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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世易时移，这样的旧风俗，也受到过一些新思想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在村庄寥落、人心不古，大部分劳动力都不在家的如今。前几年的一个夏天，有一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考学出去，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去世了。他的遗嘱是希望后人们把他的骨灰，葬回老家父母的身边，并按照村里的风俗流程走一遍。
他认为只有完成那样的仪式，他才能魂归故里。不多久，他的三个女儿，抱着他的骨灰回来了，并把他生前的要求，转达给了他的一个弟弟。于是，一场饱受全村人诟病的葬礼，上演了。按照风俗礼仪，他的女儿以及外孙们等一大帮人，必须披麻戴孝，跪在灵堂里迎接所有前来吊唁的人。
也许，老天爷为了考验他们的孝心和耐心，那段时间里，天天出大太阳，奇热无边。灵堂里狭窄拥挤，又无空调降温，再加上锣鼓、鞭炮、火铳的吵闹声，他的女儿们跪了几分钟，就一个个大呼受不了。尤其是他一个定居美国的女儿，当场发飙。
她蹭地一下站起来，说哪有这样折腾人的破规矩，她不跪了。说完，她把穿在身上的白色孝服，撕下来一把扔掉，跑去阴凉的地方，乘凉去了。没一会儿，所有人都跟着效仿起来，跑得一个不剩。为了躲避可能的吵嚷，她又跟主事的叔叔商量，说葬礼弄多久她不管，反正她要去县城里住宾馆。她抱怨说村里没一个清静的地方，又脏又乱，蚊子追着跑，食物也没法下嘴。
她说等葬礼流程弄完了，出殡那天，她再回来送葬。她的叔叔，早就看不惯她出格的行为，认为她简直是大逆不道，丢光了整个家族的脸面。他跳起来，指着她的鼻子，用蹩脚的普通话大骂了她一通。那位美国籍的女儿，用标准的美国人的姿势，耸了耸肩，一脸不解地摊开双手，似乎在说why。
最终，她还是不顾她叔叔的阻拦，叫来朋友的几辆越野车，载着所有人，在一大群围过来看热闹的村人们的目光中，扬长而去。她的叔叔拿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折中地喊来他自己的儿子，让他跪在灵堂里，以完成接下来的所有仪式。
我的葬礼，在家人们的商量决议下，砍掉了大部分繁复的流程，一切从简。说起来还是跟我有关。在刚刚简短的家族会议上，尹莳苏和邓长青，一唱一和地把我控诉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不负责任的男人。
在平时的生活里，我无论如何也听不到他们如此激烈的言辞。尹莳苏哭着说我不仅败光了家里的钱，还留给她一个烂摊子，说因为我到处借钱乱花，公司目前还欠着三十几万元的巨额债务，等着她去偿还。故，结论是，无能为力的她，现在拿不出一分钱。
随后，邓长青跟着附和，说我上个月说急用，一次性转走了他银行卡里的四万块钱。他说他现在所有的家当，只有不到两千块钱，根本不够葬礼的开销。他露出为难的表情，说现在去找人借钱，一时半会儿，也凑不上数。停顿了一会儿，他又岔开话题说，前几天有人来家里收账，说我欠他三万块，是买他店里家具的尾款。他说他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没理那人。他说那人收不到钱，走的时候还说过几天再来。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我生命中两个最亲的人，在合谋着把我人世间的最后一程，当成了皮球，四处乱踢。
听了他们的话，坐在正中位置的邓长安，皱着眉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摆了摆手打断邓长青，说我人已死去，说再多也于事无益。
他说目前迫切要解决的，是怎么筹集葬礼开销的问题。他说总不能一直把我摆放在屋外吧，不成体统不说，还让人笑话他们兄弟无能。
说完，他严肃地拍板做了一个决定，说现在只能这样，让我的堂兄弟们，一起来分摊我丧葬的所有费用。他说他马上通知所有的家庭成员，在外地工作的，能回来的尽量回来，不能回来的，直接打钱到他的银行账上。
顺便补充一下，我的父亲有四兄弟，而我的堂兄弟们，包括我共十人。说起来还挺有意思，我们这个家庭，从我爷爷那一代起，就只生男孩，不生女儿，以致人丁兴旺得令人羡慕。村里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家只收媳妇不嫁女，只沾便宜不吃亏。
当然，邓家铺子大部分人姓邓，细算起来，都是不出五服的同族兄弟。而我们这一邓姓小分支，之所以能够紧密地团结在邓长安的周围，并且走动频繁，守望相助，这跟他的权威公正大有关系。
邓长安算是邓家铺子的一个大才子，他见多识广，还能言善辩，更主要是他不自私，常常能够公正公平地处理事情。我们这个大家庭中，谁和谁有矛盾，都以他的裁定为准，没人不服。同时，他也是慈爱的，对后辈们爱之深责之切，颇有旧时家族的长者风范。
第二天清晨，大哥邓无忌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从贵州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他是邓又文的父亲，也是高个儿且威武健壮，像一座移动的铁塔，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还没进屋，他听到门外的几个村人，在嘀嘀咕咕地说着没烟怎么有劲儿干活的话。
此前，他们被安排去邓家祖坟挖墓坑，因为没给他们发烟而不愿意去。他们坐在打横的锄头、铁锹等农用工具上面，一副倍受冷遇的委屈表情。于是，邓无忌立刻返身，打开车门从车上拆开一条用来送礼的烟，拿出几包，一人一包地分发给了他们，同时，满脸笑容地说着辛苦他们，希望他们尽心尽力之类的客套话。那几个人摸了摸手上的烟，爱惜地放进口袋，然后拿起屁股底下的工具，慢腾腾地说笑着走开。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邓无忌摇了摇头，无奈地感叹说几年没跟村里人打交道，已经有点陌生了。从一旁迎上来的邓长安，接过他手里的包，宽厚地笑着总结说，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大家互不相欠。
他说以前村里人大都在家，互帮互助，人情是有来有往。现在呢，你们在外面工作的，自己闷着头赚钱，却要求在家劳动赚不到什么钱的人，免费帮你们做事，不计报酬地出工出力，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大环境如此，人情不哪有不淡薄的。见邓无忌一脸憨厚地傻笑，他又说，现在人情换算成金钱，已经是乡村里通行的约定俗成了。
随后，他拿自己打比方，说像他这样的老年人，经常会有个头痛脑热的，大有劳烦他人的时候，而他自己又老了，没什么能力去还人情，按工计酬，心里更踏实。一会儿，他犀利地反问邓无忌，你们城里人不也都是这样吗？邓无忌接不上父亲的话，他虽然认同他说的，也承认句句在理，但在他的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说不出的感受。
邓无忌一回来，整个大家庭似乎一下有了主心骨，也像一台生锈停摆的机器，加上了润滑油，能够咔咔地运转了。随后，我的葬礼，在他的调度和安排下，终于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下去。
中午时分，另外几个堂兄弟，也分别从各地赶了回来。其中有一个叫邓无可，是我三叔邓长寿的儿子，他跟我同龄，且只比我大三个月多一点。现在的他，还是从前的性格，温和敦厚，见不得伤心的事。
他一下车，从见到我棺材前灵牌上的照片的那一刻起，眼泪就没停过，好几次因为泪水模糊了镜片，差点儿被地上的石头或棍棒绊倒。他回来时，为了表达悲痛之情，邓长青、尹莳苏、王艳红三人，干嚎着迎接他。他辨别不出他们是真哭还是假哭，只一个劲儿感同身受地陪着掉眼泪。直到邓长青忍不住，收住大张的嘴，客气地寒暄，说他一路坐车辛苦，并提醒着让他去休息一会儿，他才恍然大悟一样地胡乱擦掉一脸的眼泪，走过去和其他的家人打招呼。
与过去喧嚣热闹的葬礼场面相比，我的葬礼确实寡淡无味。阳春三月，正是一年农忙的开始，白天，村人们都在自家的田地里撒谷播种、锄地割草，忙得不亦乐乎；晚上，忙活了一天，村人们大都累弯了腰，一个个报到一样地过来瞄一眼，然后打着重重的哈欠，回家睡觉去了。只有几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每晚必来，他们就着我家屋外昏黄的路灯，说笑着打字牌，以消磨漫长的春夜。一直通宵陪在我的灵堂边的，唯有邓又于和邓又文。他们俩拥着两床薄被，或坐或躺在一张凉床上，轮流为我守灵。偶尔，邓无可会走过来，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长里短的事，然后一起望着天空中闪烁的繁星发呆。
在葬礼进行的三天里，我的灵堂前，走马观灯似的，来来往往了许多人，面孔或熟悉或陌生。他们为我仅仅只有三十几年的生命历程，沉痛地向我的亲人们，表达着各自的感慨和唏嘘之情。也许，他们曾经在我的人生里，划下过或深或浅的印痕，或如刀削斧砍，或如风过无痕，此时，我都不能一一记起。
因为记忆流逝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好几次，我刚刚对站在我面前的人，产生一丝记忆的由头，他们的面目却又在我想要循着源头溯寻的同时，急速地淡化模糊，最终陷入一片虚空之中。
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生命流逝的一个必经过程，因为从未有人说清楚过生命的奥秘。肉体和灵魂的关系，是相互依存，还是可以各自独立存在，古往今来的先哲们，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我只能清晰感觉到，我在流逝，就像兜不住底的水，一点一滴地无声消逝。我不知道我将流向何处，也无从感知。
不过，并不尽然如此。
在我记忆流逝的过程中，母亲桃夭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就像海潮退去，露出深藏海底的岛礁。她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还是多年前的年轻模样，只是神情抑郁，仿佛有着无穷的心事。
她缓步走来，越过我的身旁，一个人落寞地坐在屋外桃树下的青石板上。她仰着头，无神的目光越过如天井一样的黛色群山，望向苍茫的远处。
我试图走近她，却仿佛有个无形的屏障，横亘在我和她之间，阻隔着我的进一步靠近。我做过几次努力，依旧无法真正抵达。我只能如水中望月、镜中看花一样地凝视着她，内心焦虑又彷徨。我安慰自己，也许，葬礼一结束，就是我和她汇合的时候。
我俯视着为我的葬礼忙碌的人们，内心无比的平静。他们的哀伤、哭泣，抑或是痛苦，都与我无关。我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局外人。出殡的那一天，阳光明媚，蝶舞莺飞。
在稀稀拉拉的送葬队伍之外，我留意到一个神情间无比哀伤的女人，她消瘦孤单的身影，就如一只离群的孤雁。她站在绕村而过的小溪边的一棵高大的垂柳下，手搭凉棚，远远地眺望，汹涌的泪水，淌过她松弛的脸庞，像犁开的两条田垄。
我望着她，意识里如流星般划过一丝记忆的光亮，同时，似乎在遥远的天际，若隐若现地飘着三个字，汪秀如。我反复念叨着这三个字，有一股熟悉而亲切的味道。
转瞬间，亦如此前，我依旧无法把她忆起。也就是说，她在的我的记忆里，唯剩一个名字。
一抔黄土，迎头罩下，我在母亲桃夭的坟墓旁，被震得四处飘散。我曾经以为，我能在另一个未知的世界里，与她相遇，却不知道这里已是我的终点，再无前路。就在最后一丝光亮消失的瞬间，邓又于抱在怀里的那块灵牌，闪现在我的眼前。我见到了上面用楷书写的名字，邓无源。
无源，无源？抑或无缘？
不容再想，我的世界，迅速跌入幽暗的虚空。
无穷无尽。
最后一次见到邓无源的那一天，是二零一三年的除夕。那一天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一大家子五十几口人，分四桌围坐在宽敞的堂屋里，屋内冒着腾腾的热气，窗外飘着鹅毛大雪，耳边不时传来爆竹的声音。呼啸的冷风，从门缝里挤进来，窗户纸不停地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