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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穷人孩子早当家”“年少得志大不幸”。自小经历了清贫、忍受过饥饿的任正非，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表现出自立自强、积极上进的品格，更在父母的伟大和平凡之间认识到了“不自私”的内涵，这的确难能可贵。更难得的是，没有天赐良机、在学校成绩又不算出类拔萃的他凭借顽强的意志，在1963年以中上的成绩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这是他另一种人生的开端。
进入大学，任正非的心思全在不辜负父母恩情上，因此学习十分刻苦。按常理，苦学几年，等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工作单位，赚钱孝敬父母，这一切是可预见的。不过，任正非所在的时代并不允许他这样顺利，更不允许他这样“平凡”。
任正非在大学的前三年时间里废寝忘食，刻苦读书，谁知马上就要毕业时突遭变故，任家上下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霾之中。
任摩逊是知识分子，其背景和职业经历让他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很快身陷囹圄。受难期间，任摩逊常被造反派推到大街上游街示众，头上戴着高帽，脸被涂抹得漆黑，其惨景令人内心震颤。
那时，跟任摩逊有同样遭遇的人有许多，不少人因无法承受身心之苦而选择自杀，可他的脑子里被7个儿女的生活大计所占满，全然忘却了这份苦和难。他给自己打气，一定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自杀无异于“自绝于人民”，更何况自己的长子在读大学，这一切都成了他坚不可摧的生存希望。
在牢狱中的任摩逊心心念念都是希望儿子的学业不会因此受阻，程远昭在写给儿子的家信里也对孩子他爸的遭遇绝口不提。
这时的任正非还不知情，家里的变故都藏在了母亲善意的谎言中。也正得益于程远昭的隐瞒，任正非才能更安心地在学业上步步登高。他将高数的习题练习册从头到尾温习了两遍，在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简易逻辑和哲学等学科上也下了苦功，甚至还选修了3门外语，并将4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奉为圭臬，闲暇之余不断地阅读着、品味着，慢慢地汲取其中的精华。
这段时间，相当于是父母为任正非创造出的安稳时段，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1967年的一天，任正非从一位贵州老乡的口中得知了父亲的遭遇。心急如焚的任正非决定马上回家探望，由于不能买到车票只能偷着“蹭”车回家。
在一路小心谨慎地“扒火车”之后，任正非没能躲过因没有车票而被造反派们痛打或是被列车管理人员赶下火车的遭遇。不过万幸的是，一路颠沛，再加上徒步十几里的夜路，他总算回到了家，目睹了家中的一片狼藉。
幸而，在监狱中被多次羞辱的任摩逊终究被释放了出来，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家庭生活从此就风平浪静。任摩逊每天还要在造反派的监管下做各种苦力，经济上更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此时的任家，每个月的生活费甚至只有10元，其贫困和不堪程度令人唏嘘。
为了分担家里的重担，任正非的6个弟妹不得不外出找活干。可他们太年轻，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活计，换取的薪水也就显得微不足道，支撑家里开销的担子仍然落在了程远昭肩上。
程远昭一边在家里扮演着丈夫的“挡风墙”的角色，一边又要在外面抬土方、挖沙子，甚至做巡道工。肉体和精神长年处于紧张的状态，让她心力交瘁，听力受到损害，还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家中所遭遇的一切，任正非历历在目。痛心疾首之余，他觉得自己愧对父母。任摩逊倒是打起了精神，在困境和压力下仍表现出难得的强大意志，这也给了任正非莫大的勇气。他想到，如果要做一个孝子，就得马上回去继续在学业上深造。
任摩逊不愿让儿子耽搁学业，拒绝任正非在家里多照顾父母几日的请求，催促他马上返回重庆，更把自己穿的翻毛皮鞋给了儿子，鼓励他在最后的大学岁月里不要因心疼父母而虚度。
多年以后，任正非在回忆起这一幕时不无心痛地说：“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
任摩逊在送别儿子返回校园之前，再次叮嘱儿子，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中国的社会讲求的永远都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在知识上过强过硬，未来才能更体面地照顾弟妹、回报父母。
回到学校以后，校内所有的学习活动都因时代的变故若存若亡。任正非不在乎这些，咬紧牙关，在僻静无人之处打开《毛泽东选集》，在伟人的思想里汲取着人生中永恒的积极能量。
除了对毛泽东的著作手不释卷，他还特别喜欢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早年被军事智慧洗礼，使他日后在商场博弈中也更有底气。
特殊的时代使任正非本已苦不堪言的家庭也随之变得更加千疮百孔。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早年的坎坷归咎于时代的不幸，而是将其化为另一种动力：“‘文化大革命’对于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
任正非在命运的泥淖中脱颖而出，在完成了大学所有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后，踏上了崭新的人生之途。