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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周围热烈吃喝的众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邓无源显得颇为落寞，因为他被限制喝酒。好几次，他可怜巴巴伸出的拿着酒杯的手，想要趁乱接住一点，但都被在首席上端坐的邓长安识破，直接用筷子头打了回去。
像一个偷窃不成的小偷，他本来闪着渴望光芒的眼神，立刻暗淡了下去。他馋酒的模样，我很能理解。但他颓废枯萎的精神面貌，从和他见面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让我惊讶不已。这跟我从前对他的印象，何止天壤之别。
现在的他，脸面蜡黄浮肿，本来清晰立体的五官，变得界线模糊，双眼无神，且泛着黄晕，像遮挡着一块破旧的烂布。曾经，他的身材，在我们堂兄弟中，尚算高大。
可如今，他围了一个游泳圈的腰，似乎支撑不住他庞大的上半身，以致他只能佝偻着背，勉为其难地耷拉着整个身躯。最近几年，忙于各自的生活，我们已经疏于联络。他见到我时，冲我露齿咧嘴地笑——僵硬的笑容，牵扯着向上歪斜的嘴，陌生又熟悉。
说起来，我们这个家族，从来不缺酒鬼，基本上每个男人都能喝上一点，或多或少。但像邓无源这种以命相搏的喝酒境界，还是无人能及。
在我的记忆里，很早就听说过家人间流传的一桩喝酒趣事。说是有一年寒冬腊月，临近春节的某一天，小脚的奶奶，开始酿酒。那年月，粮食有限，大多数家庭都不够吃，哪有富余的粮食用来酿酒。一年到头能酿出一坛酒，以作春节时的待客之用，算是邓家铺子里的富裕人家了。
这会儿，必须插叙一下我的小脚奶奶，这跟接下来的叙述，大有关系。要不，我要讲的这个故事，肯定变得呆滞，味同嚼蜡。似乎从我记事起，我的小脚奶奶，就是一个垂垂老矣的沧桑形象。她只剩几颗牙的嘴，干干地瘪着，苍白的脸皮，像两张揉皱的纸，松松垮垮地吊垂着。
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当我们这些后辈走到她的身旁跟她打招呼时，她都要滑稽地翻起遮住她眼睛的眼皮，像撩起下垂的窗帘。
以我后来对她的回忆，我想她应该是狡黠的。她一定能分辨出每个孙子的声音和样子，但她故意跟我们逗趣，真真假假。
每次，她撩起眼皮，瘦弱的身体前倾，圆睁着一双混浊的眼，脑袋凑上来认真地上下打量站在她面前的人，然后表情夸张，满心欢喜地呼喊出一个名字。
有时，突然的兴之所至，她还要故意停顿一小会儿，歪着满是白发的头，思索着，然后假装犹疑地说出一个错误的名字。
而当面前的人着急地纠正她时，她板着面孔认真地分辨说不要骗她，她还不至于老糊涂，怎么可能会错，你不就是某某某吗。
见面前的人露出无奈或是沮丧的表情，她仿佛阴谋得逞了一样地哈哈大笑，并打趣说臭小子，扒了你的皮，我都知道你是哪个。
她很喜欢跟我们这些孙辈，玩这样的游戏，并乐其不疲，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要那样玩一回。受过几次骗以后，我们也学乖了，开始享受这个过程，嘻嘻哈哈地配合着她，跟她闹着玩儿。
小脚的缘故，她走起路来，一步一摇，颤巍巍的样子，似乎随时可能会跌倒。于是，为了保持平衡，拐棍成了她必不可少的第三条腿，没有它，她那双小得只有拳头那么大的小脚，无论如何也支撑不了她的身体。
奶奶的小脚，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她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得已拿上了拐棍。可是，就算行动不便，她也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她喜欢聊天，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喜欢成为人群的中心。
在邓家铺子，有一条长长的小街，铺着青色的鹅卵石，像一条飘带，缠绕着从中贯穿整个村庄。每天，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热火朝天的生活图景，让外表看起来有点沧桑肃穆的村庄，变得灵动而充满朝气。
理所当然，小街也是村人们聚会、闲聊的最佳场所。我的小脚奶奶，更是其中的生力军，她每天能毫不疲倦地从早聊到晚，从村头聊到了村尾。
她聊天的内容，我听过一次后就再不想听，都是些村里鸡毛蒜皮的事，比如谁家的鸡去别人家的窝里下了蛋，谁又帮谁家做了什么事，等等之类。有时，她还会跟那些年轻的小媳妇，嘀嘀咕咕地说些让路人脸红心跳的话。
因为爱说话，她甚至可以理所当然地推掉她当奶奶的部分责任。在传统的伦理关系里，奶奶帮着忙碌的儿子儿媳妇带孙子，似乎是天经地义地事情。可她偏不，她说她没空，她有自己要忙的事情。
当然，也不能全然怪她，我们家那几年，接二连三地生下来的一大堆孩子，她就算有十双手，也不够她帮。于是，她干脆宣布，谁家的孩子也别想让她带。
在四个儿媳妇忙得焦头烂额的那几年，她像一个甩手掌柜，天天倚靠在某人家的门框上，悠闲地跟人高谈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