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世易时移,这样的旧风俗,也受到过一些新思想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在村庄寥落、人心不古,大部分劳动力都不在家的如今。前几年的一个夏天,有一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考学出去,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去世了。他的遗嘱是希望后人们把他的骨灰,葬回老家父母的身边,并按照村里的风俗流程走一遍。
他认为只有完成那样的仪式,他才能魂归故里。不多久,他的三个女儿,抱着他的骨灰回来了,并把他生前的要求,转达给了他的一个弟弟。于是,一场饱受全村人诟病的葬礼,上演了。按照风俗礼仪,他的女儿以及外孙们等一大帮人,必须披麻戴孝,跪在灵堂里迎接所有前来吊唁的人。
也许,老天爷为了考验他们的孝心和耐心,那段时间里,天天出大太阳,奇热无边。灵堂里狭窄拥挤,又无空调降温,再加上锣鼓、鞭炮、火铳的吵闹声,他的女儿们跪了几分钟,就一个个大呼受不了。尤其是他一个定居美国的女儿,当场发飙。
她蹭地一下站起来,说哪有这样折腾人的破规矩,她不跪了。说完,她把穿在身上的白色孝服,撕下来一把扔掉,跑去阴凉的地方,乘凉去了。没一会儿,所有人都跟着效仿起来,跑得一个不剩。为了躲避可能的吵嚷,她又跟主事的叔叔商量,说葬礼弄多久她不管,反正她要去县城里住宾馆。她抱怨说村里没一个清静的地方,又脏又乱,蚊子追着跑,食物也没法下嘴。
她说等葬礼流程弄完了,出殡那天,她再回来送葬。她的叔叔,早就看不惯她出格的行为,认为她简直是大逆不道,丢光了整个家族的脸面。他跳起来,指着她的鼻子,用蹩脚的普通话大骂了她一通。那位美国籍的女儿,用标准的美国人的姿势,耸了耸肩,一脸不解地摊开双手,似乎在说why。
最终,她还是不顾她叔叔的阻拦,叫来朋友的几辆越野车,载着所有人,在一大群围过来看热闹的村人们的目光中,扬长而去。她的叔叔拿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折中地喊来他自己的儿子,让他跪在灵堂里,以完成接下来的所有仪式。
我的葬礼,在家人们的商量决议下,砍掉了大部分繁复的流程,一切从简。说起来还是跟我有关。在刚刚简短的家族会议上,尹莳苏和邓长青,一唱一和地把我控诉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不负责任的男人。
在平时的生活里,我无论如何也听不到他们如此激烈的言辞。尹莳苏哭着说我不仅败光了家里的钱,还留给她一个烂摊子,说因为我到处借钱乱花,公司目前还欠着三十几万元的巨额债务,等着她去偿还。故,结论是,无能为力的她,现在拿不出一分钱。
随后,邓长青跟着附和,说我上个月说急用,一次性转走了他银行卡里的四万块钱。他说他现在所有的家当,只有不到两千块钱,根本不够葬礼的开销。他露出为难的表情,说现在去找人借钱,一时半会儿,也凑不上数。停顿了一会儿,他又岔开话题说,前几天有人来家里收账,说我欠他三万块,是买他店里家具的尾款。他说他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没理那人。他说那人收不到钱,走的时候还说过几天再来。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我生命中两个最亲的人,在合谋着把我人世间的最后一程,当成了皮球,四处乱踢。
听了他们的话,坐在正中位置的邓长安,皱着眉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摆了摆手打断邓长青,说我人已死去,说再多也于事无益。
他说目前迫切要解决的,是怎么筹集葬礼开销的问题。他说总不能一直把我摆放在屋外吧,不成体统不说,还让人笑话他们兄弟无能。
说完,他严肃地拍板做了一个决定,说现在只能这样,让我的堂兄弟们,一起来分摊我丧葬的所有费用。他说他马上通知所有的家庭成员,在外地工作的,能回来的尽量回来,不能回来的,直接打钱到他的银行账上。
顺便补充一下,我的父亲有四兄弟,而我的堂兄弟们,包括我共十人。说起来还挺有意思,我们这个家庭,从我爷爷那一代起,就只生男孩,不生女儿,以致人丁兴旺得令人羡慕。村里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家只收媳妇不嫁女,只沾便宜不吃亏。
当然,邓家铺子大部分人姓邓,细算起来,都是不出五服的同族兄弟。而我们这一邓姓小分支,之所以能够紧密地团结在邓长安的周围,并且走动频繁,守望相助,这跟他的权威公正大有关系。
邓长安算是邓家铺子的一个大才子,他见多识广,还能言善辩,更主要是他不自私,常常能够公正公平地处理事情。我们这个大家庭中,谁和谁有矛盾,都以他的裁定为准,没人不服。同时,他也是慈爱的,对后辈们爱之深责之切,颇有旧时家族的长者风范。
第二天清晨,大哥邓无忌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从贵州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他是邓又文的父亲,也是高个儿且威武健壮,像一座移动的铁塔,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还没进屋,他听到门外的几个村人,在嘀嘀咕咕地说着没烟怎么有劲儿干活的话。
此前,他们被安排去邓家祖坟挖墓坑,因为没给他们发烟而不愿意去。他们坐在打横的锄头、铁锹等农用工具上面,一副倍受冷遇的委屈表情。于是,邓无忌立刻返身,打开车门从车上拆开一条用来送礼的烟,拿出几包,一人一包地分发给了他们,同时,满脸笑容地说着辛苦他们,希望他们尽心尽力之类的客套话。那几个人摸了摸手上的烟,爱惜地放进口袋,然后拿起屁股底下的工具,慢腾腾地说笑着走开。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邓无忌摇了摇头,无奈地感叹说几年没跟村里人打交道,已经有点陌生了。从一旁迎上来的邓长安,接过他手里的包,宽厚地笑着总结说,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大家互不相欠。
他说以前村里人大都在家,互帮互助,人情是有来有往。现在呢,你们在外面工作的,自己闷着头赚钱,却要求在家劳动赚不到什么钱的人,免费帮你们做事,不计报酬地出工出力,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大环境如此,人情不哪有不淡薄的。见邓无忌一脸憨厚地傻笑,他又说,现在人情换算成金钱,已经是乡村里通行的约定俗成了。
随后,他拿自己打比方,说像他这样的老年人,经常会有个头痛脑热的,大有劳烦他人的时候,而他自己又老了,没什么能力去还人情,按工计酬,心里更踏实。一会儿,他犀利地反问邓无忌,你们城里人不也都是这样吗?邓无忌接不上父亲的话,他虽然认同他说的,也承认句句在理,但在他的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说不出的感受。
邓无忌一回来,整个大家庭似乎一下有了主心骨,也像一台生锈停摆的机器,加上了润滑油,能够咔咔地运转了。随后,我的葬礼,在他的调度和安排下,终于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下去。
中午时分,另外几个堂兄弟,也分别从各地赶了回来。其中有一个叫邓无可,是我三叔邓长寿的儿子,他跟我同龄,且只比我大三个月多一点。现在的他,还是从前的性格,温和敦厚,见不得伤心的事。
他一下车,从见到我棺材前灵牌上的照片的那一刻起,眼泪就没停过,好几次因为泪水模糊了镜片,差点儿被地上的石头或棍棒绊倒。他回来时,为了表达悲痛之情,邓长青、尹莳苏、王艳红三人,干嚎着迎接他。他辨别不出他们是真哭还是假哭,只一个劲儿感同身受地陪着掉眼泪。直到邓长青忍不住,收住大张的嘴,客气地寒暄,说他一路坐车辛苦,并提醒着让他去休息一会儿,他才恍然大悟一样地胡乱擦掉一脸的眼泪,走过去和其他的家人打招呼。
与过去喧嚣热闹的葬礼场面相比,我的葬礼确实寡淡无味。阳春三月,正是一年农忙的开始,白天,村人们都在自家的田地里撒谷播种、锄地割草,忙得不亦乐乎;晚上,忙活了一天,村人们大都累弯了腰,一个个报到一样地过来瞄一眼,然后打着重重的哈欠,回家睡觉去了。只有几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每晚必来,他们就着我家屋外昏黄的路灯,说笑着打字牌,以消磨漫长的春夜。一直通宵陪在我的灵堂边的,唯有邓又于和邓又文。他们俩拥着两床薄被,或坐或躺在一张凉床上,轮流为我守灵。偶尔,邓无可会走过来,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长里短的事,然后一起望着天空中闪烁的繁星发呆。
在葬礼进行的三天里,我的灵堂前,走马观灯似的,来来往往了许多人,面孔或熟悉或陌生。他们为我仅仅只有三十几年的生命历程,沉痛地向我的亲人们,表达着各自的感慨和唏嘘之情。也许,他们曾经在我的人生里,划下过或深或浅的印痕,或如刀削斧砍,或如风过无痕,此时,我都不能一一记起。
因为记忆流逝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好几次,我刚刚对站在我面前的人,产生一丝记忆的由头,他们的面目却又在我想要循着源头溯寻的同时,急速地淡化模糊,最终陷入一片虚空之中。
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生命流逝的一个必经过程,因为从未有人说清楚过生命的奥秘。肉体和灵魂的关系,是相互依存,还是可以各自独立存在,古往今来的先哲们,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我只能清晰感觉到,我在流逝,就像兜不住底的水,一点一滴地无声消逝。我不知道我将流向何处,也无从感知。
不过,并不尽然如此。
在我记忆流逝的过程中,母亲桃夭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就像海潮退去,露出深藏海底的岛礁。她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还是多年前的年轻模样,只是神情抑郁,仿佛有着无穷的心事。
她缓步走来,越过我的身旁,一个人落寞地坐在屋外桃树下的青石板上。她仰着头,无神的目光越过如天井一样的黛色群山,望向苍茫的远处。
我试图走近她,却仿佛有个无形的屏障,横亘在我和她之间,阻隔着我的进一步靠近。我做过几次努力,依旧无法真正抵达。我只能如水中望月、镜中看花一样地凝视着她,内心焦虑又彷徨。我安慰自己,也许,葬礼一结束,就是我和她汇合的时候。
我俯视着为我的葬礼忙碌的人们,内心无比的平静。他们的哀伤、哭泣,抑或是痛苦,都与我无关。我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局外人。出殡的那一天,阳光明媚,蝶舞莺飞。
在稀稀拉拉的送葬队伍之外,我留意到一个神情间无比哀伤的女人,她消瘦孤单的身影,就如一只离群的孤雁。她站在绕村而过的小溪边的一棵高大的垂柳下,手搭凉棚,远远地眺望,汹涌的泪水,淌过她松弛的脸庞,像犁开的两条田垄。
我望着她,意识里如流星般划过一丝记忆的光亮,同时,似乎在遥远的天际,若隐若现地飘着三个字,汪秀如。我反复念叨着这三个字,有一股熟悉而亲切的味道。
转瞬间,亦如此前,我依旧无法把她忆起。也就是说,她在的我的记忆里,唯剩一个名字。
一抔黄土,迎头罩下,我在母亲桃夭的坟墓旁,被震得四处飘散。我曾经以为,我能在另一个未知的世界里,与她相遇,却不知道这里已是我的终点,再无前路。就在最后一丝光亮消失的瞬间,邓又于抱在怀里的那块灵牌,闪现在我的眼前。我见到了上面用楷书写的名字,邓无源。
无源,无源?抑或无缘?
不容再想,我的世界,迅速跌入幽暗的虚空。
无穷无尽。
最后一次见到邓无源的那一天,是二零一三年的除夕。那一天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一大家子五十几口人,分四桌围坐在宽敞的堂屋里,屋内冒着腾腾的热气,窗外飘着鹅毛大雪,耳边不时传来爆竹的声音。呼啸的冷风,从门缝里挤进来,窗户纸不停地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