报道审核制度、游行示威、审判和政治犯。瓦西里在莫斯科电台的办公室里有台打印机，平时是用作复印文稿的。他会偷偷用它打印五十份《异议》。大多数拿到这份出版物的人会用自家的打字机，甚至抄写的方式复制出几份送给传给周围的人。这种自制地下出版物的方式叫地下出版物，在苏联传播很广，有整部小说也被这样发行过。

“我来写吧。”坦尼娅走到碗橱边，从碗橱里拿出一个放满了猫粮的纸盒。她把手探进猫粮，从猫粮里拿出一台罩着罩子的打字机。这就是用于为《异议》撰写稿件的那台。

打字和手写一样独一无二。每台打字机都有自己的特征。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从来都不是正正方方的：不是这高了点，就是那偏了点。这导致警方的专家们可以轻易根据字体找到相应的打字机。如果《异议》的文字和瓦西里电台编辑的稿件出自于同一部打字机，也许会被人发现的。于是瓦西里从节目编排部偷了台旧的打字机，把它带回家，藏在猫粮里避免被人看见。搜查认真一点，猫粮里的打字机不难被人发现。不过真有那么一天的话，瓦西里不管怎么说都玩完了。

纸盒里还放着复印机的专用蜡纸。打字机上没有色带：字母穿透纸张，复印机把把墨印在字母钻出的小孔上，形成一行行文字。

坦尼娅写了篇有关波蒂安的报道。她在报道中写道，如果苏联最伟大的男高音死在劳改营里，那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就该为此而负责。她在报道里总结了波蒂安被判有的反苏罪名，包括他对文艺自由的激情保卫。为了撇清别人对自己的怀疑，她把波蒂安在劳改营生病的消息源安在了一个虚构的歌剧爱好者身上。

写完报道以后，坦尼娅把两张蜡纸递给瓦西里。“我写得非常简洁。”她说。

“契诃夫曾经说过，简洁是一种能力。”瓦西里慢慢地读了整篇报道，然后赞赏地点了点头。“我这就去电台印五十份，”他说，“然后我们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散发。”

坦尼娅不感到惊奇，但有几分不安。“会出事吗？”

“当然不会。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有个民间组织的文化活动，正适合我们的目的。”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莫斯科的年轻人经常聚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雕像前。一些人大声读诗，吸引来更多的人。一个长年的民间诗会渐渐形成。其中有的诗作会隐晦地批评政府。

这种现象在斯大林治下连十分钟都持续不了，但改革家赫鲁晓夫却不然。他的改革包括了对文化界有限度的容忍。至今为止，当局还没对诗会展开过行动。但自由化总是进一步退两步。坦尼娅的哥哥说这完全决于赫鲁晓夫推行自己的政策是否顺畅，以及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保守派施压的力度。正因如此，很难对当局的走向进行判断。

坦尼娅很累，没精力去想这些，她觉得换作其他地方也会有一样的风险。“你去电台的时候，我要在这儿睡个觉。”

坦尼娅走进卧室。床单很乱——看来瓦西里和瓦瓦拉一整个上午都在床上。她揭开床罩，脱下鞋，伸展四肢躺在床上。

坦尼娅很累，但脑子里全是事情。她很怕，但仍然想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尽管印刷粗糙，传播范围小，但《异议》是份重要的出版物。它的存在证明苏联共产党政府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它也给了持不同政见的人支持。宗教界领袖抗议政府起诉演唱反动歌曲的民谣歌手，民谣歌手同样也为宗教界所受到的压迫进行呐喊。与其觉得自己是冲着铁板一块的政府独自呐喊，持不同政见者通过《异议》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立无援，而是千万个希望政府变得更好的人中的一部分。

民众的呼声可以救得了乌斯丁·波蒂安。

坦尼娅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有人抚摩着坦尼娅的脸颊，她被吵醒了。她睁开眼睛，看见瓦西里躺在身边。“快滚开。”她说。

“这是我的床。”

她坐起来。“我二十二岁了——对你来说，已经太老了。”

“我可以为你破例。”

“如果想加入你的红粉团，我会通知你的。”

“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人。”

“你不会的。”

“我会的。”

“也许五分钟吧。”

“永远。”

“坚持六个月，我就会考虑。”

“要六个月吗？”

“如果连六个月都坚持不了，奢谈永远又有何意义。该死的，现在几点了？”

“你睡了一整个下午，别起来。我只是脱下衣服，和你上床睡一会儿而已。”

坦尼娅站起来。“我们该出发了。”

瓦西里让步了。他也许原本就不是认真的，只是觉得有必要向眼前的女孩示爱而已。示意过后他很快就会忘了这茬儿，至少会忘一阵子。瓦西里递给她一捆大约二十五张的纸，两面都印着一行略微有些模糊的文字：新一期《异议》。尽管天气很好，但瓦西里戴上了一条红色的棉布围巾，这让他看上去更有些艺术家气质。“我们走吧。”他说。

坦尼娅让他等一会儿，她要先去卫生间。镜子里的女孩用蓝色的坚定眼睛看着她，头发杂乱，眼睛浮肿。她戴上了一副太阳镜遮住眼睛，在头发上包上一块棕黄色的头巾。这样一打扮，她就和任何一个年轻女孩没什么两样了。

不去管瓦西里不耐烦的踏脚声，坦尼娅走进厨房，在水龙头那接了杯水。喝光了之后，她对瓦西里说：“我好了。”

两人一起走到地铁站。地铁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工人。他们乘公园环线地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地铁站。他们不会停留太久——分发完五十份出版物两人就会离开。“如果惹上麻烦的话，”瓦西里说，“切记，我们不认识。”出地铁分别以后，两人融入了人群。太阳低沉，夏日正在转凉。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不光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更是个享誉世界的诗人，整个苏联都为他感到骄傲。他的英雄雕像六米多高，矗立在以他命名的广场中央。几百人聚集在草地上，他们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有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圆领汗衫，打扮西化。一个带着帽子的青年正在广场上兜售自己写的小说，是用线和复写纸装订成的，小说的名字叫《回忆往昔》。一个长发女孩拿着把吉他，但丝毫没有要弹的样子，似乎只是把吉他当成了手提包一样的装饰品。广场上只有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而便衣警察则明显到滑稽的程度：大热天却穿着皮外套，只为了藏住配枪。坦尼娅尽量不去看他们，他们可没那么好笑。参加诗会的人挨个站起来，每个人朗诵一到两首诗。朗诵者基本都是男人，但也有零星几个女人。一个顽皮的男孩读了首以笨拙农夫放牧鹅群为主题的诗歌，人群马上意识到这首诗是在影射管理这个国家的苏联共产党。除了一脸迷茫的克格勃特工以外，所有人很快都乐开了怀。

坦尼娅漫不经心地听着年轻人们朗诵的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风格的诗歌，尽量不为人注意地从人群中走过。每当看到一个表情友善的人时，她就从兜里掏出一份刊物递给对方。她一直在关注着同样在分发刊物的瓦西里。很快她就听到惊讶和担忧的声音，人们开始谈论波蒂安：这里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波蒂安是谁，也知道他是因何被监禁的。坦尼娅用最快的速度分发着刊物，希望在警察闻风而动前溜之大吉。

一个像退伍老兵似的短发男人走上前，他没有朗诵诗，而是读起了坦尼娅有关波蒂安遭遇的那篇文章。坦尼娅非常开心：消息比她希望传播的还快。当读到波蒂安得不到医疗救治的段落时，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怒吼声。穿着皮衣的便衣觉察到气氛的变化，看上去更加警觉了。坦尼娅看到有个秘密警察正急促地对着对讲机说着些什么。

坦尼娅还剩五份刊物没有发，它们几乎要在她口袋里烧出一个洞了。秘密警察本来在人群的周围。但这时他们开始走入人群，对朗诵者形成了包围。朗诵者挥舞着手里的《异议》，丝毫没有注意到步步进逼的秘密警察。有些察觉到秘密警察的围观者凑近在一起，不让试图穿越的克格勃通过。克格勃为了抓住演讲者，把挡路的人粗鲁地推到一边。骚乱就这样开始了。坦尼娅胆战心惊地退到人群的边缘。她手里还剩下一份《异议》，她把这份刊物扔在了地上。

六七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赶到了。坦尼娅惊恐地想象着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她往路对面最近的一幢大楼看了眼，更多的警察从中蜂拥而出：这些警察一定是藏在大楼里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拿着警棍分开人群，毫不留情地痛打周围的人。坦尼娅看见瓦西里转过身，用最快的速度撤离人群，她也立刻行动了起来。但没走几步，一个恐慌的少年人撞在她身上，把她撞翻在地。

坦尼娅蒙了一会儿。视线清晰以后，她看见更多人跑了过来。她跪了下来，一阵晕眩。有人在她身上绊倒了，又把她撞翻在地。这时瓦西里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抓住她的两只胳膊把她拎了起来。坦尼娅愣了一下：她没想到瓦西里会不顾危险来救她。

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瓦西里的头部，把他击倒在地。警察弯下腰，把瓦西里的手臂拽到后面，训练有素地给他戴上手铐。瓦西里抬起头，对坦尼娅做了个口型：“快跑啊！”

坦尼娅转身就跑，但没跑几步，就和一个警察撞上了。警察抓住她的胳膊。坦尼娅试图挣脱，张口大叫：“让我走。”

警察抓紧坦尼娅的胳膊，狠狠地骂道：“贱人，你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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