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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疾行，高速公路换成狭窄的县道，再换成尘土飞扬的乡村土路。经过几个小时的车程，第二天一大早，终于了抵达目的地——我的老家邓家铺子。
此时，宁静的山村，尚在沉睡，偶有几声鸡鸣，更添寂静。村庄四周，黛青色的山，高高耸立。山的顶端，丝丝缕缕地缠绕着乳白色的薄雾。形如井口的天空，瓦蓝如湖水，不带一丝杂质。
太阳还在山的那一边，但能够肯定，这必将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几条早起的狗，在村子房屋间的空地上闲逛，并不时抬起头，警惕地望一望村外的路口。这样的场景，如此熟悉又亲切，我像一条干涸到快要窒息的鱼，终于游进了大海。
在我家屋外不远处，一株枝干蓬开的高大桃树下，车子停了下来。正是三月，莺飞草长，桃花开得正艳。一阵暖风吹过，花瓣摇落，纷纷扬扬，浮动的暗香，似有若无。
家里静候多时，在屋檐下引颈眺望的一大群人——父亲、继母、伯父、伯母、叔叔、几个堂兄弟，以及邓家族人，在车子停下来的瞬间，迅速围了过来，一个个脸挂泪痕，神情凄然，有人放声悲哭，有人则痛苦得几欲不能自已。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我能从他们的伤心程度，大致可以判断出他们和我的亲疏关系。当然，这个亲疏关系，不是指血缘上的亲疏，而是指心理上的亲疏。
比如我的父亲邓长青，尽管我们存在法律上的父子关系，但我想他未必有太多的伤心。包括他的老婆，我的继母王艳红。他们俩，只见干嚎不见眼泪，大有在村人面前做做样子，不得不敷衍的重大嫌疑。我的伯父邓长安、伯母周兰，则是真伤心，我了解他们。从他们冲过来时慌乱的步伐、惨白的面容、脸上肆掠的泪滴，以及呼喊我小名时哆嗦的嘴唇，我知道他们是真心在为失去我而痛心。
可是以前，我理解不到这一点，还曾经因为自我的私欲，和他们大闹过一场，把他们当成仇人一样对待。
人总是那样，容易被浮于表面的虚幻假像所迷惑，而往往忽略那些貌似有点尖锐的赤城之心。亲人间的情感表达，越是静水流深，越是爱得深沉，越是喧闹浮夸，越是爱得肤浅。
就这一点来说，尹莳苏似乎两者都不属于，又似乎两者均沾。一段时间以来，她的内心，我有点看不准猜不透。我们爱过，也恨过，爱恨交缠间，模糊了界限。在回到邓家铺子之前，她一直抱着沉睡的邓浅语，不动声色地坐着，平静的脸就如泛不起一丝波澜的湖面。
而在一大波亲人围过来的瞬间，她则突然火山爆发了一样，嚎啕大哭，伤心欲绝。她的哭，从任何方面都挑不出瑕疵。她不像继母王艳红那么浮于表面，又不像伯母周兰那么深情隐忍，似乎惊天动力的表演中，又夹杂着某些真实情感的宣泄。
她骤然的哭声，吓醒了怀中的邓浅语。邓浅语睁开睡意朦胧的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扭曲着脸哭泣的尹莳苏吓坏了她。于是，她也张大嘴巴，跟着大哭起来。
她仰着头大哭的样子，懵懂而纯真，让人心碎。我甚至能透过她张大的嘴巴，看到她喉咙深处颤抖不止的喉头。我不敢想象，当她明白我不是睡一会儿就醒，而是永远沉睡时，她会哭成什么样。
我能理解那种仿佛被最亲的人抛弃在荒野，举目茫然的心情，因为我经历过。我的母亲桃夭，就是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突然离开我的。我的人生中，那段最为灰暗艰涩的岁月，是如何度过的，我至今不愿回头去想。
一阵忙乱后，在村里闻讯赶来的村人们的帮助下，我的身体被一个有经验的老人，用白布擦洗干净，穿上崭新的寿衣，然后放进了一副事先准备好的棺材里，并密封钉好，刷上桐油。只有做完整套步骤，我的尸臭，才有可能尽量少地飘散在村庄的上空。我知道那是一种很难闻的气味，足以让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我想让父亲邓长青略感遗憾的是，我占用了他十几年前就做好的上等棺材。事后，他还得上山寻找合适的木材，然后请木匠师傅重新另做一副。顺便说一句，在邓家铺子的丧葬风俗里，步入老年的男人女人，为自己准备好棺材，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有些人家，在棺材做好的当天，还会大摆筵席，请邻里乡亲大吃一顿，以示庆贺。我不知道这样的风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估计就算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村人们乐于保持这种风俗，并毫不忌讳地谈论死亡。他们这种面对死亡时，豁达又从容的态度，倒是值得学习，毕竟人终须一死。生命中的有些事情，面对总比逃避要来得理性。
毫无疑问，在邓家铺子这个古老的村庄里，也存在着一些千年不变的陋习。它们就像圣贤的金科玉律，带着一种无法理解的傲慢与偏见，绝对没有通融或商量的余地，没人可以打破。
比如其中有一条，死在外面，或者非正常死亡的人，他们的遗体绝对不可以进入各家的祖祠。尤其是那些死法惨烈的人，比如喝农药、上吊、投水，等等，更加应该严格执行上述条约。
村里曾有老人解释说遵循祖制，上述去世人员没有资格摆放在列祖列宗的面前，只能停放在屋外，或者远离村庄的马路边。现在的我，包括曾经的母亲桃夭，就是遵循着这样的惯例，被摆放在了屋外的桃树下。
记得小的时候，凄风苦雨中，我身穿孝服赤着脚，就着一小把干枯的稻草，独自跪在母亲的棺材前，忧伤又彷徨。我无法理解这一风俗，像是被人毫无尊严地扫地出门。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邓家那个摇摇欲坠的破败祖祠，曾经在我的倡议和主导下，出钱出力地重新修葺一新，并得到过家族长辈们的一致好评。
但我的这个功劳，还是无法与那个古老的规则抗衡。我依旧没有资格面对列祖列宗。
不过，我倒是不在乎这些虚无的名声。我很心安，因为我摆放在母亲曾经摆放的地方，也因为头上开得正艳的高大桃树，是当年我和母亲一起栽种的。现在，它蓬开的树枝，飘洒的花瓣，就像母亲张开的怀抱，迎接着我触摸着我，让我舒适地安睡在她的臂弯里。
当年与母亲栽种桃树的情景，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在我的意识里渐渐消融，如今只剩下一些朦胧又模糊的记忆，像一张发黄卷边的陈旧老照片。记得那也是一个春天，天气乍暖还寒，冷风阵阵，三四岁的我，伸着冻得通红的双手，费力地扶着一株高我几个头的桃树的树干。母亲则弯着腰在一旁用一把铁锹，不停地铲土、培土，以使桃树直直地固定在某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又抬来一桶水，小心地洒在桃树的根部。栽种桃树的整个过程，不过十几分钟，但在我的记忆里，却被无限拉长，延伸拓宽，笼罩着温暖了我的一生。如果生命真的有轮回，真的有所谓的天堂或地狱，我真有点庆幸死去，因为我马上可以见到日思夜念的母亲桃夭。只有在她的面前，我才不需要全副武装地面对这个坚硬的世界。
在邓家铺子，一个乡村葬礼，基本上需要出动全村所有劳动力，才能完成。如果严格按照古老的风俗举行，不落下任何一个流程，那必定是繁琐而又复杂的。葬礼流程的细节，一般由常任主事礼生来安排，他最为熟悉本村的风俗礼仪。村里一有人去世，在接到通知后，他会马上赶去主人家，布置灵堂、在门框上贴白色对联、写请柬，准备相关物件。
同时，他还会派人请来地仙，看风水，选择好下葬地址，然后立刻安排几个健壮劳力，去选址地开挖墓坑。再之后，地仙根据往生者的去世时间，加上生辰八字，推算出一个下葬的良辰吉日。下葬时间的确定，尤为重要，这决定了后续流程时间的长短。我记得村里曾经有一老人寿终正寝，他的后人们为了表达哀痛之情，葬礼在家里足足举行了半个月，直到把全村的人都累趴下。
确定好具体时间后，在征得主人家同意的情况下，主事礼生又会派人请来活跃在乡村葬礼上的各种队伍，比如唱灵歌的歌郎师父、扎纸屋的扎纸手艺人、敲锣打鼓的锣鼓队、唱戏班、电影放映员、渔鼓队，等等。当然，这些队伍，可以适当增减，随意组合。
一切就绪，过不多久，主人家的亲戚朋友，在接到请柬后，就会陆续赶来吊唁。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其中又夹杂着或真或假的尖锐的女人哭声，好一派热闹又凄婉的山村图景。
通常来说，在村里人看来，葬礼热闹或风光与否，既是对主人家孝顺与否的判断，又是对主人家财力雄厚与否的揣测。虽然这种判断与揣测，有其主观的因素，不一定准确，但是村里人不会去深思其中的道理，他们更愿意相信得出来的这种简单又粗糙的结果，并以此为准绳。
在整个葬礼期间，主人家的亲朋好友、各班人马，加上本村人员，庞大人群的接待、吃喝拉撒睡，就成了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于是，一户人家的葬礼，往往就会演变成村里人的一件大事，倾巢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