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2年，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有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却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是有人能雇他当救火员。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美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
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民们，生活极其惨淡，农产品价格惨跌，大量农场主破产，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
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羹剩饭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
以上的描述，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中人们的真实生活，十分悲惨。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部分行业增速出现放缓局面，国内便出现了很多声音说中国将出现1929年美国大萧条危机，根据相关资料来分析，这些都是杞人忧天，中国此次的调控举措着眼于未来，绝对不会出现规模萧条。
郁金香原产于小亚细亚，1593年传入荷兰，17世纪前半期，由于郁金香被引种到欧洲的时间很短，数量非常有限，因此价格极其昂贵，一些机敏的投机商就开始大量囤积郁金香球茎以待价格上涨。
1634年，炒买郁金香的热潮漫延为荷兰的全民运动，1000元一块的郁金香花根一个月后就升值为2万元。面对如此暴利，所有的人都冲昏了头脑。他们变卖家产，只是为了购买一株郁金香。1637年，郁金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骇人听闻的水平。与上一年相比，郁金香总涨幅高达5900%！1637年2月，一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售价高达6700荷兰盾，这笔钱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而当时荷兰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50荷兰盾。
就当人们沉浸在郁金香狂热中时，一场大崩溃已经近在眼前。
倒买倒卖的人逐渐意识到郁金香交货的时间就快要到了，一旦把郁金香的球茎种到地里，也就很难再转手买卖了，前不久还奇货可居的郁金香合同一下子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持有郁金香合同的人宁可少要点价钱也要抛给别人，在人们信心动摇之后，郁金香价格立刻就开始下降，价格下降导致人们进一步丧失对郁金香市场的信心。
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郁金香市场全线崩溃，荷兰的郁金香市场从昔日的景气场面顿时间变成了凄风苦雨和逼债逃债的地狱。在1637年4月，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合同，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从而彻底击破了这次历史上空前的经济泡沫，在这个打击之下，荷兰的郁金香投机市场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长期的经济繁荣使得英国私人资本不断集聚，社会储蓄不断膨胀，投资机会却相应不足，大量暂时闲置的资金迫切寻找出路，而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是一种特权。
在这种情形下，一家名为“南海”的股份有限公司于1711年宣告成立。英国政府给予其酒、醋、烟草等商品实行了永久性退税政策，并给予其对南海（即南美洲）的贸易垄断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军人和家庭妇女，甚至物理学家牛顿都卷入了旋涡，他在第一次进场买入南海股票时曾小赚7000镑，但第二次买进时已是股价高峰，结果大蚀2万镑离场。
人们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不在乎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只相信发起人说他们的公司如何能获取巨大利润，人们唯恐错过大捞一把的机会。一时间，股票价格暴涨，平均涨幅超过5倍。牛顿在事后不得不感叹：“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英国国会在1720年6月9日通过了《泡沫法案》，7月颁令86间“泡沫公司”为非法，予以取缔。自大量“泡沫公司”被取缔后，社会大众才如梦初醒，对股份公司怀有戒心，连带南海公司也受牵连。自7月以后，随着热潮减退，南海公司的股价由原本1000镑以上的价位急速下滑，情况不受控制。南海公司的股价暴跌，使数以千计股民血本无归，当中不乏上流社会人士，另外部分人更因为欠债累累而出逃国外。
历经一个世纪之后，英国股票市场才走出“南海泡沫”的阴影。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它的“黑色星期四”。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峰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10月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暴跌22%。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经济危机拉开序幕，迎接人们的是长达10年的大萧条。
10月2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抛售股票的旋涡之中，股指从之前的363最高点骤然下跌了平均40个百分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生的积蓄在几天内烟消云散。这是美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影响波及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美国股票市场崩溃不过是一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
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期间诞生了“胡佛村、胡佛袋、胡佛车、胡佛毯”等专属名词。
这场危机迅速席卷了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恶化世界经济形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经历了大萧条的人们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工人从20世纪20年代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发动了富有战斗性的罢工。自由主义者被苏联的繁荣吸引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保守主义者由于惧怕布尔什维克主义，日益转向法西斯主义，造就了阿道夫·希特勒、贝尼托·墨索里尼等独裁者的崛起，间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截至2003年年底，中东地区探明石油储量995.8亿吨，占全球总探明石油储量的57.4%，该地区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0.4%。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美国，三分之二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其中60%来自中东。
石油危机（Oil Crisis）为世界经济或各国经济受到石油价格的变化的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危机。迄今公认的三次石油危机，分别发生在1973年、1979年和1990年。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积沉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美国每天的石油进口减少了200万桶，许多工厂因而关门停工，政府不得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第一次石油危机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
1978年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的政局发生剧烈变化，伊朗亲美的温和派国王巴列维下台，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此时又爆发了两伊战争，全球石油产量受到影响，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随着产量的剧减，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从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34美元。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多，此次危机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1990年8月初伊拉克攻占科威特以后，伊拉克遭受国际经济制裁，使得伊拉克的原油供应中断，国际油价因而急升至42美元的高点。美国、英国经济加速陷入衰退，全球GDP增长率在1991年跌破2%。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1997年下半年日本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国际炒家损失惨重。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
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此次亚洲金融危机，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
2004—2006年两年间，美联储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
2005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获得融资。
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次贷危机是指由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信用紧缩问题而于2007年夏季开始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震荡、恐慌和危机。
随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扩大至其他金融领域，银行普遍选择提高贷款利率和减少贷款数量，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显出流动性不足危机，投资者对信贷市场的担忧加剧，导致欧洲和美国股市大幅下跌，道指持续跳水，欧洲三大股市指数、日经指数、恒生指数也纷纷出现了暴跌行情。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这次次贷危机正波及全球，全球金融体系受到重大影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中国也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
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还不够发达，固定资本的再生产还没有能够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当时的英国频繁出现过1788年、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和1819年的经济危机，但它们的出现和交替是没有规则的，而且从整个社会来看，危机还是一种局部性的或地方性的。
只有当大机器工业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生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程度时，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危机才逐渐转变为波及一切主要工业部门、震撼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825年首先在英国爆发的危机，就是最早一次这样的危机。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经济危机周期重演，之间的间隔表现了一定的规律性，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
进入20世纪，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在1900年危机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
要研究清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是周期性的原因，一个是周期长短的原因。
经济危机之所以周期性爆发，要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找。这一基本矛盾虽然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严重激化之中。经济危机是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又反过来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暂时强制地缓解这一矛盾。但危机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步重新激化起来，使另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经济危机间隔时间长短，主要是由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决定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更新必然会引起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从而促进生产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群众的购买能力，扩大消费资料市场，从而促进消费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固定资本的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它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生产过剩，为下一次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把物质磨损和精神磨损合起来看，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固定资本，平均大约10年左右就需要实行更新，固定资本的这个平均的生命周期，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创造了物质基础。
战后经济以及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等出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1957—1958年、 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危机是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他各次危机则是非同期性的或部分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例如，美国1948—1949年经济危机时，西欧和日本战后恢复，并未发生危机；西欧各国1951—1952年、1964—1966年经济危机时，美国则由于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也并未同期发生经济危机。
危机的非同期性或部分同期性，有以下几个原因：
（1）各国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不同，经济恢复的时间不同，经济周期也就不一致。
（2）局部战争，如美国的侵朝、侵越战争，对经济周期产生了不同影响。
（3）战后各国国家干预措施不相同，所以抵制经济危机的效果也各不相同。
（4）战后形成一些区域经济联盟，导致经济危机有时表现出较明显的地区同期性。
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时曾提到经济危机的周期是可变的，将逐渐缩短。
由战后只发生过三次同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来看，从1957—1958年的危机起到1980—1982年的危机爆发止，23年间发生两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略长于11年，看起来战后的经济周期是延长了。但把非同期经济危机计算在内，以美国为代表，从1948年到1980年，32年发生7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约为5年零4个月，显然又比战前大大缩短了，这是周期缩短的证明。
危机频繁、周期缩短，有以下几个原因：
（1）战后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
（2）技术的迅速进步，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个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是周期运动的传统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采取一系列的反周期措施，包括在危机和萧条阶段的膨胀性政策以及在复苏和高涨阶段的紧缩性政策，使周期发生了变形；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界限不清；高涨阶段经济增长乏力，有时还发生曲折和波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混淆在一起，不易划分，从表现形式看，整个周期是由危机、回升和高涨三个阶段组成的，而不像过去那样由四个阶段组成。
例如在1980—1982年的危机中，由于政府加强反危机措施，竟出现了“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型或几次下降与回升互相交错的锯齿型。这种周期形态变化的新现象，是由周期运动受到国家干预的严重干扰所造成的。
战后虽然周期缩短，危机频繁，但在各次危机中，工业生产下降幅度都没有战前那样大。如1973—1975年的危机，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15.3%，英国下降11.2%，法国下降16.3%；而1920—1921年的危机，这些国家分别下降了32%、55%和24%。
战后危机冲击力较小的原因，总的来说，是国家干预的反危机措施阻碍了危机的展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国家的减免税收等举措，使得固定资本投资幅度下降不大；消费信贷和保险制度的改进，个人消费需求下降幅度较小；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和管理，增强了货币信用体系抵抗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危机和物价的一般情况是：
危机阶段，物价暴跌。
萧条阶段，物价在低水平上徘徊。
复苏阶段，物价回升。
高涨阶段，物价迅速上涨。
危机再爆发时，物价又大幅度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家干预的发展，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续上涨。以美国为例，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7次经济危机，仅前两次危机物价轻微下降，其余一律上涨。
经分析，物价由暴跌转为上涨的主要原因为：
（1）国家在战后大力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和扩大信用的政策，经济危机爆发时，降低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酿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较多。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组织进一步兴起，在制定商品价格时，实行所谓“领价制”（即由最大的“领头公司”按照产品的生产费和根据“目标利润”所确定的利润量来规定产品的价格，其他公司也按这种价格去出售商品），垄断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为加强。
使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老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纺织等部门的比重将相对缩小，而新兴工业部门的比重和作用则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传统工业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产时，新兴工业部门却在继续增长，虽然抵消不了传统部门的生产下降，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全部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从而缓和了危机。
另外新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固定资本更新和改造，不仅新兴工业部门的固定资本要大量增加，而且传统部门也要大规模地采用新技术，更新机器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危机。
作者点评
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发生原因和未来的趋势，近几年，由于产业结构性调整使得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很多媒体和网站等，多次出现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同时不断地强调中国经济的冬天已经到来或者即将到来，甚至从2008年开始，每年年初，就会有某机构、某人出来大喊：最困难的一年到了！
作者认为，唱衰中国的读者，请您结合以上我们所看到的典型经济案例，以及经济危机的真正表现和发展趋势，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相关情况，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不要因为负面消息影响了自己前进的脚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切实提高自己企业实力或者自己的生活水平。
2015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GDP同比增长6.9%，6年多以来季度值首次跌破7%。接着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双降”。10月在广州、佛山两地举办的秋季广交会、陶博会的冷清更是让人感受到了实体经济的“寒意”。
有资料显示，2011年8月中国亏损企业数为4.1万家，到2012年8月就突然上升为5.3万家，这已经算是触目惊心的亏损蔓延。也就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下行轨道。2013年亏损企业数维持在5.4万家，看起来那两年的日子都还能勉强熬得过去。但到了2015年，熬不下去了，亏损企业数暴增到5.9万家。
广东告急、浙江告急、江苏告急、福建告急、山东告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出现大批私营企业倒闭潮。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私企无论多么邪气，总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当经济开始“下行”，私营企业的很多原始弊端开始凸显，掀起倒闭潮不可避免。
私营企业（简称“私企”）定义为：在市场上依靠企业老板自身运营能力实现生存的企业，也是广大中小企业。请注意，这里讨论的私企不是新成长起来的创业、创新型企业，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滋生的那批私营企业，是传统私营企业。
他们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
从这个表面数据上看，中国私企像欧美国家的私企一样，对税收、出口和就业等方面，都起到主要的支持作用。但是，如果对中国私企的实际状况进行解析，就会发展中国私企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
中国私营经济先天“发育不良”，后天又“缺衣少食”。目前网络上大肆宣传的中国经济萧条，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中国广大私营企业苟延残喘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私企有一种原罪，中国私企老板们，大多是60后和70后们，往往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通过“低买高卖”“信息不对等”“模仿、山寨、低价”等来抢占市场。甚至习惯于贿赂权力、钻制度和政策的空子等手段来积累财富。他们不懂理论，更不想学习，他们只想着赚钱、赚更多的钱。
而如今，面对越来越微薄的利润、越来越大的竞争，已经越来越狭窄的市场空间，私企并不是选择创新或者模式更新，而是试图在越来越差的环境下挣扎，也就是“一条路走到黑”。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原罪，如今，他们正在遭受清算。
从最初起家的方式，中国私企老板主要分为“中国特色”的三大类：小生意谋生、开设“血汗工厂”、违法“山寨模仿”。这些传统的私营企业，大多依附于时代大势生存，他们往往粗糙、善变、不讲原则。一旦经济大势散去，这种传统落后的私营企业就失去了生存空间。从这点来说，现在中国95%以上的私营企业，可能在5年后消失。
（1）银行的贷款条件极为苛刻，随时卡紧对私企的贷款，资金断流。
2008年年底，中国货币总量M2的余额是47.5万亿元，到2013年11月底M2余额将近108万亿元，也就是印钞额度超过60万亿元，私企资金的实际价值贬值到原值的40%多。印钞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人们的生活费用增加超过1倍以上，意味着私企用工的成本上涨超过一倍。
（2）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企业承担多种税费，利润下降。
2009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6.84，到2013年年底人民币升值到6.05，人民币升值达到13%，这就意味着进行出口加工的私企收入减少了13%。印钞和人民币升值的意思是，私企中与人民币挂钩的日常运营成本增加超过120%，生产出同样的产品，结果总收入减少13%（超过绝大多数出口“血汗工厂”的利润率）。
与此同时，传统私企在税收方面也没有国企和外企的优惠政策，而且还必须承受各种税外费。当然，近年以来国家给予很多创新、创业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很多照顾政策，比如免租、免税等，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让很多年轻人去奋进，这是非常好的局面，但是这些私企并不是本文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滋生的那批私营企业。
（3）土地费用过高，房地产繁荣，私企空心化现象严重。
在土地等费用上，由于国企和外企都可以优惠的方式获得地方提供的大量土地，而私企则很难拿到优惠土地，必须花高价购买土地，但是私企看到房地产的繁荣，就拼命地去挣钱，自然地通过“偷工减料”降低成本，减缓体制压榨带来的高昂成本负担，然后奋不顾身的投入到房地产行业。
这就导致了中国产业结构紊乱，于是曾经有段时间，我们发现很多私企做大之后都变成了房地产企业，包括做服装的、做能源的等，这导致中国制造业开始空心化。
（4）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出口订单减少，私企难以维继。
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与印钞带来的通胀进行叠加，私企的用工成本持续增加，在4年左右的时间里增加了将近1倍，用工成本增加与人民币升值叠加，造成出口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进一步导致世界从中国的采购减少，转而到其他国家进行采购。
再加上世界经济的下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将持续减少，部分私营企业由于缺少前瞻，毫不理会世界经济大势，因此对于国际需求的减少感觉“措手不及”，私企出口加速减少。
作者点评
面对着先天“发育不良”和后天又“缺衣少食”局面，这些私企的出路在哪里呢？经查阅资料，目前一些具有前瞻意识的私企老板已经引进先进管理模式，真真正正的企业化运作，试图通过研发创新获得发展，部分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当前，我国工业经济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的衔接期，短期下行压力依然较大。2015年三季度，我国工业生产增速再度回落，制造业投资增速屡创新低，工业出口降幅继续扩大，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企业效益降幅扩大。
2015年1—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同比增长6.2%，较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持续低位运行。
分门类看，只有采矿业增速较上半年有所回升。1—9月采矿业增速较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速较上半年分别回落0.1个、0.5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只有西部地区增速较上月有所回升。9月，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比上月加快0.3个百分点；东部和中部地区增速比上个月分别回落0.2个和0.4个百分点；东北地区降速较上月扩大1.4个百分点，其他表现如图1-6所示。
图1-6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2015年1—9月，有些行业增速比上半年回落较多，其中汽车制造业回落了1.8个百分点见表1-2。
表1-2 2015年主要大类行业工业增速（%）
续表
2015年1—9月，与房地产行业密切相关的上游行业的粗钢和平板玻璃等产品产量降幅比上半年分别扩大0.8个和3.3个百分点，钢材增速放缓0.9个百分点。
受宏观经济放缓及汽车限购政策影响，汽车产量下降0.9%，比上半年放缓2.9个百分点。发电量同比增长0.1%，增幅比上半年下降0.5个百分点。
2015年1—9月，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增速逐季放缓，比上半年回落1.3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投资继续延续2015年以来的收缩态势，同比下降8%，降幅逐季扩大；制造业投资继续呈阶梯状下行，同比增长8.3%，创历史新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5.7%，增速比上半年回落1.4个百分点。
2015年1—9月，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86187亿元，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半年扩大0.7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4个百分点。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美元计价）下降0.3%，机电产品出口额（美元计价）增长1.2%，增速比上半年分别放缓1个、1.8个百分点。
2015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持续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企业陷入“增收不增利”困境，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积极性。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降1.9%，比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低3.2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增速已连续10个月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且近3个月差距有所扩大。
作者点评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对于中国经济大环境来说，这些污染大户、产能过剩、技术落后的行业企业早该缴枪投降了，希望中国的这一代企业管理者能继承和发扬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不断地创新和创业，改良中国私企的基因，从而创造更加公平的商业氛围。
对于“倒闭潮、大萧条”，我们需要辩证地看。
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步履维艰，例如2015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共有76家企业关门，其中东莞占27家，比例超关门企业总数的1/3。
但细看这些倒闭的企业，不难发现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且多集中在家具、纺织、电子等产能过剩的行业。这些企业早年借着国家政策扶持的“东风”通过山寨他人的模式发展起来，在当下国家大力调结构促发展时，不是想法子进行产业升级或进行差异化生产，而是仍想通过老路子一味等待银行贷款度日，这样的企业就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旦国家给他“断奶”，便无法生存。其实这些企业自己不思进取，倒闭是早晚的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另外，东莞2014年企业倒闭500多家，但总体企业数量增长了20%以上；东莞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63.79亿元，增长7.9%，在全国外贸总额前五名城市中继续保持排名第一。这说明由于关停或外迁企业造成的质量减少，要比实际增长的质量少得多。
作者点评
虽然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但政府依然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断腕虽痛，但功在千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不能再满足于人口大国基础上的“制造大国”，而应该立足于人才强国基础上的“制造强国”。
企业倒闭，经济增速放缓，这些都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你不可能要求每家企业都是“不倒翁”，同样也不可能要求博尔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一千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在中央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宏观调控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的共同作用下，经济总体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并出现了积极变化。相关专家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稳定的基本面为经济新增长点的爆发提供了更多时间和空间，这有助于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更高质量的增长。
外部需求疲软、人口红利减少、落后产能淘汰……这些无一不是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但是，如果仅仅以此来定义中国经济，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透露，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平稳、就业形势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温和、贸易顺差保持较大规模。
在主要指标呈现回暖迹象的同时，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成为亮点。
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1.3%，同比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民间投资增长、PMI（采购经理指数）连续4个月小幅扩张、部分传统行业盈利出现回升等也都是不容忽视的积极信号。
这样的表现，一方面源于中国经济自身所具有巨大的潜力和韧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政府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及稳增长政策。
中国经济的两大优势：韧性不小，潜力巨大。
如何才能利用好中国经济的这两大优势呢？为新经济增长点的茁壮成长创造良好条件，无疑是决策者在当下给出的最明确答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等，在这些略显严肃的政策公文中，不难找出“众创”“大数据”“跨境电商”等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关键词”，这正是2015年6月中旬以来国务院各项求新谋变行动的缩影。
这些着眼于新经济的政策，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也基于对新技术、新业态发展方向的把握做出了长期规划，从而为我们挖掘经济潜力、释放深层活力奠定了基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未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集聚和安居，意味着巨量居民消费品的置办和更新，也意味着庞大的城镇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各类消费、投资需求也会因此成倍增长，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既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的动力源泉，也蕴含着很大商机和合作潜力。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司克礼判断：从短期来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意味着政府在结构调整和为解决金融脆弱性所做的政策努力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从中期来说，这些努力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出口转向内需。
相关专家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将走出这一轮经济调整中最困难的时刻，迎来一个相对较好的内生增长期。
作者点评
发达国家如果能有2%的GDP增长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中国目前依旧保持着6%以上的增长率，同时还有望在较长时期里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尽管这个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但增长的质量显然会比过去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