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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家铺子有史以来场面最为宏大的群殴事件，我没有亲历，因为它轰轰烈烈地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学校读书。有关它的一切想象，都是来自我所认识的人的间接叙述。好几次，我试图和当事人之一我的伯父邓长安谈起当时的感受，他像突然被蜜蜂蜇了一样，迅速弹跳开来，然后岔开话题，避而不谈。毕竟，对于他来说，那不一件多么光彩和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叙说的事情。
而另一位亲历者邓无源，却乐于跟我谈起当年的往事。因为这个事件，他捅了个大篓子，好几年都不敢回到邓家铺子，只能通过给我写信的方式，来了解家里的情况。他说在面对一大帮人拿着器械气势汹汹地扑来时，他的第一感觉还是害怕，想撒腿就逃，越远越好。可是，站在他身旁的舅舅桃几尺却完全相反，他甚至非常兴奋，一扫此前醉醺醺的酒鬼模样，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大施拳脚。
邓无源说在这一点上，他还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的舅舅桃几尺。一听说有群殴事件即将发生，饭桌上醉眼朦胧的桃几尺，立刻两眼放光，来了精神。他霍地一下站起来，前后左右扭了扭脖子，双手交握，活动了一下筋骨，然后轻松地吐出一句话，说好久没有搏击了，刚好可以练一下手。邓无源扶住他站立不稳的身躯，担心地说，都这么醉了，还使得上劲儿吗。桃几尺推开邓无源，摆脱他的搀扶，洒然一笑，说他也忒小看他的老舅了。
在随后的混战中，桃几尺的表现，确实堪称勇猛。当过兵受过格斗训练的他，就是不一样，他比那些街头小混混，有章法得多，也有效率得多。喝了酒的缘故，他左摇右晃，看起来似乎体力不支，可是在出手的那一刻，又快又狠。没几下，他就把两个拿着长长的西瓜刀张牙舞爪的健壮男人，放倒在了地上。他像李小龙一样，发出一声胜利的尖叫，轻蔑地了踢了他们几脚，又兴奋地向其他的人，发起挑战。
至于后来邓无源是怎么把一把锋利的小刀捅进邓正希的下腹的，他自己也不能完全说清楚。他只记得在一片混乱中，他的背后突然传来一股巨大的推力，他站立不稳打了一个趔趄，同时握着小刀的左手，不由自主地往前一伸，顺势就捅进了邓正希的下腹。邓正希嗷嗷地大叫了一声，然后弯着腰捂着流血不止的下腹，摊到在了地上。
客观地补充一下，这样的群殴事件，其实也没有几个人真的想要以命相搏，无非是为了挣回一点脸面。邓正希把一大帮人纠集到我的伯父邓长安的家门口，真实的目的，只是希望获得一个口头的道歉。事情变得不可控制，也不是他所期望的。
一看可能出了人命案件，所有人都慌了。一瞬间，他们像被切掉了电源的机器人一样，停止了打斗。有几个人为了避免将来可能的麻烦，默默地收起手中的器械，趁着夜色，偷偷地溜走了。
我的伯父邓长安从，人群中挤到邓正希的身旁。他低头察看了一下邓正希的伤势，驱散开围观的人群，然后喘着粗气说情况严重，必须得立刻送往医院。在几个人帮助下，我的伯父邓长安，从家里拖出一把靠椅，然后快速地用两根长木板、两条扁担、几根长绳子捆绑着做成了一副担架。他把邓正希抱上担架，韩信将兵一样地点了几个牛高马大的村民，然后抬着他往村外的镇上医院赶去。
从邓正希的身上拔出小刀后，邓无源就一直怔怔地站在一旁的屋檐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桃几尺推了他几下，他才恍然大悟一样地猛然惊醒。桃几尺低声说，还傻站着干吗，赶紧走吧。他说邓正希看样子凶多吉少，现在不走还等到什么时候，等着坐牢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邓无源慌乱了，他看了桃几尺一眼，像要抓住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他嗓音颤抖着问，走？还能走哪里去？桃几尺镇定地说，他本来也是想要带他走的，这下他不得不得跟他走了。在此之前，邓无源听桃几尺说过他在外省做木材生意，并且从他谈话的语气中，他有意带他学着做生意。
那天晚上，邓无源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拿着那个做货郎生意时买的背包，然后跟在桃几尺的身后，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离开了邓家铺子。
半年后的某一天，我收到邓无源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了他的一些近况，信的末尾他用漫不经心的语气问了句家里的情况。我知道他写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探听有关邓正希的后续情况，他担心自己要负刑事责任。确实，他的担心也不是多余，当时大部分人都吓坏了，以为一定会出人命。不过，还好我的伯父邓长安处理及时，他首先堵住了邓正希汩汩冒血的伤口，然后快速送去了医院。也是万幸，邓无源的随手一捅，并没有伤到邓正希的腹部要害，只是有点失血过多。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邓正希住院了一个多月，才痊愈回家。
那场群体斗殴事件之后，最大的赢家，还是邓正希。他不仅借此赖掉了因他造成蓄水池垮塌事件的主要责任，而且还去掉了一个心腹大患——我的伯父邓长安从那以后再也不愿意去当那个费力不讨好的村长了。邓正希乐得如此，他每隔多久就把他一个听话的侄儿，提拔为村长，动作快得惊人。虽然我的伯父邓长安已经下野，但是村民们之间有什么小纠纷小矛盾，还是喜欢找他去裁定、处理。他的忙碌，一点儿也不见少。
邓无源不敢回家，也是有几分道理。因为就算我的伯父邓长安赔了钱道了歉，邓正希还是不肯原谅邓无源，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只要看到他回到邓家铺子，一定找人打断他的腿，让他体会一下生不如死的感觉。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咬牙切齿，脸露凶光，一副吃人的表情，仿佛跟邓无源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当三年后邓无源回来，并答应出大部分资金重新修葺邓家铺子的祖祠时，邓正希立刻变成了另一幅嘴脸，再也没有提到过当年的陈年旧事，还多次把他当成座上宾，好酒好菜地招待，生怕得罪了这尊大财神。与此同时，他还四处宣传，说邓家铺子出了一个大老板，一副与有荣焉的开心表情。
邓家铺子的祖祠翻新，是大二那年的暑假，我刚好在家，见证了其中的一段过程。一个夕阳西垂的夏日傍晚，天边的云霞不停地变幻着各种样子，路边池塘上空的蜻蜓无序飞舞，在邓正希等一众村干部的陪同下，春风得意的邓无源，昂首阔步地走近邓家铺子那个破败的祖祠。那天，邓无源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利落有精神，白衬衫西裤再加黑色皮鞋，就连头发都经过精心打理，油光发亮。他气定神闲地迈着步子，就像一个远道而来的外国元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最惠国待遇。
许久未曾打扫的祖祠，病恹恹地歪斜着身子，像一个垂暮老人。由于无人管理，祖祠的屋前屋后，被各种杂物侵占，大块的木柴、横七竖八摆放的农具、长年堆积的碎屑、青苔中长起的杂草，甚至还有周围邻居豢养起来的散发浓烈臭味的鸡和鸭。
一行人捂着鼻子，小心翼翼地推开布满蛛网老旧又厚重的雕花木门，迈过高高的门槛，鱼贯而入。宽敞的祖祠里，阴暗又潮湿，冒着丝丝凉气，空气中散发着凝滞不开的霉腐味道，夕阳穿过屋顶的破洞挤进来，再透过屋内漂浮的微尘，打在林立的祖宗牌位上，漫射出幽幽的瘆人的白光。走到牌位前的檀木香案前，邓无源神情肃穆地鞠了三个躬，又毕恭毕敬地把一个打翻的牌位摆正，仿佛扶起一位跌倒的老人。
对于这个祖祠，我想邓无源再也熟悉不过，之所以要大张旗鼓地走上一遭，无非是昭告天下，以彰显他的功劳。这是邓正希的高明之处，他知道面子对于一个男人的重要，所以他做足功课，让邓无源在拿钱的时候不再犹豫，并且有了全村人的见证，更不怕他中途反悔和事后抵赖。
那时，还在读书的我，理解不了发迹后的邓无源的一些行为，他跟我认识的曾经的他，完全不是同一个人。首先，他阔气得不仅令我惊讶，也让整个邓家铺子的人，对他刮目相看，钦羡不已。其次，他的言行举止不仅夸张虚浮，而且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云山雾罩，就像一条滑溜的泥鳅。看得出来，他非常讨厌邓正希的前倨后恭，但他又很享受那种被人捧上云端的极致感受，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俯瞰之中。
通常，邓家铺子一有人从外面打工回来，周围的邻居都喜欢赶过来围观，然后众星捧月一样地叽叽喳喳着问些家长里短的话。这样的习惯，从邓家铺子第一代打工人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人们在喧闹中表达着邻里之间的问候和情谊。同时，从打工人的讲述中，留守家中的人们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外面世界的精彩，以及体味打工人在外的酸甜苦辣，并随之流露出各种感同身受的情绪。当然，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小小地满足一下口腹之欲，比如得到一根烟或是几颗糖之类的福利。
你可别小看邻里之间这样的小互动，它同样可以反映出许多的人情冷暖。每年的年底，是打工人返乡最为集中的时间段，平常空寂的邓家铺子，顿时变得喧闹拥挤，散发着勃勃生机。打工人在外混得好还是坏，此时的对比再也明显不过，基本上从各家进出人流的多寡，就能做出大致的判断。当然，这种粗略的判断，肯定不客观和不准确，比如有些人生性冷淡不愿意跟人交流，见到人表情寡淡，又没有大方的表示，那么他在外混得不好的名声，很快就会在整个村子里流传开来，“门庭冷落车马稀”更是必然，但他未必就是在外混得最不好的那一个。而那些穿着光鲜的打工人，见到来人热情地打招呼，并递烟散糖，肯定会给村人们留下混得不错的良好印象，至于他在外是否真的混得好，没人去细思这个问题。
当然，除了人流多寡是一个判断依据外，其它诸如村人们的面部表情，也是一个反映打工人混得好坏的晴雨表。有些计较的村人，甚至可以为少拿到一块糖，而耷拉着脸不高兴半天，并嘟嘟囔囔地说些不好听的零碎话。真是应了那句话，小村庄大社会，一个人无论做得多么到位，都无法讨好所有人，也无法从别人身上得到毫无理由的关爱。
说到这里，似乎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不足以具有说服力。恰好，我的堂弟邓无暇，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邓无暇是我的伯父邓长安最小的儿子，可能因为老来得子的缘故，他被带得娇宠了些，从小没吃过什么苦的人，自然就养成了爱慕虚荣的性格。
毫无疑问，邓无暇也是聪明的，他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可是在初中将将毕业的时候，他不读了，说要去打工赚钱。受同龄人的影响，他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恨不得立刻成行。不得不说一下，他的退学比邓无源更有策略，他不像邓无源那样直接向家人宣布，而是迂回委婉地一点点渗透。整个过程是这样的，他有一个表姨，住在他就读中学的附近，于是，他表姨家就成为了他退学的一个跳板。
有一天，他对我的伯父邓长安说，学校里的床上多跳蚤，晚上完全没法睡着，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他要搬去表姨家睡。我的伯父邓长安不疑有他，说搬去就搬去吧，他的心中还指望他一直读进大学呢，影响学习可是大事情。可是，搬去表姨家住了一两个月，他又透过中间途径传达了他不读书的意图，说要去打工。在我的伯父邓长安反应过来，并打算极力劝阻的时候，他已经和几个同学联系好，一起跟着别人去了南方的某工厂。
就在所有家人担心他是否能够适应打工生活时，年底他时髦又风光地回到了邓家铺子。已经长成大人模样的他，穿着大头皮鞋、硬挺的牛仔衣裤，手腕上还戴着一个大大的黑色手表，他嘴里随时叼着一根牙签或香烟，身子自然歪斜着，痞痞地笑。同时，他人也变得老练了许多，他站在家门口说着别扭的普通话，从容不迫地接待着赶过来的村人们，并一一热情握手，俨然自己是一个归国华侨。刚打工不到一年的他，比村里别的人可大方多了，他不仅细心地给每个家人买了小礼物，还准备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零食，摊在桌子上，随便别人拿，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一个个排着队地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