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人民·领袖

——罗斯福“炉边谈话”及其他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华盛顿自然少不了有关美国总统的纪念性建筑，诸如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等，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华盛顿广场高耸入云的尖顶华盛顿纪念碑，似乎象征着一个年轻共和国的独立与成长，以及共和国宪政原则的严正与凛然。林肯纪念堂庄重的林肯塑像，又似乎象征了天赋自由的尊严以及合众国“合众为一”的精神旨归。这样的纪念性建筑，把美国人民对领袖的缅怀与景仰展现无遗，也把美利坚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华盛顿纪念碑的高耸、林肯塑像的庄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斯福纪念公园的一尊塑像——一位穿着俭朴的平民，坐在房间的一角，全神贯注，正在倾听着什么。无须多想，人们马上就会说出：“他是在聆听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

任何纪念历史人物的建筑，本质上都是对于一些思想和精神的肯定与坚守。罗斯福纪念公园的这尊平民塑像，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总统，却生动形象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领袖的非凡故事，一段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一些至今闪光的理念与精神。

一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出生在纽约的海德公园。他是荷兰人的后裔，祖辈在17世纪40年代移民到新阿姆斯特丹。罗斯福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铁路官员，母亲也出自一个富足的美国家庭。父母对罗斯福从不溺爱，父亲教给他责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母亲的严厉则有助于他勤奋、坚韧品格的形成。少年的罗斯福在公立学校读书，但更主要的是接受家庭教育。一位法国女教师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语言和历史方面的教育，对他价值观的形成也作用甚大。14岁时，罗斯福进入私立寄宿学校格罗顿学习，在这所以严格著称的学校里，他经受了锻炼，学到了知识，激发了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1900年，罗斯福进入哈佛大学。大学期间，罗斯福通过体育运动和课余活动，尤其是参与办校报的活动，从一个腼腆的“局外人”成长为一名社交活跃分子。在校三年拿到学位后，他又留在学校当了一年校报主编。1904年，罗斯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获得学位后轻松通过律师考试，进入了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此期间，他与远房堂妹埃莉诺·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结为夫妻。

罗斯福很快便发现，自己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做一名律师了。1910年，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最终获得了这个已经被共和党垄断了32年的席位。在担任州参议员期间，罗斯福显得老练而独立，对政治生活十分适应。在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罗斯福支持伍德罗·威尔逊，后来作为回报，他被任命为海军部助理部长。罗斯福对这一工作非常热爱，因为他从小就酷爱船与大海，而且笃信马汉的海权论。这份工作对罗斯福影响巨大。他主要分管海军的商务，因而必须面对企业和工会，这使他学会了与之相处，也认识到了商人唯利是图的一面。其间，他多次请求赴前线作战，以便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增添绚烂的一笔，却未能如愿。但幸运的是获得了一次赴欧洲考察海军基地的机会，他由此接触了欧洲同行，目睹了真正的战争。在1920年大选中，罗斯福被民主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虽然他最终和竞选伙伴詹姆斯·卡克斯败给了哈定和柯立芝，但这次竞选还是让罗斯福受益匪浅。

1921年8月，罗斯福在纽约长岛海滨度假时，由于火灾和冰冷刺骨的海水而患上了脊髓灰质炎。这无异于灭顶之灾，因为这意味他从此要与轮椅和拐杖为伴，甚至是彻底退出公众生活。然而，罗斯福依旧十分乐观，他通过游泳和健身来增强自己的体质。他也没有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人们总是能看到他参与政治活动的身影。而且在康复治疗中，罗斯福把对他的身体有颇多助益的佐治亚州的一处温泉建成了一个非营利性的小儿麻痹症水疗中心，并创办基金会，给患者提供收费低廉的治疗。

1924年，罗斯福回归政坛。在民主党的大会上，他提名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史密斯最后未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但罗斯福拄着双拐登台演说的豪迈气概深入人心，这一举措也为他赢得了变革的名声。四年之后，史密斯在罗斯福的支持下获得民主党提名，而史密斯则劝说罗斯福竞选纽约州州长。结果，史密斯败给了胡佛，罗斯福却赢得了州长选举。担任纽约州州长是对罗斯福影响深远的从政经历。他的州长任期几乎是与经济危机同时开始的，而他在州长任上也把纽约州当作了进行体制变革和实现政治理想的试验基地，并赢得了广泛声誉。从此，罗斯福开始青云直上，再度担任纽约州州长后，在1932年的大选中，罗斯福这颗“民主党的希望之星”击败了胡佛，成为白宫的新主人。

前所未有的是，罗斯福在白宫一待就是12年！自从有“国父”之称的华盛顿坚持两任之后不再连任后，再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任期超过两届。1940年，罗斯福本该离开白宫，但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又已经弥漫欧亚。美国人似乎认为只有罗斯福才能让美国渡过难关、走向复兴，所以又把他留在了白宫。四年后的1944年，美国已经卷入战争，而战时更换总统显然是不明智的，因而罗斯福又开始了他的第四届任期。如今回顾历史，可以说美国人民的选择是明智的，对领导美国走出两次危机来说，罗斯福堪称不二之选。

遗憾的是，罗斯福没有完成他的第四任期。1945年4月12日，身心疲惫的罗斯福，在佐治亚温泉休养时溘然长逝。幸运的是，此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而且罗斯福临终前便已断定战事即将结束，并且对战后的世界局势和美国的利益做了精心谋划。

二

还是在五岁的时候——1887年，罗斯福收到了一个奇特的祝福：“小家伙，我有一个奇怪的祝福，祝你永远不要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给他祝福的是时任总统的格罗弗·克利夫兰，当时罗斯福一家受邀在华盛顿过冬，临别时父亲带罗斯福去白宫向克利夫兰总统辞行，总统抚摸着他的头，给了他那个“奇怪的祝福”。

众所周知，成为总统，可以说是“美国梦”的最高形式，而克利夫兰之所以有此“奇怪祝福”，恐怕是“心有戚戚”了。今天，当人们谈论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头发的黑白对比时，这一点恐怕令所有人都“心有戚戚”。

的确，美国总统是个催人老的职业，而罗斯福当总统的那个年代，对总统的考验似乎更加严峻，对总统的锤炼似乎更加苛酷。人们习惯于用“受命于危难之际”来概括伟人的横空出世，但对罗斯福来说似乎并非如此，因为他是自己主动竞选而上任的；不过，时局危难，倒是千真万确。

首先是大萧条。

就像今天这场金融危机承接着“繁荣”一样，大萧条之前的美国同样经历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史称“喧嚣的20年代”（当然也有人称之为“繁荣的20年代”）。在这十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水平大幅提高：1919—1927年，工厂劳动生产率提高53%；1920—1930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20%；1922—1927年，年均经济增长7%，是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高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19年的742亿美元（按1929年美元计算）增长到1929年的1 031亿美元。科技进步带来了新产品，又使老产品价格下降，因而汽车、冰箱等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消费文化应运而生，乐观主义充斥社会。

然而，繁荣背后的严重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时，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民众收入增长的幅度却远远跟不上工业生产发展的步伐。与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相比，民众的购买力严重不足，生产与消费矛盾突出。在农业领域，由于市场萎缩和国外产品竞争，农民收入几乎减半。在工业领域，工人工资的增长远低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且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增加。这意味着以工薪支撑的全社会消费支出相对不足，而购买力不足则又使经济繁荣无法得到相应支撑，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与广大民众收入增长较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企业的利润大幅增长，再加上共和党政府降低企业税负，促使财富急速集中。到1929年时，美国国家财富的3/5集中在2%的人手中。资本的集中又促使大量资金进入投机市场。当时进入股市的不仅有大富翁，由于拜金主义的美德化以及盲目乐观情绪的作用，许多中产商人乃至工薪阶层也大量投资股票，巨额资金流入股市。在所有这些因素的鼓噪之下，股价猛升，股票获利丰厚，股市投机情况日益严重，导致严重失控。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美国股市暴跌，一天就蒸发了30亿美元，史称“黑色星期四”。当天，摩根公司拿出24亿美元基金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票，股市行情有所稳定。但10月29日，股市再次大挫，一天蒸发了1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费用。而股票市场的崩溃引起了连锁反应，各种商品大幅跌价，人们的信心严重受挫，信贷收缩，企业裹足，萧条到来。

三

大萧条对美国的影响无疑是至深至巨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所言：“美国经济和人民遭受的普遍经济灾难是空前的。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曾有过恐慌、衰退和通货膨胀，但大萧条对人民生活从而最终对美国制度性质的影响，是不可比拟的。”

就民生而言，萧条带来的是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失业。

危机开始的头一年，时任总统的胡佛要求企业维持原工资，工人工资相对稳定。1930年下半年后，生产减速，工人被迫减少工时，工资也相应减少，年平均工资减少接近20%。有经济学家推算，1927年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用为3 000美元，而实际上1932年全国家庭平均收入只有1 348美元。因此，当时的美国工人家庭缺衣少食，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相应地，出生率也显著下降，而且出生的孩子普遍健康状况较差，被称为“萧条的一代”。

农民的情况更为悲惨。本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就未曾像工人那样分享过繁荣的滋味，经济危机更使他们雪上加霜。他们辛苦劳作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贱卖，要么干脆让它们烂在地里。西部牧场主的牲畜卖不掉又养不起，只好宰杀后抛入山谷。此外，由于农民抵押借贷的利息并未减少，部分必需品的价格又不像农产品价格下跌那么严重，导致农民的购买力大为下降。因无力偿还债务，1929—1933年，有100多万户农民因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而失去了他们的财产。

中产阶级也被危机所裹挟，不无艰辛。怀揣大学文凭的人开电梯，大学教授开出租，专业技术人员领救济，并不算是新鲜事。在加利福尼亚水库工地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中，不少人原来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甚至中学校长、银行行长。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夜里敲门乞讨的，可能几个月前或一年前在银行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不少文化名人亦难逃厄运。比如，《愤怒的葡萄》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用猪油和食盐当肥皂洗衣服，连寄稿件的邮费也难以凑足，没钱看医生则只好听任牙齿坏掉。

最可怕的是失业。1929—1933年，全美平均每周都有10万人失业，总人数达1 300万。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只好四处流浪。据历史学家推测，当时的流浪大军多达150万～200万人。他们中有原本一无所有的佃农，也不乏农场主、医生、律师、教师，有单身汉也有夫妇，有婴儿也有孕妇……流浪者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而所到之处又因本身救济负担已经很重而不愿接纳他们，给他们一夜之栖、一餐之助之后便不客气地撵走，流浪者甚至要面对警察的棍棒或牢狱之灾。流浪者住在城郊用包装箱、废木板搭成的窝棚里，人称“胡佛村”；或者在公园里的长凳上过夜，裹着旧报纸拼成的“胡佛毯”。

大萧条最严重的影响是美国民众信念的崩溃和心灵的创伤。与之相应的不满和抗争相当严峻。由于胡佛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问题，民众的反弹十分强烈。反对削减工资的工人举行罢工，失业的工人举行“饥饿进军”，城镇的违法活动不时有之，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农民则走得更远，他们设路障不准把农产品运进城市，采取行动夺回自己被取消赎回权的土地，甚至不惜施暴、杀人。

冲击也指向了美利坚的制度根基。最为激进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背叛历史的结果，主张进行社会革命，学习苏联，实行共产主义。但主流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进行变革，即走一条既非自由放任、又非共产主义的中间道路。很快，知识分子、政治家、相当比例的普通民众乃至企业家达成了共识：在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前提下，舍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实行一定程度上的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革。

显然，时代呼唤变革，人民呼唤变革。就是在这一片变革之声中，1932年的大选拉开了序幕。此时，谋求连任的胡佛抱着旧政策不放，他的竞选纲领仍然坚持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联邦不对市场进行干预，基本上靠地方政府解决危机。而罗斯福则早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提名的演讲中就起誓“我决心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就此来看，两位候选人的胜负似乎已不言而喻。

四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拉开了“新政”的大幕。实际上，罗斯福的变革精神和“新政”理念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就有所体现。

罗斯福在担任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就奏响了变革的序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纽约州正是其未来“新政”的试验场。比如，在公共能源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他采取了重大举措：降低公用能源价格，力主政府管理和参与能源开发，并对私有公用企业进行有效控制；由州政府购买抛荒的土地用于植树造林，并进行将城乡接合起来的尝试。面对经济危机，他大胆采取措施救助穷人。他任命了“稳定就业委员会”，成立了“州临时救济署”。这些均较全美其他州先着一鞭，体现了罗斯福的变革精神。而在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时，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组成的智囊团就已经让他对经济政策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经济集中的趋势无法逆转，从而将自由市场转变为“被大公司经营者控制”的市场。这种由私人控制的经济生活是不可靠的，正是这种私人控制造成了大萧条。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发展的收益变成了企业主的利润、存款和资本，而这种收益本该通过向工人支付较高工资和对农产品支付更高价格来增强购买力。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由政府进行有组织的规划。这些认识，成了后来罗斯福“新政”的思想基础。

“新政”的具体内容部分地在罗斯福竞选时浮出水面。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他倡导实施森林重建计划；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他提出政府要对电力供应等公共事业进行调控；在匹兹堡的演讲中，他认为在民众饥饿和急需帮助时应该增加拨款；在多个场合，他勾画了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新秩序。此外，如财政赤字、联邦工程、提高富人税负等政策也已成竹在胸，只是出于竞选策略的原因未加渲染而已。

罗斯福“新政”往往被史学家分成两个阶段，分别冠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之名。“第一次新政”的主要立法在1933年3月9日—6月16日期间完成，历时99天，习惯上称为“百日新政”。这一阶段的“新政”侧重于解决当务之急，即遏制经济衰退，挽救业已崩溃的金融系统和濒临崩溃的农业系统，复兴工业，消除失业和饥饿。其中主要的立法有解决银行危机及金融问题的《紧急银行法》《格拉斯斯蒂高尔银行法》《证券法》以及《证券交易法》等，重建工农业平衡的《农业调整法》，政府与企业合作渡难关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帮助“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的《联邦紧急救济法》《紧急救济拨款法》。此外，新政还涉及相关的机构（如民间资源保护队、公共工程局等）和工程（如安居工程、田纳西河流域工程等）。

“第二次新政”时间在1935—1939年。这一阶段的“新政”注重具有长远影响的立法。比如，1935年的《银行法》改变了联邦储备体系的组织和权力结构，使控制权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地区储备银行回到了华盛顿的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从而确立了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银行体系；《社会保障法》规定向雇主强制性征收联邦失业保险税，联邦向各州拨款帮助各州照顾弱势群体，从而建立了较完备的福利制度；《财产税法》规定提高财产税，并将个人收入超额累进所得税和公司纯收入累进所得税提高，建立了较为公正的税收制度；《瓦格纳法》明确支持劳工的集体谈判权，并规定了维护这种权益的各种措施，同时规定超党派的劳工关系委员会为处理劳资关系的最高机构，从而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劳工、企业、政府间的关系。

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功绩是毋庸赘言的，它绝不仅仅是把美国带出了大萧条，更在于把美国带入了现代化，可以说，一个现代美国正是由此崛起的。

五

罗斯福从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来到华盛顿的白宫之后，面临着遏制危机和推行“新政”的双重使命，而这都要尽可能多地获得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显然，罗斯福是这方面的斫轮老手，他有效地驾驭了各种沟通传播工具，为自己的使命凝聚了广泛的同盟者和支持力量。在其执政的12年里，罗斯福共举行过998次记者招待会，平均每周达两次之多。而他利用“新媒体”——广播——所进行的“炉边谈话”，更成了迄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领袖人物凝聚民心的典范。

从某种角度来说，“炉边谈话”可以说是应时之举。罗斯福履任伊始所要面对的首先是银行危机，而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稳定人心，遏制乃至消除挤兑风潮。借助法律手段，罗斯福让已经关闭的银行继续休假并一度延长休假，强制性地“中止”了挤兑。但显然，这是权宜之计，根本的出路在于民众自愿放弃挤兑，甚至是增加储蓄。上任四天后的3月8日，罗斯福举行了有120名记者参加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轻松的气氛中就银行业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此举有助于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但毕竟要假手记者和报纸，受众未必广泛，传播有欠及时，甚至可能不那么全面、准确，效果令人惴惴。

3月13—15日，经核准的联储成员银行和非成员银行就要相继复业了，民众是否还会像过去那样排队挤兑银行存款呢？显然，这是一个未知数。但此时政府也并非全然无可作为，在稳定民心、提振信心方面就大有可为。于是，在银行复业的前夜——3月12日晚，罗斯福在白宫楼下的外宾接待室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采访。罗斯福坐在壁炉旁边，面前放着扩音器，场面有些像家常谈话。就在讲话之前，讲稿却不见了，但罗斯福泰然自若，拿起一份给记者准备的油印稿，熄灭了烟头，转向了扩音器，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花几分钟时间同合众国人民谈谈银行的情况——”接着，罗斯福以诚恳的态度、亲切的声调、质朴的语句，向美国民众就银行业的运作进行了浅显易懂的解释，劝说民众支持银行业发挥作用，并向公众保证，“把钱放在经过整顿、重新开业的银行里，要比放在褥子下面更安全”。全国6 000万民众收听了这次谈话，包括罗斯福纪念公园那位平民雕像的原型。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炉边谈话”之名出自时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高级新闻记者的罗伯特·特劳特，据说他认为罗斯福广播讲话的声音犹如起居室里壁炉中熊熊燃烧的炉火噼啪有声、铿锵有力。但吉姆·考克斯认为，“炉边谈话”之名出于时任CBS下属的WJSV电台经理哈里·C.布彻。当时布彻注意到外宾接待室里有一处壁炉，便提议给总统的广播讲话冠以“炉边”，即命名为“炉边谈话”，理由是：当国民打开收音机，听到自己领袖的声音，仿佛总统亲临己家，与其围炉而坐，亲切交谈。这样，特劳特每次讲开场白的时候，就用“炉边谈话”来介绍总统的广播讲话。

第一次“炉边谈话”获得了巨大成功，复业后的银行依旧长队如龙，但不是提款，而是存款——把前些天取出的钱和另外的积蓄存入银行。这样的收获凸显了这种家常式谈话的价值，罗斯福自然不会放弃再次利用。于是，5月7日，第二次“炉边谈话”同样在周末进行。这一次，罗斯福是为了推行其工业复兴计划而争取企业和劳工的支持，谈话同样获得了成功。此后，“炉边谈话”就成了必然之举，每当美国面临重大问题之时，罗斯福都要用他所钟情的这种方式与美国人民沟通。同样，美国人民也钟情于此，每当他们有所郁结和困惑之时，也都希望听到总统那亲切、诚挚的声音。

“炉边谈话”断断续续持续了11年多，几乎与罗斯福12年的任期相始终。从1933年3月12日第一次谈银行问题，到1944年6月12日谈第五次战争筹款运动，长长短短共30次。就两次危机而言，30次谈话几乎平分秋色：大萧条时期共13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共17次。从频率来看，显然以“百日新政”和对日宣战期间为最，平均间隔不足两月，此外则间隔时间时短时长。“百日新政”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半年多谈了四次，此后频率就降了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在1938年6月24日谈各党派的初选问题后，“炉边谈话”长达14个多月未再进行，直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才在9月3日简短地谈了谈欧洲战争。不过，此后，“炉边谈话”频率增高，几乎每隔半年一次，珍珠港事件后更是在不到半年里进行了三次。无疑。频率与需求有关，也符合策略原则——鲜而不疲。

六

仅仅把“炉边谈话”理解为与人民进行交流沟通的工具是不够的。“炉边谈话”不仅是与民众沟通的桥梁，也是政治斗争的利器，更是政策导向的指南。

第一次“炉边谈话”时，间不容发，政府与国会之间没机会争吵。当时政府高喊的是：“行动！行动！”国会高喊的是：“表决！表决！”罗斯福提交国会两院的《紧急银行法》几个小时就表决通过，以至于有些议员在表决前根本未曾仔细读过法案。但这样的一致并不常见，政府与国会、院外集团乃至最高法院的分歧与角力时而有之。这时，“炉边谈话”一方面是沟通民众、劝导对手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成了对付那些坚持己见、冥顽不化的反对者的利器——争取人民的理解与支持，给对手造成强大的压力，使其放弃己见，服从“新政”。这一点，在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斗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937年3月9日那次谈话，主要话题正是对司法机构改组的提议和鼓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初，远隔重洋的美国人觉得事不关己，大可安枕无忧。罗斯福同样态度超然，不愿意卷入战争。然而，保持中立的罗斯福却不认为战争与本国甚至本土无关。因此，他积极推动军事生产，向欧洲反法西斯国家和力量提供武器及其他补给，支持他们在远离美国的地方打赢战争。同时，他还主张积极备战，以防哪一天法西斯的铁蹄踏上本土。在1939年9月3日就欧战发表第一次谈话后，1940年5月26日和12月29日，罗斯福又两次谈论国防和国家安全，高瞻远瞩地把备战观点注入了人们的脑海。而1941年5月27日的谈话（最长的一次“炉边谈话”），则宣布全国进入无限期的紧急状态，把备战落到了政策措施的层面上。无疑，这些“炉边谈话”的观念和政策导向作用十分明显。也正是这样的深谋远虑，使得美国具备了较为厚实的战备基础，在战争降临的时候能够从容应对，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赢得胜利。

领袖需要有果敢善断的决策能力、迅捷坚韧的行动能力，更需要高瞻远瞩的谋划能力和循循善诱的引导能力。可以肯定的是，罗斯福如果仅有临阵磨枪般的“炉边谈话”，而没有政策导向类的“炉边谈话”，他的形象会失去几分风采，而正是后者才使其领袖形象闪现出熠熠光彩。如果我们不能断定罗斯福早四年、早八年执掌权杖，美国就不会闹出大萧条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罗斯福的前任胡佛以及胡佛的前任柯立芝、哈定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居安思危，而不是沉醉于繁荣而高歌“美国的事业就是企业”或者拘泥于体制而高擎自由放任之旗的话，美国的大萧条确实可以减轻并尽早复苏。

遗憾的是，我们虽然总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却很少切实地拿它来观照、镜鉴，尤其是在繁荣昌盛、高歌猛进的时候。就这样，在大萧条70多年之后，几乎相似的一幕重新上演。同样相似的是，我们像历史上无数次重复的那样，在事后拿起了镜子；同样遗憾的是，尽管照过了镜子，我们依然难免像过去那样继续犯错。

七

几乎每一位罗斯福的传记作家都不舍得丢掉“炉边谈话”这一题材，相反，对此他们几乎可以说是浓墨重彩。因为“炉边谈话”是罗斯福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一个部分，是其思想、理念、能力、魅力最为集中的体现，而且垂范后世，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和孜孜效法。

“炉边谈话”表现了罗斯福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作为一种拉家常式的沟通，“炉边谈话”平和、亲切，逻辑中心突出却又似随兴而谈，口气上如家人般倾心相向，用词上尽可能简单、平易，堪称语言艺术应用的典范。

“炉边谈话”平和亲切。谈话选在了日常家庭聚谈最常见的地方——壁炉前，虽然听众看不到画面，但日常生活的积累使他们可以想见总统谈话时的情形。这幅民众脑海中形成的画面，与领导人物高居讲坛宣读高头讲章的情形大为不同，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间的距离。空间距离拉近的同时，同样拉近的是心理距离，这自然使民众感到总统的话语声声可亲、字字入耳，也就欣然接受。在这个氛围中，罗斯福不再是总统，而成为民众的家人或朋友，但又是一位家中的长者或睿智的朋友，民众信赖他，愿意听从他的劝说和指引。因此，在第一次“炉边谈话”的第二天，银行刚刚开门营业，人们就纷纷前去，将家中的现金存入银行，仅在纽约，一天的存款数就超过取款数多达1 000万美元。

“炉边谈话”声情并茂。进行“炉边谈话”时，炉边听“谈”的只有记者和僚属，并没有普通民众。但情景既然设定，罗斯福也就入情入景、声情并茂，仿佛面前是一大群普通民众——产业工人、城市平民、农场主和佃农、企业雇主、中年汉子和年轻姑娘、老人和孩子，乃至孕妇……一位传记作家写道：“他有意识地使他的谈话对象——人民——形象化。他忘记了扩音器，好像他的听众也会同他一起点头、微笑或者大笑起来。”曾担任罗斯福政府劳工部部长且与总统过从甚密的珀金斯小姐在她的著作中这样写道：“罗斯福说话的时候，时而点头，时而双手做出简单、自然而轻松愉快的姿势。”“他面带微笑，容光焕发，好像他真的就坐在前廊，或者就同他们一起坐在起居室里。”

“炉边谈话”深入浅出。“炉边谈话”面对的是广大的普通民众而非专业人士，而主题却是国内外形势以及国家的大政方针，有些问题又有相当的专业性。要把事关国计而且不乏专业性的问题对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民众讲清楚，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罗斯福显然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比如，罗斯福在第一次“炉边谈话”中说的这段话——

首先，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比如买公债、做抵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运转起来。你们存入银行的钱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以货币形式保存的，其数量在平时完全能够满足普通公民的现金需要。换句话说，国家所有货币的总量仅仅是银行全部存款中很小的一部分。

就是这不足200字的一段话，便把银行业的运作机制解释得清清楚楚。因此有人说，罗斯福短短的一两百字就是一堂出色的金融课。

谈话并不是可以不讲技巧，相反，它对技巧的要求似乎更高。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就体现了极高的语言技巧——仍以第一次谈话为例：用亲切的称谓（“我的朋友”“我们”等）把听众拉到炉边来；用各种技巧做好起承转合、调动听众兴趣（“你们会问”“请让我讲清楚”等）；用各种手段使自己讲清楚、听众听明白（“换句话说”等）。这样的技巧以及大量修辞手法的运用，在“炉边谈话”中随处可见。

细细品读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我们必然会惊服于其炉火纯青的语言技巧，也会不时击节叹赏或会心微笑。

八

罗斯福“炉边谈话”的语言技巧值得细致体味、悉心效仿，而他的热情、乐观、随和、亲民等领袖魅力更应该细细体味、倾心效法——不是要成为另一个罗斯福，而是要把人民装在心坎里，把各种社会力量凝聚到抗御、扭转危机乃至引领经济、社会良好发展的神圣使命上来。

历史学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罗斯福领袖魅力的真实写照。

“你要我做什么事我都会做。你就是我们的领袖。”艾奥瓦州的一位众议员写信给罗斯福说。

“和总统在一起待一个小时以后，叫我把钉子当饭吃我都吃得下去！”一位平日颇为冷静的机关负责人对他的朋友惊叹地说道。

“我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很接近，就像他的跟班一样。他在我心目中至今仍是英雄。”罗斯福政府的一位要员临终前说。

“总统是个好伙伴——他非常聪明、机智，进能攻，退能守。他有广泛的兴趣，而且非常富有人情味。”罗斯福政府另一位性格执拗粗暴的成员哈罗德·伊克斯说。

罗斯福的领袖魅力源自何处？

领袖魅力源自罗斯福的乐观、自信。对此，我们无须赘述，只举一例佐证：1933年年初就任总统后不久，罗斯福去拜访92岁高龄的最高法院退休法官奥利弗·文戴尔·霍姆斯。霍姆斯的法官职位是罗斯福的“特德叔叔”（西奥多·罗斯福）任命的，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印象一直是：是个好人，但有点文弱。然而，此次罗斯福拜访离开后，这位伟大的法学家在书房里陷入了沉思。在座的朋友不解其意，老人望了望罗斯福刚刚走出去的那扇门，脱口说道：“智力二流，但性格却是一流！”

领袖魅力源自罗斯福的坦诚、谦逊。“炉边谈话”正是罗斯福坦诚对待人民的一种方式——他把国情、政策以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向民众和盘托出，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人或挚友。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同样也毫不矫饰自己的谦逊。在第三次“炉边谈话”时，他说：“我不否认我们在做法上可能犯下错误。我并不指望打出去的球每次都能命中。”他引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如果正确率能达到75%，他就会十分高兴。

领袖魅力源自罗斯福的操守与胸襟。罗斯福胸襟广阔，极具包容心。他的政府官员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他的座上客有着各色人等。他很少有党派门户之见，也十分鄙视路线说教。在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共度危机方面，罗斯福显示出了极为卓越的协调能力，各种力量都被他凝聚到了身边，形成了空前绝后的“罗斯福大联合”。传记作家中不乏称罗斯福为“代理人”或“经纪人”的，尤其是在其执政的早期。这样的冠称，生动揭示了罗斯福的施政理念和协调艺术。罗斯福认为，危机关头，总统的角色就是要在许多分歧因素中找出对整个国家最有利的一致目标，并通过各种手段把各种力量调集在同一目标上来。不过，对于原则性目标，罗斯福操守坚定，从不松懈，从不妥协。对此，大洋彼岸那个似乎对谁都不喜欢的人——阿道夫·希特勒，也在1933年说：“我同情罗斯福总统，因为他越过国会、越过院外集团、越过顽固的官僚主义者，径直走向自己的目标。”

领袖魅力更源自罗斯福的亲民，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的关注。还在竞选时，罗斯福就于1932年10月19日在匹兹堡说：“假如我们的公民中有人陷入饥饿或极度贫困，因而有必要增加拨款，那么即使会导致预算失衡，我也将毫不迟疑地把全部实情告诉美国人民，并请求他们允许我得到那笔增拨款项。”1933年3月21日，罗斯福致国会咨文提议成立联邦救济机构。5月12日法案通过，联邦紧急救济署成立。罗斯福任命出身贫寒、长期从事福利工作的哈里·霍普金斯任该署署长。霍普金斯立下誓言“要做到谁也不挨饿”，当一位助手呈交一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救济计划时，他说：“民众不是‘总有一天’才吃饭，他们天天都得吃！”罗斯福对霍普金斯的任命体现了他的识人之明，也体现了他自己的情感理念。

罗斯福十分注重收集民情，这靠他的智囊，靠他的妻子，更靠他自己。第一夫人埃莉诺是罗斯福了解民情的一个有效渠道。他教妻子如何体察民情：“要观察人们的脸色，要看一下晾衣绳上挂着的衣服……注意他们的汽车。”夫人一回到家，他就仔细地问长问短——民众吃什么，住得怎样，房子如何，有些什么教育设施。罗斯福自己后来也经常出去巡视。有一次在巡视西部后，他对某个委员会的人们谈及1932年和1934年人们脸上神情的变化时说：“你站在车后看人群，就能看出差别来。他们是有希望的人民，他们的勇气都写在脸上，他们非常愉快。他们知道面临极大困难，但他们正在弄清情况……”由此可见，他对民情是多么体察入微，对民众是多么充满感情。

与此相对，对那些罔顾民生、只图自身利益的人，罗斯福却毫不留情地给予驳斥。1934年8月，一个叫美国自由联盟的组织成立，其著名成员有工业家、汽车制造商、石油资本家等，也有一些知名民主党人，宗旨是“教育人们认识尊重人权和财产的必要性”。对此，罗斯福不无讥讽地说：“这个联盟抬出了两条戒律——‘保护财产的必要性和保护利润的必要性’；他们相信两件事——‘热爱上帝，然后忘记邻居’。”接着，他严正指出：“这里说的两种事都没有提到社会应当关心那些愿意工作而又无事可做的人。让民众免于挨饿，有房子住，生活过得不错，子女享受教育，这些是政府关心的事情。除此之外，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不受社会上那些企图以牺牲他人利益而获取荣华富贵的人们之害，这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话可谓立场鲜明，掷地作金石声！

罗斯福受到的美国民众的拥戴是空前的。传记作家这样写道：“芝加哥的一名焊工，亚特兰大的一位家庭主妇，西部小城的一个加油站老板，都会热情地写信给总统，向他倾诉自己的希望、忧虑和困难。”就是那些身为领导者的人，也愿意请罗斯福给予指点，“商人、雇主、银行家、农场主、劳工领袖、报纸编辑，他们离开白宫时没有一个不是深受感动，轻松愉快”。一位罗斯福政府的要员曾看到，民众蜂拥着围住罗斯福的汽车，对他唱歌，与他同声欢笑，并说自己“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受人爱戴的人”。原因何在？一位美国农场联合会的负责人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道出了个中秘密：“你捍卫人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