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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历史所揭示的发展规律，还是现实所烘托的鼎立态势，都共同说明，期货价值魅力十分醇厚，核心功能就是管理风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必需品。那么，期货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有哪些具体体现呢？事实上，对于此，诸多专家学者都已经做了研究，客观事实也明确摆在我们面前。这里只是将其总结一下，可以从如下六方面来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认为，“金融服务的是人类的欲望和潜能”，“一个设计得比较好的金融体系，应该允许人们有追逐风险的空间，同时也有可能避免承担完全无意义的不确定性”
。期货就是减少不确定的风险管理工具。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默顿·米勒认为，期货等金融创新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在于它们降低了众多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
。例如，美国的十年期、三十年期国债期货及GNMA债券期货导致美国国债现货市场交易成本每年降低170亿美元
。有了期货便利地进行套期保值，企业、投资者等微观经济主体能够有效地规避利率、汇率、股指等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实现稳定经营、长期投资。这避免紧急情况下市场恐慌，分流现货市场的压力，实现及时释放和化解风险，通过稳定个体有效促进市场整体稳定，提升了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的体制弹性。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曾指出：“金融衍生品市场极大地降低了对冲风险的成本，扩大了对冲风险的机会，而这些风险在从前都无法有效地进行规避。因此，美国的金融体系比30年前更为灵活，更为有效，经济本身对于这些金融方面的现实危机也更富有弹性”，“不仅单个金融机构对抗内在风险因素的打击能力加强，而且风险的承受面也将拓展，既有银行业系统，又有其他种类的中介单位和机构投资者，整个金融系统也变得更加具有弹性”。美国前财长盖特纳也认为，“衍生品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风险承担工具……可以增加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分散、多元化、平衡单个企业和更大范围市场的风险”
。相比之下，很多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缺乏发达完善的期货等衍生品市场，风险管理手段不足，往往成为危机的最大输家。这在历次危机事件中都有生动体现和深刻教训。
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而期货的基础功能之一就是价格发现。期货等衍生品丰富了价格指标信号，有助于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期货等衍生品提供更为丰富的现货基础信息。相比现货单一的即期价格，期货延展了价格的时间序列结构，一般同时设置多个不同到期时间的合约，提供一系列远期价格参考。二是期货等衍生品价格可用来完善传统宏观经济指标判断。如可通过商品期货价格指数以及国债期货价格变化来预测通货膨胀率，这也为诸多学者和实践所证实。三是期货期权等衍生品衍生出诸多全新的前瞻性指标，精准衡量风险程度，客观判断潜在变化，不易被外界干扰。典型的如VIX指数、TED息差指数和CDS息差指数等。其中，VIX指数衡量标普500指数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反映市场恐慌程度；TED息差为美国短期国债利率与LIBOR利率之差，表征市场利率风险变化；CDS（即信用违约掉期）息差衡量债务违约风险，反映信用变化对资金流的影响。此外，非常有趣的是，期货等衍生品的存在还对促进信息公开对称和提高信息效率起到积极作用。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副教授Amiyatosh Purnan-andam及其博士生Daniel Weagley（2016）研究
发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推出天气衍生品交易后，相关气象站的气温测量精度提升了13%~20%。他们认为，以气温数据为标的的衍生品交易对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NWS）提供的气温测量数据产生了更高要求，促使相关机构减少了测量误差，因此金融市场对数据的公开和关注能够潜在提升政府机构效率。可见，期货等衍生品市场的巧妙设计，使得更多信息在交易的过程中被发现和揭示，从而用于社会生产生活。它们与现货市场相互作用，进一步完善了价格发现过程。这就促进了市场信息公开和对称，助推公平竞争，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周期性供求失衡和结构性错配。
期货等衍生品优化风险配置，促进了风险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从风险厌恶者向风险偏好者转移。转移配置的结果，就是经济主体更加集中发挥各自资源禀赋，广泛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合理地分配实物资产资源，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正如格林斯潘所说：“金融期货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并将这些风险分配给那些最具有能力且又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种化解和转移风险的过程改善了市场形成各种金融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机制……合理的、非扭曲的金融产品和资产价格信号将有利于促进企业家更合理地分配实物资产资源，从而创造出在消费者看来最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毫无疑问，这一过程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金融衍生市场本身的附加值来自提升财富创造过程的能力。”
比如，外汇衍生品的出现可以使进出口企业专注在产品产销上，而不再受汇率波动对日常经营的影响。Hudson和Straathof（2010）对50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1985年之前发达国家的汇率波动显著降低了外贸增长，汇率波动增加1%，各国外贸将降低3.7%。而1985年之后外汇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汇率波动对外贸增长的负面影响大大减弱，Straathof和Calio（2012）发现，外汇期货市场的发展，至少消除了50%的汇率波动影响，促进了外贸增长。
一是提供了基础产品，促进了更多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创新衍生，使得金融原材料更丰富，选择空间更宽阔。二是避险机制的健全、资金安全程度的提高，推动了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使得各类投资者，尤其是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和长期资金，能够加快入市步伐，壮大了参与者队伍。三是更多的投资选择和更多投资者的进入，提高基础资产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四是期货等衍生品提供税收激励，可通过延迟收入实现、适时释放损失等方式改变应纳税时间，降低应纳税收入，降低实际税负，增加企业价值。五是基于新金融工具的创新深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效率，促进了金融体量的增加、服务能力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居民能够通过合适的渠道分享到金融发展的好处。六是实践证明，期货等衍生品往往作为基础配套设施，助推宏观金融改革。在美国、日本等境外市场推行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大致同步发展其国债及利率等期货市场，就是要利用期货机制为利率市场化奠定有利的市场条件，让改革后价格的波动通过市场化避险进行柔顺平滑。
期货市场的发展，并不会分流股市资金，而且还能提高社会资金动员能力，促进期现货市场实现同步发展，组织更多的闲置资金配置到期现货市场中，用于社会生产，这对于提高经济潜在生产率很有帮助。1984年，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证监会和期监会在共同完成的《四方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的发展并未影响股市资本形成作用发挥。2014年3月，国际知名智库米尔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首次使用定量方法研究期货等衍生品如何影响美国宏观经济增长。研究发现，一是从2003年1季度到2012年3季度，商业银行通过使用衍生品管理风险，显著增加贷款发放量，推动美国实际GDP每季度增加约27亿美元；二是衍生品的使用提升实体企业5.2%的公司价值，进而提高美国季度实际GDP约10亿美元。两个渠道合计对美国实际GDP的影响为每季度37亿美元，2003至2012年期间，美国经济活动因使用衍生品而增加1.1%（约1495亿美元）。研究专门评估了期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一是使用期货管理风险的银行信贷平均季度增长率为2.47%，比不使用期货管理风险的银行高出0.78%；在金融危机期间（2008—2012年）差异更加明显，上述两个数字分别为5.04%和3.77%。二是期货的使用，通过银行与实体企业两个渠道共同贡献了15亿美元的美国实际季度GDP增长，占季度平均GDP新增量660亿美元的2.27%；金融危机期间，贡献增至62亿美元，占季度平均GDP新增量的9.39%。
期货交易造就价格中心，集中、连续、公开交易形成的透明的期货价格，往往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成为生产贸易普遍采用的定价基准。这在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外汇、利率、债券等金融品种上也有表现，但由于股票市场发达成熟，一般仍是股票现货而不是期货市场影响力更大。抢先推出境外标的衍生品的行为屡见不鲜，如新加坡交易所抢先上市日本日经225指数期货和台湾摩台指数期货，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抢先上市德国国债期货，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抢先上市墨西哥比索期货等，都希望借此占据国际竞争的有利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货等衍生品市场，更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风险。美国发达的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巩固了其全球金融中心和金融霸权的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10月份统计发现，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损失2.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57%，其余43%约1.2万亿美元通过各类衍生品转移到其他国家，但利益全部被美国获得。风险的分散和利益的独享，也帮助美国能够快速从次贷危机的阴影里走出来。这并非美国的经济阴谋。相反，这是必然选择和客观出路。也只有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与风险的配置，才能支撑起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建立、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