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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们在冰冷的地上扭打得厉害，大有不分出胜负不撒手的势头，一旁的众人，着急忙慌地上去劝架，试图把他们分开，但都被邓长安制止了。他淡定地说让他们打吧，发泄完了，明天醒来，他们还是好得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可以说，我们家里只要一有人喝醉，基本上闹得鸡飞狗跳，就像一个兵荒马乱的战场。女人们在处理战争后的遍地狼藉时，更是恨声连天，一个个埋怨说干嘛要灌那么多马尿。

当然，我自己也有过喝醉后出洋相的例子，跟他们比起来，似乎动静更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我还把一众家人吓得不轻，以致他们后来再也不敢劝我喝酒。那一年，也是春节，我的母亲王可琴酿出了一坛好酒，同时她还兴致勃勃地往酒里，加进去了许多配料，诸如参须、枸杞、冰糖之类。可能上述物品加得太多的缘故，那酒喝起来，口感甜而不腻，完全掩盖了酒的辛辣，喝起来就像普通的饮料。

那时，我的小脚奶奶已经去世好多年，她唯一勉强称得上接班人的，就是我的母亲王可琴。这不是我说的，是邓长安他们上一辈人的一致评定。但是，他们同时又客观地补充说，比起我的小脚奶奶来，我的母亲还是大有不如。从私人情感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母亲酿出的酒，已是大好。至于小脚奶奶酿出的酒，我不曾喝过只是听说，没有比较，当然不能体会出它的好。

情感上的偏向，使得我多次在众人的面前，为我的母亲辩护，煞有介事地评价说她的酒无论从口感、色泽、气味，还是其它方面都无可挑剔。但是我的母亲，她自己却坦然承认，说绝对不是谦虚，跟小脚奶奶比，她酿的酒还是差点儿火候。她说她试验过多次，最终只能选择放弃，小脚奶奶就像一座高峰，她无法翻越，更遑论超越。因为我的母亲平时也能喝一小点儿酒，她对其中细微差别的判断，估计更为权威和客观。于是，她公开这么一说，我的小脚奶奶神一样高大的形象，在所有家人的心里，更加牢不可破。

我醉酒的那一天，是大年初二，天气晴，和暖如春。我醉酒的见证人，不仅有我的家人，还有远道而来的舅舅和姨妈家的表哥表弟们，真可谓臭名远扬。酒桌上，多年未见的表哥表弟们，客套一番后，开始放下矜持，勾肩搭背地喝了起来。期间，我还一度对母亲王可琴开玩笑说，怎么拿些饮料来滥竽充数。母亲不置可否，一劲儿地劝我慢点喝，悠着点喝，多吃点菜，不要那么大口，又没人跟我抢。她说这酒度数不低，后劲儿也足，不能小看了它。

我以为那是母亲在危言耸听，她那样的话，几乎每到男人们喝到兴头上时，都会时不时地冒出来提醒几句。在这个家族里，不仅她这样，就算平时温文寡言的伯母周兰，也常常如此，败兴之极。为了表示自己有充足的酒量，我和坐在同一条凳子上的大表哥，一口一杯地干了起来，豪爽得很。一连干了五六杯之后，我发觉没事，于是更加忽略了母亲的警告。具体喝了多少杯，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突然一下子，我控制不住地一头栽在了桌子上。

随后发生的事情，我更不清楚，都是来自母亲的侧面叙述。当我像一条结束冬眠的蛇，悠悠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三点。母亲王可琴，双眼通红，疲惫地歪斜着身子，坐在床边。她见我醒来，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沙哑着嗓子，嗔怪说，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都多大的人了。她说我这一醉，全家人都吓得没有心思吃饭、睡觉，他们都以为我要醉死。

大表哥一个劲儿地后悔，说不该附和着我喝那么多的酒，他以为我有很大的酒量。我醉倒后，大哥邓无忌立刻开车拉着我去了镇上医院。打了两针解酒针以后，医生多次强调说没什么大事，他才又安心地把我拉了回来，等着我自行苏醒。回来后，见我呼吸均匀，脸色渐渐红润，所有人才放心地解散，各自回房睡觉。

第二天，他们看到我，一个个默契地绝口不提前一天我醉酒的事，估计都商量好了，免得我尴尬。但从他们欲言又止的表情里，我知道我肯定丢人丢大发了。我都能想象，我栽倒后，全家人仰马翻的混乱场景。对于这段丢人的历史，我时常在脑袋里自行填补，但究竟和事实有多大的区别，我一直都没有勇气去问我的母亲王可琴。不过，从那以后，我在家的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次只要一坐上桌，我立马成了被人监控和孤立的对象，没人再劝我多喝，只劝我少喝，实在不行，大有人来执行强制措施——酒杯被夺，碗筷被抢，人被赶下桌。

与我大为不同的是，邓无源喝酒时，没有人能抢夺下他的酒杯，怎么劝都没用。他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一样，就是要喝。也许，这是他最终因为喝酒，滑向更深的深渊的重要原因。接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只是想不到会那么快。

墨菲定律说，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对于邓无源的死，按照墨菲定律的说法，我时常想，固然与他自己不珍惜生命的行为有关，但外部环境的潜移默化，似乎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生活中，我们某些细微的行为，也许就是助长他最终走向死亡的蝴蝶效应。

我跟邓无源同龄，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些或美好或感伤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他的性格的形成过程，以及纠缠在他身上，紧紧束缚得就像蚕茧一样的心理阴影，我都是最为明晰的见证人。我猜想，也许，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依然没有和某些伴随终生的记忆，达成和解。打开层层遮蔽，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的记忆，循着幽暗的时光隧道，我抵达到了生命最初的地方。

如果用金庸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来评价邓无源的话，那么我想，一定是杨过。杨过那种聪明机灵、亦正亦邪的性格特征，跟他尤为相似。他小的时候，不仅调皮大胆，鬼点子还特别多。好几次，我跟着他，差点儿连命都要丢掉。事后想想，真是后怕不已。比如在山洪暴发的下雨天，我们去暴涨的小溪里游泳，差点儿被洪水里的漩涡卷走。

再比如，我们去烤烟房里偷烟叶，险些被烤烟房里的浓烟熏死。还有上树掏鸟窝，下池塘摸螺丝，等等事情，无一不充满惊心动魄的过程。我想我们能平安度过惊险无比的童年时光，真算是幸运无比。如果有时间来对过往的岁月慢慢梳理，做一个回顾的话，我们的糗人糗事，估计能有好几箩筐。我想就算最为细致的笔墨，也难以一一描画。你若不信，且又有多余的闲暇时间，我倒是可以随意地拾取一两桩，细细地讲给你听。

就说我和邓无源去烤烟房偷烟叶，差点儿被熏死的那一段往事吧。啊？你说为什么选它？倒也没什么特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最先跳入我的脑海，正迫不及待地想要我把它叙述出来呢。

话说在离我们村不远的一座小山坡的山顶，有一排以前看林用的废弃的房屋，大概五六间。它们的位置很好，坐西朝东，屋前还有一大块空地。站在屋前，目光所及，田野、小溪、公路，以及整个邓家铺子，全在脚下。有几年，这些房子被修葺一新，开辟出来作为村里一所简易小学的校舍。

恰好，我们一般大的十几个小孩，赶上了那一拨，以致我们不用像其他小孩那样走很远的路，去六七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上学。当时，这所小学，只有一个从外乡调来的女老师，叫刘金娥。当时，她多大年龄，我判断不出来，十几二十岁都有可能，因为她人长得矮小纤细，肤白如雪，看起来就像童话里某位公主的微缩版。

她喜欢穿白衬衣牛仔裤，整个人给人感觉干净利落，活力十足。她说话的声音，清脆悦耳，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笑起来更像是山涧的百灵鸟。她有着不同于我们村里人的生活方式，一举一动，都让我们充满好奇和神往。所有日常的体力劳动，她一做起来，似乎格外别致，自带光环不说，还让人的内心充满欣喜，充满向上的力量。比如我们非常厌弃的上山砍柴、捡柴之类辛苦又枯燥的活儿，平时父母喊我们去做，我们能躲则躲，尽量逃避。

但在她的带动和鼓励下，似乎一下子，这些活儿立刻升格，变成了一种自我成长的仪式，我们都抢着去做。所有人都乐于在她面前，有着优异的表现，以获得她只言片语的夸赞。她似乎有种魔力，什么事情经她一说，立刻变得与众不同，苦和累不再是成为推脱的理由。

长大后，我才知道，她那迥异的生活方式，以及偶像般的人格魅力，叫做品味与格调。只是可惜，她在我们村呆了不到四年，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至于她是被调走，还是因为山村寂寞呆不住，我们不得而知。她去了哪里，更是无人知晓。她就像一个域外精灵，突然消失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去了她该去的地方。她一走，那所山顶小学，没有继续办下去。

那些墙体斑驳画满涂鸦的老旧房子，再也没有被利用过，一直被风雨侵蚀。以致几年后，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冬夜里，它们终于不堪重负，轰然倒塌，然后被杂草、灌木丛吞嗤，跟大地融为一体。

虽然那所学校，早已不在，但在我的心里，依然屹立不倒。那些无法抵达的往昔岁月，经过漫长时光的淘洗，越发显得弥足珍贵。求学生涯的最初四年，启蒙老师刘金娥留给了我足够深刻的印象。许多细节我至今仍难忘记，比如她拿着粉笔在黑墙上写字时的娇小背影，她纠正我们汉语拼音发音时夸张的面部表情，以及体育活动时激励我们进击的怒吼，等等。但对于我和邓无源而言，让我们记忆犹新、时常感慨的事情不仅如此，还包括她不顾自身危险地挽救了我们的生命。

说起来，还是要怨邓无源。不是他，我无论如何也不会陷入那样的险境。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小年纪的他，学会了抽烟，而且像村里的那些老头儿一样，非浓烈的土烟不抽。有一次，他偷了邓长青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包卷烟，一个人躲在学校的茅厕里准备抽时，被我发现。他见是我，紧张的神色，立刻放松了下来。他在我的面前，潇洒地从烟盒里拿出一根烟，划亮一根火柴点燃，然后猛吸了几口，吐出一团蓝灰色的烟雾。仰着脖子感受了一小会儿，可能不是他想要的味道。他大力一甩，把手中的一整盒烟，扔进茅坑，然后说了一句老练到吓着我的粗口，说这他妈的也能叫烟，太淡了。

说来也巧，在我知道邓无源会抽烟后没多久，我们学校最左侧的那间空房，被用作了村里的烤烟房。每每空气中飘来大多数人都讨厌的呛人的烟味时，邓无源却一脸享受。本来坐在课堂里，昏昏欲睡的他，立刻来了精神，就像沙漠里干枯的复活草遇到水一样，被濡湿、软化，终至舒展开，重获生命的力量。他喜欢这种包裹在一团烟雾中，身心舒展的幻觉。可是不久后，这种稀释了的隔靴搔痒一样的烟味，对他来说，还是远远不够，他需要更加直接而强烈的感官刺激。

一天傍晚，薄暮如烟，邓家铺子四周黛青色的群山，拖曳着一大片乌云。乌云下，隐约可见的闪电，蠢蠢欲动。从一个拐角处突然窜出来的邓无源，神秘兮兮地跑来跟我说，要不要去见识一下烤烟房究竟是怎么烤烟的。那时，我虽然不抽烟，但对烤烟房里的内部结构，对于怎么烤烟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对于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恐怕是每个人都有的天性。

没费多少口舌，我很快答应了他，达成了一致共识。在昏暗暮色的掩护下，我们避开所有可能的监视，潜入了烤烟房。烤烟房的内部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地下挖了几条长长的灶坑，南北两面墙之间从高到低，依次装上适当距离的木制横梁。要烤烟叶时，先把潮湿的烟叶用细绳绑成一小捆，然后逐一挂上横梁即可。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灶坑里烧起炭火，用热量把烟叶慢慢烤成合适的干度。烤烟叶，毫无疑问是一个技术活，没有一定烤烟经验的人，是烤不出好烟叶的。通常来说，太干或太湿，都不是好烟叶的标准。恰到好处，是一个烤烟工，最难把握的尺度。对于烤烟叶，我更是一窍不通，只是我想烤烟叶的火候，应该是第一需要考量的指标。

火太旺或不够旺，都是不行，那将直接影响到烤好后烟叶的质量。这也是为什么，来烤烟房工作的人，我只见过一个佝偻着背不停咳嗽的老头儿，从来没有见过其他备选的替换者。看来火候的把握，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熟练掌握的。要不他那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没有一个接班人。 afJ9fel5GLvz2O/LjiwAD7VDhhtvAENiMQ4T6gOjIifCoMDXcEJdK5r84KsqjD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